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田毅北京报道

　　“我从大学起就是您的崇拜者。”5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入世后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国际研讨会”上一位学者当着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的面这样说，吴报之以微笑。

　　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惟一的行长，吴晓灵，的确能引来关注的目光。多次联系会后记者看见她手中握着的是写满字的两页白纸。“这是我来之前想着写的。”吴晓灵神态透露着谦逊。

　　1984年，国务院决定将城市储蓄业务和向企业发放贷款业务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组建中国工商银行。也就是那时，37岁的吴晓灵走出被人俗称为“五道口”的金融人才摇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出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应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四年之后，她成为《金融时报》副总编辑。

　　报人的经历，给吴晓灵的经历更增添了几分色彩。

　　1991年吴晓灵出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体制改革司副司长。1993年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随后改革中央银行体制、发展商业银行、规范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积极发展债券股票融资和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等一系列以前看似很遥远的名词，逐渐为大众所熟知。

　　就在金融改革不断加速的大环境下，1995年，吴晓灵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稍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打破原有地区分割局面之初，又受命出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2000年2月她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九十年代初时，吴晓灵就参加吴敬琏先生主持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与李剑阁、楼继伟等一道成为这个课题组培养出来的专家型官员。

　　《21世纪》：人行最近对四大国有银行的大额不良贷款进行了专项检查，查处违规人员114名，这次检查中的违规行为主要是哪些？这是以后一种经常性的外部监管吗？

　　吴晓灵：是的，这是对国有银行的一种外部监管。这次检查人民银行共派出28个检查组，对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118个机构中截至2001年10月末的共572.8亿元不良贷款进行了检查。检查表明单笔大额不良贷款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银行内部管理薄弱因素，有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等等因素。而银行对单一客户授信额度过高，未能有效控制关联企业的信贷风险，银行资产保全力度不足等问题应引起高度关注。

　　《21世纪》：最近一些国际咨询公司发表报告认为，中国近期要减少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至10%或15%是不太可能的，至少要花十到十五年时间，您对此怎么看？

　　吴晓灵：我们的计划是在“十五”期间把不良资产比例从现在的25.37%下降到15%以内，这一目标也不是太遥远。第一，我们已经开始逐渐消化不良资产，去年至今已经下降了3个百分点；其次，关键是我们要防止新的不良贷款的产生，我们每一年都在以7000亿至8000亿的贷款扩张，如果新的不良贷款能够控制在非常低的水平，比如普通呆帐准备金是1%，那么贷款扩张的本身也能够稀释不良资产。

　　《21世纪》：据说新的不良资产也在不断产生，那么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有第二次剥离？

　　吴晓灵：我想这是不会的，否则只会增加更大的道德风险。我们现在在下大力气抓不良贷款的化解，就在银行系统之内，然后防止产生新的不良贷款。

　　《21世纪》：从体制上看，现在的国有商业银行还不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行政色彩似乎还不少，你认为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问题在哪里？

　　吴晓灵：从1995年到2001年，国有商业银行的比重在银行业中是大规模下降的，从资产来说，1995年占83.6%，2001年为67.9%。但这一份额也是举足轻重的，加入WTO后，作为中国银行业主力的国有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还远远不能适应入世后的挑战。

　　一是国有商业银行现在的经营目标仍然是多重的，政府没有把商业银行看作是真正的商业企业。在最近一次的金融工作会议上，江总书记才明确提出，中国的银行也是企业。而我们通常更多地是把国有商业银行看成是调节经济的工具，而且它们还过多地承担了社会稳定的职能；

　　二是出资人代表不到位。

　　出资人、经营人和利益相关人没有建立起一个很有效的约束机制，尽管我们成立了外部监事会，但它还没有做为国有资产的全权代表处理国有资产的重大事宜，国有商业银行的众多管理事项分配在国务院和党中央的几个部门中，很难形成一种高效的决策机制；

　　第三，内控机制不完善，组织结构还不能适应目前的风险管理的需要，这一问题已经影响到了货币政策的传导。还有就是在劳动用工方面，国有商业银行还被当做国家的一个事业单位管理，工资管理僵化，人员臃肿。

　　《21世纪》：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它们实行的是混业经营，而中国的银行不是，这是不是一种不平等待遇呢？

　　吴晓灵：我想在一些方面确实还存在不同的待遇，我们也正在努力消除这些不平等。

　　但是就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来说，我认为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待遇是相同的，它们都应该遵守人民银行的各种业务规定，所不同的是外资银行通常是有一个综合经营的母行，它在国外是做综合经营的，这样在提供外汇服务方面比较方便，而且有时候在整个集团内不同公司可以向其它公司提供服务。总之从法律上中外银行待遇没有不同，两者只是在经营形式上有所不同。

　　《21世纪》：中国金融业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管理，而现实中出现了一些混业经营的倾向，就是建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国外金融业中大量存在的也是混业经营，我注意到前段时间平安保险公司也出现了这样的迹象。我很想知道中央银行在这方面的政策考虑。

　　吴晓灵：中国在一段时间内要坚持分业经营的方针，但我们认为并不排除“法人分业，集团综合”。美国的金融服务法规实际上并没有允许同一个经营机构经营不同的金融业务，而是通过金融控股公司设立不同的金融机构来经营各种不同的金融业务的。中国的《商业银行法》不允许商业银行投资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但中国并没有任何一个法律禁止其它的一个实体同时持有保险、证券、银行的股份，在实践中，我们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几个带有金融控股公司雏形的机构，比如中信公司。除了实业外，同时拥有银行、保险和证券，还有光大集团也类似，最近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平安保险公司的动作。我想中国在未来的混业和分业问题上很可能是走金融控股公司的道路，我们也正在研究这一问题。

　　《21世纪》：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可以通过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抛掉一些包袱，但一些地方性金融机构，尤其是城市商业银行，他们对自身的不良资产的解决心中没底，这些地方性不良资产的出路在哪里？

　　吴晓灵：它有呆坏帐可以冲销，现在财政部规定，它们只要有赢利，呆坏帐可以计提到100%，所以我想是可以解决你提的这个问题的。

　　《21世纪》：农民贷款难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据了解，近来“中、农、工、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了应对入世，压缩成本，已经开始逐渐从农村撤出，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农民该怎么办呢？

　　吴晓灵：现在我们在大力推农户小额的不用担保抵押的信用贷款，有的地区一个农民最高贷款额可以达到十几万。

　　有的需要一些房子的抵押，有的小额的信用贷款就不用。应该讲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也引起了多方面的重视，我们现在已经加速了农村信用制度的改革。今年我们可以预计，到最高潮的时候，也就是十月份的时候，全年的贷款可能要增加2000亿，比去年多增加50%。

　　《21世纪》：最近地方8家农村信用社率先尝试浮动利率试点，我想知道这种政策的主要动因是什么？

　　吴晓灵：这几个地方的信用社提高了存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并没有完全自由化。这主要是和地方的高利贷竞争，因为农村有的地方高利贷很盛行，风险很大。你要是不让它贷款利率高一点，信用社可能就不敢放，你给它提高一点利率总比去搞高利贷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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