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章敬平 李利明 本报实习记者朱薇北京报道
2002年4月24日下午1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人头攒动,满头银色卷发的张五常在北大学子的一片欢呼声中,与夫人苏女士双双步入朗润园。
张五常示威朗润园?
在朗润园发难并引发“张五常谤誉”风波的背景下,张五常此次来朗润园,多少有些他的追随者所谓的“单刀赴会”的意味。没走几步,张氏夫妇就被叫停在已经布置停当的二楼报告厅,二百余个座位显然无法满足五百多学生的需求,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临时决定,张五常的报告改在报告厅走廊进行,学生们站在一楼院子里听讲。
据悉,30天前,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在朗润园演讲,包括媒体记者和应邀出席的校外学者在内,听众不过百余人。率先提出给张五常热降温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夏业良说,今天的学生多,是冲着张五常来的,不全是冲着他的学问,而是他的热度。因热度而来朗润园的还有很多记者,现场包括央视在内的记者几十人,甚至于南国的深圳电视台也派记者扛摄像机围堵在朗润园门口。一位《北京晚报》的记者说,张五常在我们眼中,是一个明星学者,一个新闻人物。
“新闻人物”演讲的主题是需求曲线,使得惟恐天下不乱的新闻记者们格外兴奋,“张五常来中国经济研究的前沿阵地讲经济学中的基础理论,不是明摆着挑战北大吗?”
尽管难以断定张五常是否有挑战之意,但挑战一说,仍有市场。因为一来需求曲线属于夏业良批评张五常“三招两式”范畴之列,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汪丁丁也对张五常的需求曲线绝对向右倾斜提出批评;二来张五常此行不是朗润园主动邀请的,而是张五常的门生易宪容从中撮合的,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的易宪容至今仍然是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研究员,张五常在大陆发行的《经济解释》就是他翻译的。或许是门生联系之故,夏业良说,不管是否张五常有意如此,至少在客观上给外界留下张五常来北大示威的印象,是打上门来了。
“冤家”聚首并肩而立
让听众和记者更为兴奋的是,公开批评张五常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平教授,和张五常比肩而立,担当张五常演讲的主持人。起先向张五常发难的夏业良就站在他们身后,随时准备在演讲结束后提问。有好事者戏言,你能想到吗?这么和煦的阳光下,竟然酝酿着金庸武侠小说中才有的大战一触即发的气氛。
据说,陈平与张五常并肩而立,没有任何象征意味的暗示,只是代远在日本的朗润园园主林毅夫行待客之礼而已。然而,记者好像不愿意这样想。演讲结束答听者问的时候,有记者单刀直入,“请问张五常教授,社会上传言你和陈平教授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有分歧,不喜欢他的数学,你们此前有没有吵架?”张五常回答说,“他的数学比我好,我怎么和他吵?”
事实上,4个小时前陈平在北大勺园接待张五常一行,无论是言语,还是举止,无一不合主人之礼,双方没有任何批评与反批评的言行。宾主间其乐融融。上午还在看张五常文章的陈平,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与世界第一流经济学家研讨学术问题。陈平告诉本报记者,在午饭和饭后的闲谈中,陈平向张五常请教了几个关于张五常早年的学术研究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佃农理论。虽然陈平去年曾抱怨,他在90年代赴香港找张五常问佃农理论,张五常避而不谈,却大谈摄影。但此次陈平认为,张五常在和他的交流中态度是坦诚的。
在张五常看来,租佃合约是比土地由农民个人所有更有效的制度安排。
陈平就此问张五常:按照张的理论,为什么台湾还要搞土改?
张五常的回答是: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因为当时国民党败逃台湾,中国内地在搞土改,如果台湾不搞土改的话,国民党的政权就不稳固。
陈平又问:那么从经济学上讲,土改还不如租佃制?
张五常再答:土改导致了农业产出的提高,但是导致了农业效率的下降。土改导致的产出是次优的,从一个比较低状态的最优水平转移到一个比较高状态的次优水平,因为是由政府外部力量推动的,一定不是最优。
张五常的坦诚还表现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种企业模式,一种是英美型企业,注重短期回报,所以投资不足;一种是德日型企业,注重长远效果,导致投资过度。陈平问张五常,中国的国有企业应该采取哪种形式?张五常承认他现在还回答不出,要再想一想。
当陈平问张五常,同为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他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1991年诺贝尔奖得主科斯在学术上有哪些差别?张五常的回答虽不失风趣,但坦诚依旧,说诺斯是他的学生,当时在他讲课的时候,诺斯经常去听,并且记了笔记,后来把那些内容发表了。等到后来得了诺贝尔奖,诺斯就不承认了。至于科斯,科斯认为企业是一个合约,张五常认为企业作为合约只是一个开始,其余的大家都不了解。张五常承认他连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也不清楚。
对于张五常“单刀赴会”的演讲,陈平的评价有两个字:认真。他颇有意味地说,“如果没有高手在场的话,张五常可能就会信口开河,但是今天他还是认真地讲的。”朗润园冰释前嫌
在陈平向张五常发问之后,一直在陈平身后的夏业良上前提问,原本打算提三个问题的夏业良只抛出了一个问号:为什么MBA以前学费一万元没有什么人读,现在学费十万元读的人反而多了?
此前几十分钟,夏业良两次和本报记者阐明他对“张五常谤誉”一事的态度。他强调,他批评张五常的文章,不是受陈平和中山大学王则柯教授影响的结果。早在去年陈王两位在中国经济学年会上批评张五常之前,他的批评文章就发给《经济学家茶座》编辑部了。
张五常用他惯用的“三招两式”中的需求曲线去回答,夏业良不满意,说张答非所问。
下午4时许,张五常演讲问答已经画上句号。突然有人前来找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夏业良,称张五常请他去与大家一起合影。夏业良回来后对本报记者说,张五常跟他开玩笑,“夏业良,你帮我大忙了,让我大大出了名。”
张五常夫妇离开朗润园的那一刻,随行的一些人松了一口气,此前一些人担心的场面并没有出现,他们担心学生会因为张五常与北大之争而起哄。有趣的是,朗润园这厢也对张五常的到来充满了怀疑。据夏业良说,4月23日张五常应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之邀在钓鱼台大酒店演讲,《经济学消息报》总编辑高小勇在点评时说次日要去北大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公开辩论。
然而,正如夏业良所说,辩论其实没有展开就结束了。听者、讲者、问者、答者,无不在友善中作别。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教授等人无不给张五常留下友善的印象。张五常也受到包括中心教授周其仁的学生的尊重。个别中心教授明确跟本报记者说,夏业良的批评不能代表中心对张五常的态度。
一位在场的第三方人士笑言:彼此双方就这样无声地宣告冰释前嫌。
王则柯不宣而战?
尽管被外界渲染的朗润园和张五常的所谓“敌对情绪”有了一些缓和,但另一波浪头更高的“张五常批评”已在南方掀起。
兴风作浪者王则柯。中山大学教授王则柯对张五常的批评一直是口头上的,在正常的学术研讨的场合。而这一次,王则柯也像后学夏业良一样用文字作“投枪匕首”向张五常不宣而战了。
4月23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网站上“热点话题”栏目——解读张五常,再爆新文章:不是天才,不能学张五常。文章署名:王则柯。文章末尾解释说明:作者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本文系作者即将出版的文集《〈经济解释〉的困惑》的前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王则柯此文有三个小标题,几乎都能让人读出弦外之音。
第一个小标题:“张五常热”的合理性。王则柯除用佃农理论等原因解释外,还提出另外两个因素:
一是他不忌张狂的自我评价,配以对流行意见“错”、“亦错”这样干脆利落的断语。他宣称,真正可以做到解释现象的,全世界包括他自己在内,数起来也“只有四五个人”。中国大陆许多从小在谨慎甚至唯诺的压抑语境下成长起来的听众,听到功力深厚的大学问家如此张狂的表白和论断,好比幸会神明一样,精神上先就为之一振。回味他的演说和评论,多数倒也八九不离十,但是其痛快却让别人难以望其项背,所以许多人就难免对他生出崇拜来。至于他少数偏颇乃至谬误的地方,却正好不容易在非学术平台上加以辨识。
二是他对经济学使用数学方法的直言不讳的反感,他对“年轻辈”主流经济学家的模型思考和数学推演的反复贬斥,给“更年轻辈”的学子以无须学习必要的数学方法也能成为现代经济学者的错觉,因为张五常本人就是活生生的大师级的范例和榜样。
第二个小标题:张五常之路。王则柯说:作为一个对于现代经济学还算有所了解的教师,我愿意对我的学生们说,如果张五常先生曾经这样走过来了并且成就为大师的话,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你邯郸学步的机会了。首先,谁叫你比张五常先生晚了半个世纪呢?第二,却是更重要的,谁叫你不是张五常先生那样的天才呢?我敢断言,缺了这两个条件,特别是天才条件,张五常的路就走不通。
第三个小标题:兴趣学术外。作者借诺斯教授很早以前的话说,“能将经济学理论全面革新的,就只有张五常一人,可是很不幸,这个人对经济学已经失去了兴趣。”诺斯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说史专家,其意见值得思量。进而王则柯说,“不是讲究解释现象吗?对学问‘失去兴趣’,是很好的解释。”两条“思想道路”的争斗?
王则柯的文章意味着“张五常谤誉”还不会结束,几乎在王则柯批评文章发表的同时,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主任仲大军为本报赶写了《张五常为什么不谈数学》等两篇文章,为张五常辩解,并斥责“不诉诸人的学问。”他认为这种经济学实际应归类于理工科,不能列为社会科学,只能叫做经济数学,或者经济物理。
称赞张五常的还有茅于轼。4月23日,茅于轼在听了张五常的一场讲座时说,“对他的争论,我觉得最基本的是,要看到他在经济学界的贡献,很多人对这些都有些估价不足。”一些身在官场的经济学者也公开表明他们对张五常的尊敬。邀请张五常来北京演讲的是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该中心主任王忠明博士是著名经济学家董辅衽的高足。王忠明盛赞张五常的学问和风范。他说,今天中国缺少张五常这样有独立精神、关注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家。在这些名家的褒贬之外,一些不出名的经济学者更是谤誉有加。
在对“张五常谤誉”的评论分析中,《深圳商报》4月15日发表的文章和本报的观点一致:反映着中国经济学界两种研究范式、两种研究纲领争夺制高点的斗争,或者用以前的说法,这是经济学界两条“思想道路”之间斗争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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