文/王信川

　　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实际上远没有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成功和顺利。即使是某些以“国际化”为标榜的国内著名企业，其海外投资项目的效益也不是丝毫不受质疑的。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指出，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足以产生那么多“走出去”的优秀案例。

　　对一家希望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来说，首先的障碍恐怕在于一系列复杂的政府管制政策。这些政策极大地压抑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热情。而中国政府的管制政策中又有许多条款对民营企业构成了事实上的歧视。问题的另一面是：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鲜有成功案例，它甚至在某个程度上成为了中国资本外逃和腐败的一种手段或途径。

　　同时，抽象意义上的各级政府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显然有所期许，但现实给出的结论是：关于是不是应该走出去，谁该走出去，走到哪里去，惟一具有判断资格的，只是企业自己。政府的期许未必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慢走！慢走！”

　　一位企业家开玩笑道，那些断言“走出去的时机完全成熟了”的人，在更为具体、深入地了解情况之后，一定会说：“慢走！慢走！”

　　“走出去”的时机成熟了吗？

　　在武汉市举行的一次“走出去”研讨会上，一批在外“闯荡”的企业现身说法，给“后来者”鼓劲，有关领导对全市企业也寄予要求：用心去干，用心去闯，“走出去”一定是海阔天空，“走出去”一定是风光无限。

　　力推“走出去”的有关领导，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阐述了“走出去”的迫切性。他们分析道，经济发展必须以需求的扩大为前提，而一个国家的总需求包括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在有效需求不足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制约因素的现阶段，一方面立足于刺激国内消费和投资来扩大有效需求，另一方面也应更加有效地开拓国际市场来拓展新的空间。同时，虽然我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十分有限，像石油、矿产等战略性资源的缺口越来越大，走出去尽可能利用国外资源也是必然的选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徐子健教授也认为，在国外办企业，可直接在国际市场上融资，甚至可以在东道国就地筹资，这样便扩大了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而在海外设立企业，利用当地的生产设施和服务设施，也是间接利用外国资本。海外企业汇回的利润、利息、股息、管理费、使用费以及有关劳动收入等，都是国际收支中收入的一部分。徐子健说，“走出去”是“请进来”的有力保障。

　　尽管“走出去”的重大意义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但我们还是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走出去”的时机并非十分成熟，“走出去”尚处于萌动阶段。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赵晓博士说，如果“走出去”就很容易生存，则说明国内市场有问题；走出去不是“放卫星”，企业要冷静，政府也不要刮风。

　　英国学者邓宁认为，一个国家在其投资发展周期上存在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外来投资和对外投资都很少或者没有，因为没有独特的技术，对外来投资也不持欢迎态度；在第二阶段，国内经济有了发展，开始吸引外资，而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很少，并且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外国技术或“购买”进入外国市场的权力；在第三阶段，本国企业逐渐成长，外来资本和对外直接投资都在增长，该国在直接投资领域开始参与国际分工；第四阶段，该国成为直接投资净输出国，对外投资大于外资的流入，这表明该国企业的资金、技术实力都十分雄厚。有关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对外投资水平处于第二与第三阶段之间，但仍偏重于第二阶段。据他们分析，在今后的5-10年中，我国的对外投资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解释就更为直观。他说，一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一旦达到2000美元，从国际经验来讲，产业结构就应该进行调整，把一些生产能力过剩的企业移至海外，以更低的成本来获取更多的利润，但目前中国人均年收入只有900美元。虽然上海市的人均年收入达5000美元，广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的人均年收入也达到2000美元左右，但总体来看，我国对外投资还没到大规模涌动的阶段。

　　还要跨过哪些“坎”？

　　——企业的软肋

　　“走出去”战略，是政府倡导、鼓励的一种企业行为，但是“走出去”的主体是企业，企业自身的情况才是决定“该不该走”、“该怎样走”等问题的关键。林毅夫指出，在我国“走出去”的6000多家企业中，不乏有影响的企业，但“走出去”的成功的案例并不多。尽管我国这些年经济飞速发展，但企业的成长依然趋缓，要成功“走出去”，还有一段路要走。

　　学者张伟在对《财富》2000年世界500强企业的研究报告中谈到，中方大企业的主要差距在于企业资产规模过小，效益规模不够。2000年中国前500家企业(集团)的营业收入仅相当于世界前500家的7.3%，其中中国500家第一名的营业收入相当于世界500强第一名的21.4%，中国第500家的营业收入相当于世界第500家的6.6%。

　　这在我国汽车行业体现得更为明显。据统计，1995年我国汽车生产企业达751家，这个数量可以高踞全球第一，但其中年产超过5万辆的厂家只有6家，当年全国汽车总产量不足150万辆，小于“全球500强”上榜汽车企业中任何一家的产量。1997年，汽车生产企业降为115家，但仍只有5家产量超过10万辆，而通用汽车公司当年的产量达830万辆。没有效益规模，也就难以有成本的优势，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外投资的规模难上去。据徐子健介绍，当前国际上单项投资项目的平均投资额，发达国家为600万美元左右，发展中国家为450万美元左右，而我国只有约60万美元。他认为，我国企业扩大规模、壮大实力，是“走出去”形成气候的先决条件。

　　研发水平低、缺乏技术优势，是我国企业的又一个“软肋”。据统计，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费用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在1990年时平均为1.38%(近年来最高值)，而“全球500强”美方上榜企业是5%—20%。据有关部门测算，约有2/3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没有建立研发机构，各类工业产品中新产品销售额的比重平均只有8%。这表明一个基本的事实：国内广大企业还远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其直接结果就是，我国的对外投资企业，多数为贸易加工型，产品也大多进入低端市场。

　　国家技术监督局的检测数据显示，目前不少工业行业的整机、成品类产品的品种少，在可靠性方面与国外同类产品的差距较大。如国产数控机床的整机可靠性一般为100—-360小时，而国外同类产品达367-600小时；我国载重汽车轮胎的使用寿命一般为5万-6万公里，而国外先进水平为10万公里以上；国产重型载货车锥齿轮的使用寿命为3万-5万公里，而国外产品为8万-10万公里。因此，尽管中国工业品的产出量很大，价格较低，不少产品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能够占有不小的市场份额，有的产品出口增长较快，在国际市场开始占有一席之地，但从国际比较看，中国许多工业产品的价格/性能比都居于劣势。

　　据国家经贸委一个关于“走出去”战略的调查报告，相当多的企业在“走出去”时还缺乏具体明确的发展目标和规划，国际投资经验匮乏。据透露，三九集团1993年投资马来西亚建立药品加工厂，由于不了解该国药品生产、销售要经伊斯兰组织认可，最终导致投资失败；康佳境外投资的第一次尝试——在印尼投资办厂，也因为缺乏经验而未获成功；江苏小天鹅电器公司、开源机床集团等都有过因合作伙伴选择不当而影响投资成功和效率的教训。TCL总裁李东生说，如果一家企业要在一个市场长期站稳脚跟，不断提高市场份额，很重要一点，是要对当地的市场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据李东生介绍，TCL当时看到印度人口众多，未来市场潜力巨大，因此于2000年5月在印度成立合资企业，搞带料装配，推广TCL产品，目前在印度的市场份额达到7%，销售额达5000万美元。

　　战线拉长、跨国作战之后，许多企业对跨国管理也是一头雾水。据了解，“走出去”的企业大都重视国际市场，几乎每家企业都对海外公司实行特别待遇。除了薪水，在日常工作中也另眼相看。一家公司海外事业部的员工说，以前在国内研发中心，想领一部手提电脑非常困难，现在到了海外，想要就要，想换就换。就这样，在鼓励海外员工的同时，财务控制过松、成本上升、滋生腐败等问题也出现了。一家设备制造商海外部的后勤人员对长驻国外的同事甚为不满：“泰国办事处每人住一栋楼，太奢侈了，其实根本没必要。他们经常不接听电话，山高皇帝远，我们也根本控制不了。”

　　专家指出，“走出去”不能单凭热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立足的法宝还是靠核心竞争力。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张祥指出，“走出去”的企业要有自己的核心产品、核心市场和核心技术，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才会有立足之地。鉴于我国目前企业的实力，许多专家建言，企业在“走出去”时还是应三思而后行，仅凭一腔热血是支撑不了多久的。

　　——政策的误区

　　有分析认为，在企业“走出去”上，有关方面政策一直处于“两面不讨好”的境地，需要政策支持的地方尚待完善，而需要“松绑”的方面却规定得细致入微。据国家经贸委的调查报告显示，对待“走出去”的企业，我们尚缺乏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风险不能提供充分的保护，使得一些在政治风险较大国家投资的企业，遭受了经济损失却得不到补偿。中兴通讯就深有感触。几年前，中兴在刚果(金)投资一项目，合同签订后刚果(金)发生政变，致使项目两年没有结果，由于没有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投入的资金也就打了水漂。据说，不少当年进入巴基斯坦、刚果、南斯拉夫等发展中国家的厂商，由于这些国家局势动荡，经常发生动乱，中方工作人员一直提心吊胆，等动乱结束，合作方已改朝换代，以前努力付诸东流，甚至签好的合同也作废了。

　　据了解，在上海，有英国投资局、香港贸发局以及日本许多地方政府的事务所，这些都是政府非赢利机构，发挥着引导本地区企业来华、来上海投资的积极作用。而我国许多投资海外的企业，在很长时期内都像无头苍蝇，以某企业家的话说，“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在外面的事情只能靠自己干”。有关资料表明，我国大约有1/3的行业和一半以上的企业对国际标准体系和营销惯例等不甚清楚。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建议，国家应尽快建立投资咨询机构，帮助企业展开跨国业务，以解决企业信息不足的难题。

　　国家经贸委的报告还提到，有关鼓励企业开展加工贸易的政策文件原则性规定多，能真正落实到企业的少，扶持政策范围有限，“杯水车薪，可望而不可及”。国家对海外投资尚无明确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导向等，结果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各自为政，对外投资的随意性很大，造成海外重复投资，恶性竞争，影响了境外投资的整体效益。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谈到，过去一年中，越南市场上的重庆摩托车相互杀价，价格从800多美元狂跌至300多美元甚至更低，而日本摩托仍然坚挺在2000多美元，他很担心，日本商人待重庆企业内战至筋疲力尽，再突然发力一击，后果就不堪设想。“独在异乡为异客，最怕他乡遇老乡”，尹明善提议尽快成立重庆摩托协会。今年“两会”期间，重庆龙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韦云隆代表也曾提到，现在许多企业一出口就打价格战，很容易被指责为倾销，他提议出台相关政策进行协调，统一对外，避免恶性竞争。

　　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又显示出我国政策一贯的“周密”。据了解，企业“走出去”的审批要经过多部门(至少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外汇管理局、国家计委、公安部等)、多层次(地方初审后报中央审批)，而不同投资方式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也得经不同部门审批，境外加工贸易由经贸部门负责，生产项目由计划部门负责，贸易公司和代表处由外经贸部门负责，项目最终还得由外经贸部门“把关”。审批手续繁杂，审批时间过长，加上部门之间互相推诿，通常一个项目审批需要4-6个月时间，长的要花上一两年。这种状况很难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需要，甚至会影响商机。浙江一家民营企业，1998年初开始申请在南非投建一个运动鞋生产厂，到2000年批下来时当地的运动鞋市场已经趋于饱和。该企业的负责人说，国家天天鼓励企业“走出去”，而一旦打算“走出去”时才发现，这句话的背后还有这么长的弯路，“要走出去”还真不容易。据了解，有关部门已砍减大量审批事项，开始实行“集中受理、阳光作业、限时服务”，但审批面临的程序多、效率低等老问题仍尚待解决。

　　此外，由于我国一直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企业在境外投资、用汇的审批程序繁琐，限制依然很多。有专家建议，国家应对“走出去”的企业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支持跨国经营企业采取多种融资方式在境内外获得国际化发展所需的资金，对于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项目和重点扶植的跨国经营企业，在国家境外投资年度用汇额度内，保证其境外所需外汇。力帆集团企划部副部长陈荣说，由于外汇管制，出国时身上只能带2000美金，而常常在国外一蹲就是两三个月，因为经费不足，办事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广东省外经贸厅厅长梁伟发在今年“两会”上谈到，企业现在很想“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但政策不配套，法规跟不上，他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制订《境外投资法》，对境外企业的审批、外汇、税收、海关、护照及签证等予以明确的规定。

　　一位企业家开玩笑道，那些断言“走出去的时机完全成熟了”的人，在更为具体、深入地了解情况之后，一定会说，“慢走！慢走！”其实，“走出去”是一个必然的阶段，但为了这个阶段的到来，还需做大量务实的工作。

　　走到哪里去——

　　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真正有资格决定“走到哪里去”的，不应是政府、专家和媒体，而应该是企业自己。

　　6月初，一家大报将张瑞敏和柳传志放在了一起“碰撞”：在对待我国企业如何以及何时“走出去”的问题上显示了“截然相反的攻守战略”。张瑞敏主张主动出击，高举国际化大旗，大刀阔斧地将海尔品牌推向世界；柳传志则表示，只要时机不到，联想绝对按兵不动，否则在国际市场上就只得“把金子当成银子”。张、柳之争的报道使版面更有了“看点”，但这仅仅是问题的表面，这一小块儿文章隐含着一个重大话题：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要不要一举杀入发达国家？无限风光在险峰？

　　海尔这些年在外闯荡的经历似乎给出了答案。海尔集团从1998年开始重点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目前在全球拥有56个贸易中心、15个设计中心、7个工业园、46个工厂、5.3万个销售网点。有统计数据显示，海尔在全球白色家电的竞争力居世界第六位，全球冰箱品牌排名第二位，全球洗衣机品牌排名第三位。最具轰动效应的是，3月4日，海尔斥资1450万美元，一举买下了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黄金地段的格林尼治大厦，作为海尔在北美的总部。张瑞敏称，这说明海尔品牌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公司要在美国“扎根下去”。

　　在美国市场上，海尔的“走出去”战略似乎初见成效。海尔1994年打入美国市场，当时只是通过一家经销商出售电冰箱。2000年海尔投资3000万美元，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坎姆顿设厂生产家电产品，2001年它在美国市场的销售总量达到150万台，美国的生产厂实现了当年赢利。5月13日的《福布斯》杂志介绍说，现在海尔集团通过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商场和上千家经销商销售250种不同型号的家用电器，它生产的小型家电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50%。

　　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赵晓博士却表示，“有些看不懂”海尔在美国的表现。据赵晓分析，中国劳动力成本很低，在国内开工厂是很有利的；海尔到美国投资建厂，我们这一本土化的优势就丧失殆尽，就得“以己之短，克人之长”，跟人家拼资金和技术。赵晓说，他搞不懂的是，海尔为什么不在美国搞研发，吸收当地的优秀人才，消化当地先进的技术，收集当地的市场信息，国内生产，产品既具有针对性，又有成本的优势，方可“以夷长技以制夷”；以力帆董事长尹明善的话说，“用国外的油炸国外的骨头”。

　　3月14日的《华尔街日报》以《中国的秘密武器》为题，报道了中国“既能干又廉价的劳动力队伍”，还说“不仅低技术产业，连高技术产业也正在纷纷从其他国家转移到中国”。对此，张瑞敏用他的“逆向思维”作了解释：外国公司之所以到中国来是因为在其资源组合当中，最缺少的是廉价劳动力。对中国企业来讲，虽有廉价劳动力优势，当很多的外国公司来中国设厂，廉价劳动力就不再是中国企业独特的优势了。所以海尔的战略是“先难后易”，先在发达国家创出名牌，再以高屋建瓴之势进入发展中国家。张瑞敏说，海尔到美国去，虽然付出比较高的成本，但获得的是需要的技术和人才。

　　有学者认为，劳动力价格与劳动力素质、劳动条件以及劳动效率是紧密相关的，美国同等情况下的劳动力成本可能是我国的5倍，但其生产力、劳动效率却可能是我国的10倍，企业获得的效益总体上是增加的。但美国的市场相对规范，市场透明度较高，企业行为相对单纯得多。正如一位准备上市的高科技企业老总所说，在国内上市，我需要花多少时间和多少钱都不知道，最终能否上市也不知道；而在发达国家不一样，时间是确定的，费用是确定的，最终能否上市也会有清晰的时间表。据张瑞敏透露，海尔进入美国市场，主要是希望利用美国市场的优势，迅速打响海尔的品牌。许多国内企业家也抱着同样的信念：在美国市场打拼才能真正展示企业的实力。“老在国内混，没有出息”、“不进入美国不算好汉”，宏基老总施振荣的说法代表了众多企业家的雄心。

　　有人把国内市场比作游泳池，把发展中国家市场比作大河，发达国家市场则是汪洋大海。“到中流击水”，中国有实力的企业挺进竞争最剧烈的发达国家市场，是企业自身成长的需要，也国家经济实力壮大的需要。有专家说，美国、日本、西欧市场与我国市场的互补性强，如果我们“避实就虚”，低端产品高端市场走，会找到发空间的。

　　但一位自称“悲观者”的专家认为，国际舞台上的中国企业仍像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企业。一方面企业规模普遍较小，资金和技术实力不雄厚，跨国经营的人才短缺；另一方面企业的经营机制离国际规范也相距甚远，如果贸然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就无异于绵羊落入狼群。TCL总裁李东生说，TCL也曾经认真研究过美国市场；美国市场比较成熟，市场也很大，但成长很慢，而且被几个大的经销商瓜分得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去攻打，成本太高，也不太容易成功。施振荣也曾透露，宏基进入美国市场时，遇到了很多挑战，虽然业务增长了一些，但经营得不是很有效益，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吃了很大的亏”。与此同时，一段时期以来，美、日、欧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就是在我国加入WTO以来，双边的摩擦也有增无减。由此看来，“险峰”并不一定有“无限风光”。

　　事实上，海尔在国际市场上的“无限风光”近来也遭到国内外的质疑。美国《商业周刊》披露，“海尔以700万美元并购的意大利冰箱厂，根本不能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海尔在国际上的现金流一定是负数，他们必须从中国公司抽调资金，但会损耗市场份额”。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南方周末》还予以了全文转载。纽约培基证券的一位家电分析师说，“作为一个品牌，海尔在美国并没有多少知名度。人们可能会购买宿舍冰箱，但不会花一大笔钱去买一个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厂家的产品”。赵晓认为，国内企业不讲诚信惯了，消费者和媒体的监督也不充分，但要“走出去”就必须遵循国际惯例，能经受国际上挑剔的眼光的考验。赵晓说，海尔如果想成为国际的海尔，就应该对《商业周刊》的报道加以解释。

　　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就像农户人家的几个孩子，一个在家干活，一个在县城打短工，一个到沿海大城市见了世面。在家里老老实实的孩子会被认为“没出息”，在县城的孩子凭力气挣一个是一个，在大城市的孩子比较风光，吃的穿的都上了档次，但兜里能剩几个钱还真不好说。但是对企业而言，“挣钱”无疑是第一位的。亚信科技副总裁韩颖认为，国内企业家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很多人一腔热血，想做中国的IBM、中国的微软、中国的麦当劳，急急忙忙地卷起行囊就“出国”了，但目前最重要的还是树立一种冷静的、以价值为取向的公司活动观。

　　“农村包围城市”？

　　在5月底的一次峰会上，经济学家林毅夫谈到，国内企业在寻找投资项目以及投资地区时，应该本着“慢半拍”的原则，即选择那些在经济发展程度比国内稍逊的地区，起步略晚于国内的项目投资，从地域上看，东欧、中亚以及南亚、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是中国企业理想的投资对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徐子健教授也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相近，产业结构差异不大，对我们企业来说，适应很快，技术适用性强，而且这些国家一般来说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持合作态度，故而使我国的对外投资企业也具有了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徐子健赞成“农村包围城市”的“走出去”战略，从北欧、东南亚、南美开始打入各地主流市场。而据有关部门透露，阿盟、南非、尼日利亚、古巴、智利等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向我国有实力的企业发出了邀请投资的信号，明确希望在轻纺、家电、机电、医药等产品的加工生产和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等方面与我国企业加强合作。

　　上海市经委在2000底对该市企业海外投资的调研报告中提到，进入90年代，上海市发展海外经济首先是开拓东南亚市场，主要集中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其次是开拓南非市场，在南非兴办了20多家生产加工企业，把上海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带出去，在当地组装和加工生产，销往南非和非洲南部市场。

　　华为也是在不经意之间捕捉到了在埃及的商机。三年前，埃及的固定电话普及率只有10.8%，移动电话普及率只有3.8%，电信技术比中国落后10年。华为公司在1999年初参加开罗电信展时，发现了这一巨大的市场，2000年3月在埃及设立了联络处，2001年又把中东北非总部迁到了开罗。不到两年，华为公司在埃及的销售额就超过了1000万美元，并在当地设立了产品技术中心和用户服务支援中心，建立了用户培训基地，业务辐射到埃及的周边国家。华为负责人对在埃及的选择感到十分满足，“中东、北非地区电信设备和技术的市场前景非常好，我们的营销收入所占的份额会越来越大”。

　　有调查报告显示，随着中国同拉美国家政治、经贸关系的不断加强，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企业和公司看好拉美市场，远涉重洋来到太平洋的彼岸积极探索投资办厂，寻找发展机遇。格力电器股份公司从1998年开始涉足南美第一大国巴西。2001年6月，格力公司在巴西北部的马瑙斯自由经济贸易区投资3000万美元、年产20万台分体空调的组装厂正式投产。这是巴西政府批准在国内设立的第一家分体空调生产厂，弥补了巴西家用电器工业不生产分体空调的空白。经过3年多的努力，格力空调在巴西20多个大城市的主要高档电器公司、大型超市设立了专卖柜，销售网点遍布24个州并建立了50多个服务网点，拥有200多家代理商，近1000家经销商，在巴西市场占有了一定地位。

　　有专家认为，拉美地区有5亿多人口，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2万亿美元，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市场。比如家电，尽管拉美家庭家用电器的普及要比我国起步早，但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品种、式样上都已明显落后于中国，家电产品更新换代将会随着拉美经济趋于稳定和好转而出现新的热潮。有关人士指出，国内的冰箱、洗衣机、彩电等家电企业如能审时度势，利用现有的先进技术、设备到这一地区投资生产，完全可以依靠价格和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带动拉美国家家电产品的更新换代。

　　在武汉市的一次“走出去”研讨会上，企业家们提出，重点瞄准非洲、南亚、南美、东欧、独联体等市场，因为这些地区资源比较丰富，加工制造业相对落后，劳动力成本低，投资空间非常大，而他们对外来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等大都持欢迎的态度，甚至政府还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中国政府也跟这些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又为中资企业营造了有利的政治氛围和外部环境。

　　据统计，在越南，目前中国的投资项目达142个，合同投资金额达到2亿多美元，而像TCL集团、新希望集团、江苏江动集团等一批企业，看好越南市场的前景，克服了多方面的困难，在越南投资发展，以自己的优质产品和良好的售后服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力帆从1999年进入越南摩托车市场，在2001年销售额达1.17亿美元。有一个粗略的统计，目前中国摩托车占有越南市场的80%，其中力帆摩托占到60%。越南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胡国飞曾对媒体说，在越南，“力帆的牌子比本田响”。力帆有关人士介绍说，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贴着力帆牌子的彩电、洗衣机等家电的销售额已近100万美元，力帆的贴牌防盗门等其他商品也很快在越南上市，贴牌家电外销让“力帆”这块牌子在越南物尽其用。有专家指出，海尔力争在发达国家打响品牌，而力帆、海信、华为等在发展中国家同样创出了名牌，但他们与海尔相比，付出的代价更低，走得也更容易。

　　据此分析，作为处于第三级的力帆集团，把主要目光集聚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摩托车工业欠发达国家，如东南亚、中东、南美等地区。

　　两年前，南联盟战后重建，国内有媒体打出动人的“口号”：“到南联盟赚钱去！”这着实让许多企业家激动了一阵。但很容易被忽略的是，发展中国家诱人的市场背后也布满陷阱。香港的亚洲电视台曾作过系列纪录片《寻找他乡的故事》，记下了华人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身影。一组组镜头告诉我们，海外市场的种种风险，让许多身处他乡的中国企业家在商海中翻了船。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并不稳定，市场秩序混乱，消费者心态也不成熟。虽然发展中国家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也急需引进外资，但为了保护民族工业又对外资设置了种种限制；加上走私盛行，关卡重重，官方办事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走出去”的企业一不留神就可能陷下去。

　　3月底的《远东经济评论》上一篇《中国资本涌入东南亚》的文章，引用了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的肺腑之言：“华立从未考虑过在印尼投资，他们的排华情绪太强烈了，那里的中国人都没有安全感，我如果把员工送到那里去，也很难对他们的安全负责任”。同样，像在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猖獗的黑社会活动也使许多企业家望而却步。

　　从现代化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确实是僻远的“农村”，发达国家是世界的“城市”，但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只要兢兢业业，找准了门路，都是可以“致富”的。有学者指出，真正决定“要不要走出去”、“走到哪里去”的，不应是政府、专家和媒体，而应该是企业自己。赵晓博士也说，企业“走出去”是一个很复杂的决策过程，不仅要考虑当地的优惠政策，还有安全性、投资回报、进入产业、劳动力、市场以及各种规章制度等，战火纷飞的国家是没人去投资的，免税的沙漠里也不会有人去建厂。从广东省对“走出去”企业的调查来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是设立贸易公司和科研开发机构的首选地，东南亚、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开展境外加工贸易的热点地区。

　　事实上，任何一个睿智的经济学家都不可能为一家企业的市场把准脉，中国企业“走出去”应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情。

　　谁真“走出去”了——国企？民企？

　　如果在国内就被打得节节败退，“走出去”之后又怎能成常胜将军？

　　近两年来，大批的国有企业对“走出去”都充满了热情，但最近，这股热情被泼了一盆冷水。5月22日，经济学家林毅夫在美国道·琼斯公司主办的“2002工商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应该以民营企业为主。林毅夫说，在中国资本对外输出的新潮流中，一些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也有许多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以失败告终。

　　林毅夫的演讲在会场引起不小的震动。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走出去”的主力军，肩负着为国争光、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的重任。正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马富才所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应当具有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的风范，到国际市场上为国家创造财富、赢得荣誉。事实上，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走出去”的6000多家企业中，国有企业差不多占了80%，像海尔、康佳、中石油等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小起波澜的企业，还一直被国内作为“走出去”的典范。

　　是“窗口”还是温床？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金碚在一篇报告中指出，在我国各类企业中，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竞争力相对较高。金碚提到，几乎每一次技术检查和市场调查都表明，国有企业产品的平均质量高于其他类型企业，1999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抽查了7485家企业的218类8905种产品，合格6973种，其中国有企业抽样合格率为87%。目前，主要产业的排头兵企业大都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我国大多数的名牌仍然由国有企业所创造和拥有。从早期的出口贸易，到后来设海外代理处，到直接投资办厂，国有企业一直走在前列，也成了国内企业了望世界的窗口。

　　有分析家认为，国有企业成为走出去的主力，是有历史原因的。建国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对国有企业可以说一直是关怀备至，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一批国有企业在呵护下逐渐成长起来，像彩色电视机、家用电器、电脑整机等行业中的优秀大中型国有企业，已经初步具备同外国大公司直接抗衡的实力。1999年，进入《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排名的中国大陆9家企业几乎全部是行政性公司或国有独资公司。这些国有企业的雄厚的资金实力使它们有了“走出去”的底气。1月18日，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斥资5.85亿美元，收购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瑞普索公司在印尼的部分油田资产。这桩堪称“大手笔”的买卖，是中国企业迄今规模最大的跨国并购项目，令大多数国内同行叹为观止。

　　据知情人透露，中国国有企业在“走出去”的项目审批、投资额度审批以及外汇管理等关键环节，都较民营企业容易。据透露，国有企业“走出去”，1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在省一级审批就可以，民营企业无论在国外投资规模多大，都要国家两部委(经贸委、外经部)批准，还要交高于投资额的保证金。许多省市政府年年组织商务考察团、举办投资洽谈会等等，为海外投资企业牵线搭桥，但真正受惠的主要还是国有企业。业内人士说，国有企业是以国家的名义“走出去”的，国家在相当程度上负责了它的安全、它的生存和发展。

　　但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赵晓博士却对支持国有企业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说，国有企业走出去是不是更有竞争力，是不是更会有发展前途，看看它在国内市场的表现就明白了，如果在国内就被打得节节败退，“走出去”之后又怎能成常胜将军？相反，它在国内养成的种种毛病，到了国外也是不会自然消失的。赵晓认为，导致我国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的最主要原因，是长期缺乏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没有竞争就没有竞争力，竞争力必须在竞争过程中形成，像电信、航空、金融等行政性垄断行业，卸掉保护伞之后，在国际市场上就会不堪一击。

　　林毅夫也谈到，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缺乏经验、好大喜功、缺乏人才、官僚作风、激励机制不健全以及资本外逃等等，是投资失败的通病。这六大通病的具体表现就是对海外环境不了解，缺乏考察，盲目建项目、盲目投资；不从企业实际情况出发，总想和当地最成功企业竞争，不能扬长避短；缺乏适应当地市场需求的实际人才；经营管理不能完全市场化，仍然处于半政府状态；分配不公，监督机制不完善；以及恶意转移国家资产等。

　　据有关人士透露，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家投资在许多地方设立了中国商品分拨中心，仅在非洲就设立了11个这样的中心，每年国家投资300万美元。虽然这些中心是国家投资企业经营，但由于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先买房，再建厂，至于回报如何，考虑得就不是那么多了。十几过去，这些中心几乎无一成功，国家出的钱也大多打了水漂，有的还负债累累。有消息说，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一个自由贸易区，有几座中国企业建造的仓库，仓库外门可罗雀，大门紧锁，里面存放的音响、运动鞋、手工工具等物品已经放了将近10年。据中国驻埃及使馆说，许多前往埃及考察的国内企业，业务还没眉目，就先设一个机构，每年花的冤枉钱在10万美元以上。业内人士说，大中型国有企业在国外设办事处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少国有企业动辄就在纽约、巴黎、东京等大城市城市摆摊设点，虽然没有多少事可做，但极大地方便了厂长经理们出国考察、旅游，甚至还方便子女们在国外上学。

　　赵晓博士说，不少国有海外投资企业逐渐由“窗口”变成了“温床”。他说，以前国有资产还只能悄悄地从“后门”逃，而现在在“走出去”的幌子下可以大摇大摆地从“前门”走了；然而到了国外，国有资产流失的规模会更大，也更难以控制。国家经贸委经济法规司去年对广东、江苏两省“走出去”战略的调查报告中指出，一些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转机建制，产权关系尚不清晰，经营机制尚未完全转变，导致对境外投资企业监管约束不力，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据国家审计署透露，2000年对1290家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中型企业进行审计，查出国有资产流失229亿元人民币，占这些企业国有资产总额的3.4%。另一个数据是，从1997年至1999年，我国资本外逃达530亿美元，以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官员的话说，中国资本外逃占同期国际收支总额的3%左右，占国际收支对外支付的6%左右。当然，有官员解释说，不能把资本流出都看作是资本外逃，资本流出中大部分是经过批准的合规的流出，比如，经过批准的直接对外投资就不是资本外逃。事实上，一些“走出去”的国有企业到底花了多少冤枉钱，谁也无法说清楚。

　　国务院派驻国有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李士忠从1998年至2001年，先后稽查和检查了7个企业。他根据稽查和检查过的国有企业的情况总结说，国有企业责、权、利不明确，不能精打细算，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不感兴趣。李士忠认为，国有资产流失的最主要原因是国有资产出资人不到位和对国有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徐子健认为，我国境外投资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在境外投资领域中立法和执法力度不够，从而难以惩处境外投资企业的不良及违法行为，难以有效地保护境外国有资产的安全。有人说，国有企业要“走出去”，得先“洗洗澡”，否则国家受了损失，自身也难发展。

　　民营企业的机会？

　　林毅夫认为，海外投资应该以鼓励民营企业为主，其原因在于私营企业大多产权明确，规模相对较小，善于在海外市场中寻找缝隙生存。在3月份召开的“两会”上，也有代表提出，民营企业经营者头脑灵活，能吃苦，敢冒险，能够比较快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民营企业应当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探路者。

　　民营企业家、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曾谈到，民营企业灵活的机制开始吸引大批精英，习惯了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的民营企业风险意识较强，市场竞争经验丰富，更为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兜里的钱是一个一个攒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在“走出去”问题上会慎之又慎。

　　黄宏生说，创维在国外设厂走的一条和别的企业不同的路子，不自己独立办厂，而是与当地有实力的商家合作，创维提供设备、技术，对方出资金，并负责销售。这样就利用当地商家进行低成本扩张和渗透，同时又达到转移风险，有效化解因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所带来的经营风险。据了解，创维在墨西哥建成的工厂，一年多来运行非常成功，创维对北美的出口也一下子从去年的5万台提升到35万台。目前，创维正在墨西哥建第二条生产线，在欧洲和中东也在物色设立新的工厂。

　　赵晓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5年后在国际市场上真正长大成人的应该是中国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运作比较严谨，市场触觉也非常灵敏。

　　华为就是一个例子。6年前的俄罗斯，电信网相当落后，大量网络还是采用属于模拟技术的空分制式交换机。华为发现了这个大市场，立即派遣了几个工作人员在莫斯科收集市场信息。随后，华为在当地设立办事处，开始了拓荒之路。今年初，在俄罗斯移动运营商MCT的招标中，华为中标，一举获得一个6600万美元的合同，华为将为其提供移动交换机和基站设备。这意味着中国的GSM设备首次大规模进入俄罗斯。早在1993年，华为就在硅谷建立了一个芯片研究所。1999年，他们在美国的通讯走廊达拉斯开设了一个研究所，专门针对美国市场开发产品。近10年来，华为的产品已经进入德国、俄罗斯、西班牙、新加坡、泰国、韩国、巴西、肯尼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1年，公司海外销售额为3.3亿美元，占总销售额的1／10强。华为负责人甚至说，3至5年后，华为的海外销售额将提升到总收入的35%。

　　如此看来，是不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市场就靠民营企业来支撑了？有专家说，民营企业的发展也不容乐观，正如一份研究资料所示，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寿命是45岁左右，而我国的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5岁多，民营企业身上还有许多问题。

　　有人是这样描绘民营企业家的：往往身上有着某种英雄主义色彩，有着强烈的个人魅力和号召力，思想解放，敢想敢干，但他们不够职业化，到企业做大的时候，家族制经营就严重阻碍企业成长。

　　农民出身的宁波吉利汽车公司董事长李书福曾透露，吉利集团前总裁李书斌，是他哥哥，虽逐渐淡出，不直接介入企业经营，但他家族中的人仍持有集团股票。吉利汽车公司总经理廖雪中，跟随李书福打拼多年，交情深厚，也是吉利汽车股东之一。但是现在，身陷危机之中的李书福已意识到，聘任优秀经营者管理企业，走向现代企业制度，势在必行。

　　据统计，到2001年底，全国共有民营企业208万家，总资本1.5万亿以上，产值也在1.5万亿以上。但从经营规模来说，它们整体上均算不上太大(与大型国企相比)，其中73%的企业年销售额低于20亿元人民币，而其中的64%利润少于1亿元人民币。从资产规模来说，64%的企业资产总额介于人民币5亿元至50亿元之间，但扣除负债后，差不多有一半的企业(48%)只有约1亿元至5亿元人民币的净资产。从员工数量来说，80%以上企业的员工数量少于3000人。除此之外，资金规模较小也是民营企业的一大硬伤。有数据表明，跟其他类型企业相比，民企的平均注册资本比国企少一半以上，更不到中外合资企业的十分之一。可以想见，规模普遍偏小的民营企业，在惊涛骇浪的国际市场中，一个小小的旋涡就很可能使其葬身海底，就更不要说跟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硬碰硬”了。有人认为，民营企业要走出去，当务之急尚需扩大规模，形成产品经营、品牌经营和资本经营并举的格局。

　　专家认为，不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如要“走出去”并能持续发展的话，都必须遵循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因为在国际大舞台上不仅仅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涉及到企业背后的机制。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有在国外蒸蒸日上的，但也不乏铩羽而归的。最终决定企业在海外能否蓬勃发展的，还是企业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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