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乐

　　中外合资企业中，常常有外方逐步通过增资等形式扩大股权，或者最终变成独资的情况。有些人凭感觉认为，这是外方侵占了中方利益，甚至还有人说，外方有意在合资之初把企业做亏，然后利用自己资金优势吞并中方股权，是有预谋的行为。对此应该怎么看？

　　就这方面问题，我们曾经对德国汉高公司在上海和天津的合资公司做过调查。这两个合资公司，外方股权确实在扩大。在上海公司，也有中方员工认为，合资之初外方在广告方面投入过大，不注重赢利，是用中方的钱宣传外方的品牌，而且有意把企业做亏。

　　但我们调查发现，这种说法找不到有说服力的证据。首先，上海这个项目是德方非常看好的，他们认为这是汉高公司在亚洲最好的项目，还把这个项目作为典型在公司内部宣传推广。正因为这样，德方是想使这个企业得到长远发展的，所以也必须在投资前期加大生产和市场投入，迅速占领市场。再就是我们也询问过合资公司的中方董事长，他认为，德国人的做法是对的，如果他自己有这么大权利，同样会着眼于企业长远发展，也会这么做。

　　之所以中方有意见，是因为在不同体制下，中方的投资行为是短期的，承受不了连续几年的亏损。

　　对外方预谋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合资企业中外方通过高价从母公司进口材料，低价向母公司出口制成品，从而把利润转移到母公司。这种情况也许是有的，尤其在港台和内地的合资企业中。但根据我们调查，在真正全球知名的跨国公司，却没有得到证实。

　　一方面，多数合资企业对采购都有明确规定，通常采用招标形式公开采购，而不会限定向某一家公司采购。再说，在双方签定合同时，中方及政府部门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并作出了相应规定。不会由外方单方面说了算。

　　另一方面，倒有些相反的例子。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许多中日合资企业中，日方会采用“低进高出”的手段来支持合资企业。因为合资企业有独自的利益，外方总经理不会眼看着企业亏损。而且母公司也会尽可能地给以扶持。母公司的观点是：合资企业刚建立是需要帮助的，谁也不希望自己生的孩子马上夭折，起码得扶持几年，让他能独立以后再放手。

　　再有，中方出让股权是否就是利益受到侵占？

　　我曾问过汉高上海项目的中方董事长，为什么要出让股权。他说，我的任期就三五年，企业不赢利我不好向老板交待。而通过出让部分股权，中方回收了数千万利润，合资时中方投入的资金为300万元，4年时间增值数倍。用这笔钱，中方不仅还了银行贷款，还剩了几百万。作为一个企业家做得不是很好吗？

　　天津汉高也几乎一样。中方通过出让部分股权，回收了上亿元资金，用这笔钱，中方又开办了另外一家企业，为原合资公司做配套，效益很明显。这一行为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

　　在批评外方有图谋时，我们不妨想一下，如果我们自己有主导地位会怎么做？如果站在外方立场上，会怎么做？我想，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就说明外方的行为完全是经济行为，没什么好指责的。

　　最浅显的道理是，办企业根本目的就是要合法地赚钱。我记得在德国留学时，有几个中国留学生花了10万马克买了个饭馆，经营两年后以20多万马克卖出了，这是很好的事情。

　　办企业也是同样道理，只要赚钱。企业也是商品，也可以出售。

　　对于竞争性行业，外方控股和独资都没必要大惊小怪。不管怎么做，企业还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对我们不仅有直接的经济贡献，也会提升我们的综合国力。这么多知名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给中国的投资环境增加多少无形资产？同样道理，摩托罗拉在天津投资，天津的无形资产就上去了。和知名跨国公司合资，我们的中方企业无形资产更得到了提升。

　　对外方的批评，其实反映了批评者的一种弱者心态。真正强者会把这种情况看得很正常，如果问一问海尔在国际化经营中的感受，也许就能理解了。

　　我把中国经济全球化分成三个阶段：被动全球化、主动全球化和主导全球化。

　　以中国入世为界，以前基本上可以划为被动全球化阶段。这一阶段，我们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对外资具有防范心理，不是积极主动地站在全球角度看问题，而是利用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希望“御敌于国门之外”；

　　入世以后，中国企业有机会利用全球资源，参与全球竞争，在观念上面临着向主动全球化调整。应该看到，在新一轮竞争中，谁能最广泛地利用全球资源谁就可能成为赢家。从我们引资角度看，就要更加着眼于引进高质量外资，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金融、保险等服务业为主，从以制造环节投资为主转向营销、物流等服务环节为主，从地区性引资为主到全面融入跨国公司全球网络，从引进来到逐步走出去。

　　如果能把住这次机遇，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就有希望发展到第三阶段，即主导全球化。(文由本报记者陈宏伟根据和王志乐先生谈话录音整理，未经谈话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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