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为过瘾搞学术

　　张五常说：“我是为过瘾而搞学术的。”这句话曾屡屡遭人批驳，学术这么严肃的事情，怎能视同儿戏而单求过瘾？张五常却说：“如果经济学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文章都没有发表过，人类的知识也没有什么损失。我只博取大的文章，那些有等于无的文章，不写算了。”

　　张五常求过瘾，又岂止在学术上。记者同张五常聊天的那个晚上，他嚷嚷着要带经济学者茅于轼等再去三里屯饮酒，后来因故作罢，张五常不免有些兴致怏怏。后来，他还是带了大家到宾馆的酒吧尽兴。两瓶红葡萄酒，张五常自斟自饮而尽，记者问他：“听说你当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同事大多好酒，是这样吗？”他忽然有些伤感：“亨利.约翰逊(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者)喝酒喝死了。”可张五常还是不忍舍弃杯中物，他左手持杯，右指夹烟，他说这样能提升自己的思想能力，但不过是为“过瘾”寻求藉口。

　　张五常中英文“左右开弓”，他自诩：“像我这样中文和英文水平相若的，应该没有几个人。我的英文短句是相当厉害的。”一直听说张五常对自己的文字颇为自负，这次总算领教了。记者请张五常评价一下中国香港作家董桥的散文，张五常说：“他的文字太难懂了，读起来太累，不过瘾。”张五常的文字，浅白而淋漓，“我的文章总是暗藏杀机。”他说，“因此很多人劝我去写武侠小说，但这太花功夫了，我达不到金庸那般的博杂。”但这却并不妨碍张五常认为自己可以竞争诺贝尔文学奖。

　　2.我认为自己不是天才

　　见张五常又在发狂，记者索性顺水推舟：“茅于轼说你是天才，你自己认为呢？”他说：“全世界都说我是天才，只有我认为不是。”“为什么不是？”“天才先知先觉，而我后知后觉，却可以举一反三，由此及彼地迅速作出反应。”张五常不承认自己是天才，他把自己的聪明归结到了中华民族身上，“中国人的聪明，在世界上即使不排在第一位，也一定是在前三名之列的。”

　　面对张五常，人们总喜欢让他点评中国内地经济学者，仿佛老师点评学生似的。张五常对记者说：“我遇到许多内地的青年学者，都比我更有天赋，如果他们能得到像我当年那样的机会，一定超过我。”当年张五常无意中推开了经济学的大门，一上来就遇到了阿尔奇安和赫什雷弗。著名经济学者王则柯看不惯张五常的张狂，却不得不承认张五常的机遇：“他是赫什雷弗最得意的学生，而我们只是他著作的普通读者之一。”

　　但人们只看到了张五常的潇洒和机遇，“其实我是很拼命的。”他说：“不管是下棋、摄影，还是书法，越是遇到困难，我就越拼命。”张五常书法入门较晚，十年前才开始研习，现在已大有进境，“可以卖我老师的一半价钱了。”张五常说，其师是上海画院的周慧王君。

　　张五常说自己“曾因酒醉鞭名马”，意指他一些尖锐的问题把一些大师级的人物杀下马来。但要有“鞭名马”的效果，没有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又从何谈起。张五常自称“三十年不读书”，可是在此之前，他对传统的经济学狠下过一番功夫，光是同一位教授的“价格理论”就连续听了五遍。

　　3.为何没人中庸地评价我

　　记者想和张五常聊一聊他的一生，他却用粤语高声念道：“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山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张五常反复朗诵了两遍，原来是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张五常的一生算不上叱咤风云，他只不过在人生的俯仰之间寻求一点点精彩，“在广阔无际的宇宙面前，个人的生命远不及沧海一粟”———他这样说。面对无限的时空，张五常终于低下了他狂傲的头颅。“那你一生中究竟留下了哪些‘指爪’呢？”记者追问。“应该是我的几篇文章。”张五常说，“1983年我发表的一篇论文，其被引用次数应该可以和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打个平手。如果我留在美国，有学生的追捧，我的文章每年至少应该被引用300次。”300次，我不知道张五常是不是在开玩笑，在经济学界，论文能被引用几十次已经很值得欣慰了。

　　张五常曾经自夸的人生“指爪”，用他自己的话说，“又岂止文章这么简单？”张五常心目中的自己是这样的：他教过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打乒乓，摄影、绘画、书法更是无所不能。个性张扬，难免谤议纷纷，毁誉参半。

　　张五常看着杯中的红酒，有点无奈地说：“写我的文章很多，不是把我说得很好，就是把我骂得很坏，其实两者都言过其实。我既非超人，也非败类，但为什么从未得到中庸的评价？”

　　4.我现在只有两招

　　记者问张五常：“这40年来，你花在经济学上的时间究竟有多少？”张五常掐指一算“6成时间。”“可是你已经几乎不读书了？”记者不禁疑惑。张五常解释道：“1969年，我从美国回到中国香港。我观察到市场上的许多行为，我完全不能解释，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身为香港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的张五常，为了弄清价格分歧，在除夕之夜到香港街头贩卖柑橘，他说：“虽然蚀本，却在理论上大有收获。”为了解玉石市场的运作，张五常曾在广东道卖玉。在美国研究原油价格时，他曾到油田及炼油厂调查了好几个月。

　　张五常卓而不群的研究道路更加引发了他的狂妄：“内地的一些小青年，坐在象牙塔里，有很多数学，有很多博弈论，却什么内容也没有。”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张五常的评价发起了挑战，称他的文章否定数学，否定博弈论，推崇自己的两招，是以偏概全，误导学生，甚至是自我崇拜。张五常说自己不屑与之辩论，但又在言语中进行了回击。

　　记者问张五常：“我在你早年的论文也曾见过一些数学公式，好像你对此也并不排斥。”“我曾经也懂过数学，可是那么长时间不用，当然就忘了。”他说，“数学是工具，本身是没有内容的。现在的学生当然也应该学好数学，斯蒂格勒曾说，近代经济学者中，能够不依靠数学而屹立于世的，惟三人而已：科斯、阿尔奇安，还有张五常。”

　　对于内地学者推崇的博弈论，张五常更是轻描淡写地说：“可惜当年我没有把合约中的局限条件解释清楚，否则现在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博弈论了。”

　　张五常把自己的经济学秘笈说得很玄：“我年轻时招数很多，后来渐渐变成只有三招，渐渐又变成只有两招：在局限条件下，任何人寻求利益最大化；需求曲线永远向右下方倾斜。”

　　内地经济学界对张五常的“两招致命”大感怀疑，他却说：“复杂的世界必须用简单的理论才能解释，于是我的经济学越来越浅，越来越浅，而浅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理论更简单，而招数则是更熟练。当赫什雷弗问他“需求曲线为何向右下方倾斜”时，他答：“人性如此。”听张五常谈经济理论，感觉像在读武侠小说：用简单的招式就成为武林至尊。

　　5.诺贝尔奖为何不给我

　　记者问张五常：“你为何那样自信，要知道实地调查是要花费许多时间成本的。”“应该说是赌本，”张五常纠正记者，“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赌博，我的老婆就是我‘赌赢’。”他甚至把追女孩子也说成了“赌博”。

　　可是，张五常有一项“赌注”从来没有中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经作为唯一的未获奖人，在颁奖仪式上致词，但离最终的夺魁却总有一点距离。对这个举世瞩目的桂冠，张五常也有一点傲慢，只不过这种傲慢里，让人感到一种酸溜溜的味道。记者问他：“如果有人把你的创见用数学方程式表现出来，结果拿了诺贝尔奖，你是否遗憾？”“其实拿不拿奖是无所谓的，我不会为拿奖而刻意地去做什么事情。”张五常回答，“有人说诺贝尔奖给我也不要，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张五常近年来一直用中文写作，这就是他所说的“不刻意做什么事”。

　　面对记者有关诺贝尔奖的提问，张五常淡然地说：“过去十几年，我肯定被提名过。但毕竟被提名和获奖是两回事，相差十万八千里。”与张五常在芝加哥大学共事的朋友很多都拿了诺贝尔奖，在和记者交谈时，张五常不服气地半开玩笑说：“他们把奖给了弗里德曼，给了科斯，给了诺斯，为什么不给我？”

　　谈到获奖的朋友时，张五常说：“科斯获奖后致词时，几次提到我的名字，其实他完全可以不必提的，那是他的成就。但诺斯在致词时没提到我就不应该了，他在和我讨论之后，把我的理论拿去发表，结果得了奖。”曾任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的沃林在张五常《佃农理论》修改版的序言里说：建立新制度经济学有很多人参与，其中一个是只有30岁的张五常。如果真要把桂冠给某人，应该是张五常。“当然写序都是说捧场的话。”张五常说，“但如果真的把诺贝尔奖给我，我也不会不好意思去拿。”看似谦虚的话语中，透出的却是张狂。

　　晨报记者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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