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姜业庆北京报道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日前在“入世后中国的公司治理改革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管理机制中仍然三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江平说，第一、在公司管理机制的法律规范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按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个问题是从有人问在中国设立的公司中除董事长和经理外又设立CEO(首席执行官)是否违法引起来的。中国公司法中没有CEO的规定，也没有有关其职权的规定。究竟法律没有规 定的是允许呢，还是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合同无效的一项事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章程和合同具有相似的性质。可以解释为：公司章程中任何规定，只要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均应视为违法无效。这一法律规定将无效的范围限制、缩小了。在公司管理机制上哪些允许放开，哪些必须管严，还缺乏科学的界定。一味的管严，一切都是强制性规范，不利于公司根据自身不同情况创造多种有效的管理模式，更何况世界各国管理模式也在日新月异。只有统一性而无多样性是不利于公司发展的。

　　第二、在公司管理机制的法律规范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股东(尤其是大股东)和公司利益的一致?这个问题是从合资企业管理机构(董事会)的矛盾引发产生的。合资企业由于不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实际上成了中外双方股东利益协调和冲突的机构，中方董事实际上是中方股东代表，外方董事实际上是外方股东代表。公司法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公司中存在着两个主体、两种权利、两种利益、两种责任。股东和公司是不同的主体，其权利、利益和责任自然也就不同。公司的利益绝不能等同于股东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公司最高管理机构董事会的成员又都是控股股东、大股东提名选择组成的。要让董事会不为大股东、控股股东利益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法律制度层面来看，有许多是防止控股股东操纵公司为自己谋利益。其中最重要的是应当引进“次级债权”的理论和实践。即法院只要认定被控公司的业务经营完全被控股公司所控制，其经营方法主要为了控股公司的利益，就可以判决控股公司对被控公司的债权应次于被控公司的其他债权得到清偿。在我国的公司法中也应规定这一原则。

　　第三、在公司管理机制的法律规范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司法权的介入?这个问题是从加勒比海一个岛国TCI法院判决和我国自己国际仲裁实践中引发出来的。中国一家外资企业，其独资持股公司设立在TCI(特克斯凯克斯群岛)。该公司发生股东内部股权争议，该岛最高法院判决指派某公司合伙人为该公司之接管人。按照该国法律，接管人的权限很大，他有权“使用公司的公章和图章，”有权“以公司的名义并代表公司采取各种行为并在任何契约、收据或其他文件上签字。”依照法院判决，接管人签署公司文件要求改变和撤换在中国这家外资企业的董事会成员，这一判决和文件究竟有没有效力?引起了争论。普通法国家法院权限很大，介入公司纠纷的领域也很广。对于法院介入中国公司管理机构中的争议，也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法院应当尽量减少介入管理领域内的纠纷，股东之间的股权纠纷法院应当受理，单纯的管理纠纷不应介入。但我认为，管理层面的纠纷现在出现的已经越来越多。过去是行政解决的手段，现今行政权力退出，是一个好现象，但行政权力退出的空白，应有司法权力的补入。否则，纠纷解决的空白点会给公司带来很大的损失，对任何一个股东来说，乃至职工来说，都是很不利的。应当像普通法国家公司法那样，扩大司法权力介入的领域。

　　司法救济的手段也不够充分。现有民法通则中有关民事责任的十种形式主要是对侵犯物权，债权，人身权的保护手段，对于股东权利的救济则显得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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