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哲远

　　一个人皆五常的世界也许将会疯狂，一个无法容纳五常的世界则注定意味着死亡

　　中国经济学界的霍金、伯林抑或潘恩？作为“他者”的张五常，其最大意义在于凸显了中国语境下有别于胡、鲁人生图景的“第三种可能”。

　　为什么是张五常？为什么是现在？“张五常现象”是一连串事件。

　　这是一个惟优“秀”者才能生存的时代。葛鲁夫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与优“秀”者如张五常相比，这似乎不够潇洒。

　　“时势造英雄”，因“发展是硬道理”、“数字管理”而获得空前话语权的经济学家成了我们时代最权威的发言人，并有望成为继朦胧诗人、娱乐明星后新的风尚代言人与“最可爱的人”。以“新文化”改造“旧传统”的理想成了世纪背影，制度经济学成为“显学中的显学”迎来其花样年华，时代的季风正悄然转向。

　　对我们这个有着浓厚文人传统的国度来说，经济学思维不啻为一种异质稀缺资源。张五常开启了经济学的“白话文革命”，80年代一度洛阳纸贵的小册子《卖桔者言》，“润物细无声”地影响了中国一代改革者及青年学子。

　　对一种“枪打出头鸟”的文化，张五常的姿态几乎是颠覆性的：“最佳、最劣、最受欢迎的教授”、“为过瘾而搞学术”……在这位鲜活而张扬的卡通式经济学天才身上似乎可以看到以赛亚·伯林的影子，“狐狸多所知晓，而刺猬只识得一件重大要事”，这位在论战中度过激烈一生的当代自由主义巨匠称他的愉悦来自浅薄，“别人不晓得我总是生活在表层”。

　　对有意走“张五常之路”的青年学子，著名经济学家王则柯教授的提醒并非多余：当今世界已没有你邯郸学步的机会了，谁叫你晚了半个世纪呢？更重要的是谁叫你不是张五常那样的天才呢？的确，齐白石说过，“学我者生，像我者死”，“超级模仿秀”只能是东施效颦。作为“艺术”而非“科学”的天才，是无法流水线标准化批量生产的。

　　“天才是不需要这么辛苦的”，张五常的感慨让人想起鲁迅：“哪有什么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在一个数千年来以“士农工商”为序的社会，正如张五常论及中国缺少科学传统时所指出的，“不是没有天分，而是有天分的都讲伦理，谈诗论词去也”，遂有汪丁丁“在这部以西方为主的现代史里，中国处于边缘”的感伤。天才往往在规则之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正是“五四”前后与西南联大时期英才辈出的奥秘。我们这片土地上何时能诞生自己的比尔·盖茨、斯皮尔伯格、贝克汉姆？

　　一个造就张五常的世界也诞生了如商界超人李嘉诚、造梦者王家卫、文侠金庸等(与特首董建华一同入选某杂志所刊“香港10大脸面”)璀璨群星。由一个小渔村快速成长为今日多姿多彩的世界都市，还有什么比自由市场制度更有力的解释呢？除其本人期许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外，多才多艺的张五常是否亦有望入选“香港10大脸面”？

　　相对于在“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封闭道统里循回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这一体系说“不”的张五常就像“出走的娜拉”，尽管身上飘着浓郁的中国风味。“奥卡姆剃刀”式的经济学理性与文人的感性诗意、对市场理念的推崇与“读经济学不是为了赚钱”等诸多悖论集于一身，张五常是一个谜！当太多无趣的人与事蛮横地占据了我们有限的记忆内存，“在雪地上撒点野”又何尝不是一种生命的快乐？“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与“立德立功立言”对“修齐治平”人生的超越相比，张五常“简单”的快乐，抑或汪丁丁“复杂”之美，张五常的“移情别恋”(诺斯称张“对经济学已经失去了兴趣”)与汪丁丁的“知识过程”，皆展示了“别样的人生”之可能，可谓“淡妆浓抹总相宜”——“原来生活是可以更美的”。

　　朱学勤先生曾提出：文人在野，技术官僚在朝，或是现实主义在朝，理想主义在野的态势可能是比较健康的。

　　在某种程度上，语境决定(至少是影响)心境，许是张五常“不在场”的“客家”心态与内地知识界“家园”担当意识的分殊，于是有学人“张五常先生谈论的是他和他们的事情，而我和我们不在张五常先生的视野里”的感觉。其实，无论吴敬琏的“铁肩担道义”，抑或张五常的“妙手著文章”，皆为知识界为中国现代转型努力的不同侧面，体现了“权势与金钱之外的第三种尊严”。经济学曾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亚当·斯密除强调经济人思想的《国富论》亦有《道德情操论》，在有“道德文章”传统的汉语世界，“经济”本亦具有“止于至善”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内涵。

　　“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与西方知识分子不同，是双重的现代危机，是双重的自我认同，也是双重的历史使命”，我们由此或可读懂汪丁丁挥之不去的忧郁？

　　未必恰当，若将介入“主流”话语的吴敬琏比作当代中国(经济学界)的胡适，“边缘”姿态的汪丁丁则似民间启蒙意义上的鲁迅，尽管很大程度上今天面临的是“把一锅已经做坏了的鱼汤还原为鱼”或曰调适“坚硬的稀粥”式的逆命题；而张五常的最大意义在于凸显了中国语境下有别于胡、鲁人生图景的“第三种可能”。“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在此意义上，三者皆堪称大写的“我”。对一个健全的社会肌体而言，张五常之“真”、吴敬琏之“善”、汪丁丁之“美”，皆为不可或缺的元素。

　　智者张五常“抚千年于一瞬”之举重若轻与仁者吴敬琏“如履薄冰”之审慎，何尝不是双方语境分殊(“走出现代”步入“散文时代”的香港与“走入现代”的“诗歌时代”旅途中的内地)的折射？吴是可敬的，张是可爱的。张于我们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异质存在，一个美丽而陌生的“他者”，不管你是否适应。一个人皆五常的世界也许将会疯狂，一个无法容纳五常的世界则注定意味着死亡，我们这个世界既未疯狂更未死亡，一个大致正常而略显平庸的世界，这，应算不坏。

　　我们无须担心张五常或吴敬琏的“药方”会“误导”中国改革，前提是存在一个充分竞争的意见市场，作为“最不坏的制度”，市场有自我纠错机制，民主有自我修复能力。

　　当代中国经济学人是幸运的，无论志在经世济业抑或学术理想，中国的转型都提供了“钓大鱼”的历史机遇。有可能在原创性理论增量基础上诞生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吗？

　　“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如经济学之“局限条件”，我们深省“真”之相对、“善”之边界、“美”之残缺——在我们这颗缓慢转动了上亿年的蔚蓝星球上，有什么是不可或缺的深刻？

　　难以预测的是，称经济学只能“解释世界”而非“改造世界”的张五常，蝴蝶的翅膀已轻轻扇起，这是否将掀起中国经济界的一场龙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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