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张五常谈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

　　感谢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给我们一个近距离认识张五常先生的机会。在该中心举办的“中外名家论坛”上，张五常作了一个关于交易费用的报告。此前，记者拜读过张先生的一些文章和一些相关的报道，很欣赏他做学问的态度。张先生有句话，大意是这样的：经济学的原理其实是很简单的，能解释世界的道理通常都能被普通人理解。只有“二把刀”或者别有用心的文人才把简单的道理搞得十分的复杂。

　　这次，他就解释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名词：交易费用。在他看来，一个群体一个公司一个政府，都存在交易费用。他举了些例子，看起来跟现实不甚相干的例子，但是我们发现，对照我们的现实，很有用。比方说，我们的许多管制，导致的交易费用是不是太高了呢？

　　演讲后，他回答了许多提问，这些提问比较直白。

　　一定要所有的股份都可以自由转让

　　中国股市，要么政府就要管得像美国那么严，要么就完全不要管，我是赞成完全不要管的

　　关于股份制，股份化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所有的股份都可以自由转让，把它卖出去，不要让政府留有大部分的股权。

　　至于中国股市，要么政府就要管得像美国那么严，要么就完全不要管，我是赞成完全不要管的。全盘开放，政府洗手不管，你们要买股票是你们自己的决定，被人骗是你们自己的事，那么人们就会小心谨慎。但是你现在是政府在管，那么现在股市上有很多无知的人，搞得血本无归，全部都输光了。

　　像香港，这么多年来搞股市，还是有很多现象解释不了的，因为全部是交易费用的问题，即使是美国也有股市监管不行的问题。股票市场想要监管得好，全靠政府是很困难的。完全不管要好得多。

　　中国迟早要出几个大经济学家的

　　(大陆的经济学家里您认为谁的发展方向是您喜欢的？60年代您的同事里有8人得了诺贝尔奖，就在芝加哥大学，其中的奥秘是什么？)

　　不要讲一个，我讲几个吧，因为每个都有每个的专长，我并不完全都认识他们。周其仁的路，与我比较接近。在理论方面，张维迎走的路，跟我的题材比较接近，他师傅是拿诺贝尔奖的，张维迎是有天分的。我认为樊纲是一表人才。林毅夫跟我有很长的渊源，他的师傅曾经提拔过我，他的师傅的师傅也曾经提拔过我。

　　有的已经相交很多年了，但有些他们没有去过外国，自己念书，我跟他们聊聊天，我觉得他们非常好。比如长沙交通学院的朱西庆(音)，你们很少见到，我认为他对经济学很有见地。所以说中国可以说是卧虎藏龙，比如刚才在台上讲的高小勇，他是没念过经济的，他怎么能看出那么多东西呢？我都不明白。

　　所以经济学，归根到底，你想要学得好，都是要讲常识。大部分比较好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普通常识要比外面的来得好，因为他们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天翻地覆。中国人的经验是多元的，所以我常说，中国迟早要出几个大的经济学家的。

　　舒尔茨呢，是林毅夫的师傅

　　是一个伟大的思想经理人

　　关于芝加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是厉害的，弗里德曼，这个人你要亲眼见过才会欣赏他，思想非常快。史德拉，他的思想好快，但是我学不到，在某方面我跟他是格格不入的，有些人很快，但是你就是跟他格格不入。史德拉跟你辩驳的时候，他抢先一步，赢你一点。但弗里德曼不是这样的，他觉得你稍微落后一点，他会暗中帮你一下，他一看到你抢先，就拼命地称赞你，所以跟着他是很荣幸的。科斯呢，大思想家，但是他很顽固的。他一刻不停地想，废寝忘食，他的理想是非常大的。

　　舒尔茨呢，是林毅夫的师傅，他对人蛮怪的，他的分析能力不是那么高，但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你们知道在学术界，有的是思想方面的，有的是思想的经理人，有这行的，他看到你有思想，他鼓励你，去指导你，他是经理人。舒尔茨就是一个伟大的思想经理人，他是值得拿诺贝尔奖的。我看芝加哥这是成为一种现象了，现在已经都分散了，有的不在了，剩下的都老了，他们那时的60年代经济学是有辉煌的历史的，我在芝加哥两年，那段时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股权可以转让

　　资产的真正定义是三种权力的合一，是私人使用权，私人的收入享受权，还有转让权。假如用股份制来做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股权可以转让。在法律上所有权是重要的问题，但是你看所有权它是用来作鉴别的，也就是说你签了个名在那儿，盖了个图章：这本书是我的。在牛身上刷一个印子，走到别的地方还是我的。

　　我在1968年给私有产权下三条定义的时候，所有权没有地方可以放下去，我认为它在经济学上没有什么用处，法律上有用处。我和科斯在这方面研讨了好一阵，但最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三个方面，私人的使用权、私人收入的享受权、私人的转让权，也就是自由买卖，这三个权利是很重要的。

　　只要取消很多无谓的管制就可以减少贪污

　　(我是国家经贸委的，一直从事国有企业改革，我记得20多年前看到您的《卖橘者言》，谈到了产权制度改革，用通俗的语言对产权作了精辟的见解，让中国很多从事改革的人受到了启蒙。现在中国的改革也在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道路，可以说产权上的改革没有任何理论上的障碍，但是从交易成本上来讲，国有企业单个推进这种改革和整体社会交易成本这种改革是有矛盾的，怎么处理好这样的矛盾？)

　　同样的生产，它的交易费用的百分比，稍稍低一点，国家就会富有，高一点，就会民不聊生。因为所谓的专业生产，然后在市场上的交换，可以带来很大的利益，(这个利益)不只一两百倍，而是几千几万倍。

　　怎样才能从事专业生产，而使专业生产带来利益呢？假如交易费用是0的话，那什么制度都没有分别，国营跟私营完全没有分别，问题是交易费用不是0。中国有些问题是快不来的，比如法制还是有些糊涂，这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有文化的问题存在；商业道德有问题，欺骗在国内是很多的，这些也是快不来的，这也是跟文化有关的。

　　贪污的问题，这是可以快的，只要取消很多无谓的管制就可以减少贪污，那么怎么取消管制呢？是个问题。

　　如果开放金融，当然包括解除外汇管制，上海一带会成为历史上最繁荣的工商业中心

　　我对中国从1981年看好到现在，我觉得中国做得非常之好。我们要比较一下，我们批评是没有用的，事实上二十年前，印度说他们比中国好得多，但是现在去看一下，根本没得比的。跟东欧比，捷克、苏联都没有饭吃的，印度满街都是乞丐。你到上海、北京去看看，很多美国城市都没那么兴旺。我就说我很难不看好中国。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可以没有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中心？但是你有外汇管制，那是绝对没有可能成为金融中心的。所以我说过很多次，如果开放金融，当然包括解除外汇管制，5年之后，上海一定超过香港，开放金融以后，20年之后——我可能还看得到的，上海一带，会成为历史上最繁荣的工商业中心。

　　我看得很准的

　　但是猜不到中国会改得这么快

　　我看得很准的，我的这种推断，从来没有错过，我在1981年白纸黑字——你去看看我出的一本书，我记得很清楚，说中国是会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的；在1986年发表一篇文章，我说日本已经大势已去；1988年加拿大打电话来访问我，问我加拿大什么时候经济会复苏，我跟他们说，最早都要等到下一个世纪。

　　中国的问题，你(如果)看过我出版的英文版，我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去除政府垄断的问题。但是我很坦白地说，我当时不管怎样乐观，我还是看不到中国改革会有这么快，我看不到。世界上的时间好像走得越来越快，你看到欧洲的历史，封建制度的改革动不动就要花上几百年的时间，你看看中国的改革只花了二十年的工夫。你们记不记得以前十字军东征，他们打起仗来要十几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只花了几年，现在打仗只需要两个月左右。

　　我当年写文章的时候，我真的是猜不到中国会改得这么快，你要批评是很容易的，你要批评任何领导人都可以的，但是我老师艾智仁(音)说得很清楚，一个人的成功，不要光听他怎么说，不要听他的意图，不要看他的热情，而要看他的效果。中国这二十年，人们的收入上升了应该说不止二十倍。我很清楚在1979年的时候中国是什么样的，在广州连白米饭也买不到，不可能买到一只鸡蛋，那是非常可怜的。你看看现在，大鱼大肉，你们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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