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伟

　　离开自己曾供职16年的机构，况且是银行，对于邓晓强而言，无论如何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从整体的角度来观照，银行业的新生，或许这就是第一步

　　半年前，邓晓强以买断工龄的方式结束了自己16年的金融职业生涯。邓在银行最后的工作是会计，做“事后复查”——专门复核前台储蓄员的账目，由于这一工序在县级行取消了，统一集中到了市行，于是邓变成了闲人。

　　“当时省行有了裁员计划，逐级下达，采取的是买断工龄的做法。开始时有名额的限制，实际执行时供过于求，申请‘下岗’的极为踊跃，一下子有十几人报名。领导不得不出来做工作:‘年轻的就不要占名额了’，最终选拔了9个人，一年2500元算，行里平衡出一个工龄，两个数一乘;拿到这笔钱，就和银行划清界限了。”

　　对42岁的邓晓强而言，银行既是职业生涯的起点也几乎意味着终点。1985年他从军队转业，依靠政策安置在山东临沂某工商银行的县级支行。“当时行里有60多人，最多达到100出头，算起来有2/5是军转的，我最开始做会计，以前没做过，也是边干边学。”邓说在银行里最大的好处是待遇和政府看齐，“银行职员和政府公务员(待遇)都有对等的杠杠，一个普通柜员，乱七八糟收入都算上也相当我们这儿一个局长了(科级)。”邓起初每月拿40多元，离开时也涨到1000余元，在这期间他还分到了房子，娶了个同系统的储蓄员做老婆。“起初，县里还有些企业，银行员工也不怎么地，后来企业不好了，下岗多了。但银行不同，它不属地方体系，市一级每年进行考核，完不成任务就会扣一点，以后完成了，又能补上。”邓说。但由于地方经济的不好也必然连带银行，邓就拿了钱出来了，很多员工的想法都和邓相似，他们选择了离开。

　　“银行‘黄了’，人都不在了，楼被租出去了。”电话另一端的声音十分冷漠。“孙行长不是还在留守吗？”记者希望追问出若干线索;“不知道去哪了”，电话随即挂断。

　　在中国内陆任何一个中小城市，银行大楼往往是城市中最气派的建筑，起着地标的作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的中国银行大楼也不例外。2000年6月中国银行梨树县支行被撤掉，这座建成不久的六层楼也被租了出去。在出租之前，四平市行还出资对职工住宅楼的供水设备进行了一次改造，将住宅楼与原办公楼的供水系统彻底分离，单独核算，从而斩断了“职工们”与银行的最后一点联系。44名员工大多采取了买断工龄的方式终止合同，仅原副行长孙维良留守处理善后事宜。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原梨树支行的员工多次到省行和北京总行上访，2001年底的最后几天，他们再次坐到了中行总行大厅中堂。“国企的麻烦，银行一个也没逃掉”，一位在场的总行员工慨叹。

　　梨树县支行成立于1994年，截至1999年底，该行存款只有7970万元，贷款6569万元，不良率高达62.8%，当年实际亏损256万元。实际上，中国银行撤并标准有5条:业务规模、资产质量、盈亏情况、发展潜力、地区经济环境。然后通过综合这些因素，对全部1096家县支行进行“大排队”，按照末位淘汰的原则，确定了“死刑名单”。同年在吉林省被撤掉的还有临江、洮南两家支行。

　　作为最稳定、收入最高、福利最好的职业，银行的人事改革必将付出相应振荡代价。以山东省济宁地区为例，济宁分行所辖的嘉祥支行、金乡支行、梁山支行降格为分理处;泗水支行则精简人员。2000年4个县支行共撤并6家机构，精简正式工87人。但中行在山东的撤并却引起了更大波动。“总行的态度是，付出较高成本也在所不惜”，总行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自1996年5月17日，刚设立一年的中国银行江西省星子县支行第一个被开刀撤销，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同时开始了战线收缩，开始酝酿各自的减肥计划。1997年中央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发(1997)19号对国有银行改革作了总体部署，国办发(1998)120号文转发了《国务院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明确要求工农中建在2000年前要撤并10%的县支行。中国银行首先撤销了原省分行所在地的26家市分行，实现省市行人财物资源的重新组合。在1998～2000年3年间，中国银行机构总数减少2284家，下降15%。县及县以下机构网点占中行机构的份额也由1997年底的56.2%下降为41%。一位建行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新疆的克尔克孜自治州二级分行都撤了，降格为县级支行。

　　四大商业银行总共雇员超过了130万人，有一个比喻说，国有银行像“恐龙”，“恐龙的死就是因为消耗太大而反应太慢。当敌人咬住了恐龙的尾巴，他要用5分钟才能将这个信息传递到大脑，再用5分钟时间才能做出反击”。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是惟一的银行，其分支机构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都是几经撤立，或并入财政部，或并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虽然保留了名称和海外业务，但一直被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国外局”，直到1979年3月，专营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才宣告成立。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管辖的四大专业银行体系最后形成，但条块分割壁垒分明:建设银行主理国家开发的政策性贷款;工行与农行分别割据城乡;中国银行在“通商口岸”专营外汇业务。80年代末四大银行开始通过私人业务互相进行业务渗透。1994年是关键的一年，政策性银行从专业银行的骨肉中剥离，国家开发银行从建行分出，农业开发银行脱离农业银行，进出口银行从中国银行剥离，四大商业银行开始放开手脚平等竞争。“农行进城、工行下乡、建行破墙、中行上岸”，四大银行开始了各自扩张之路。“即使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四大商业银行仍要扮演国家信贷计划执行者的角色。”国家开发银行市场与产业分析局局长王大用说，“计划下达按行政区划，以各省设一个一级分行，再往下，一个地市设一个二级分行，县里设支行。”按照总行、两级市行、两级支行、分理处、储蓄所的六级建制，四大银行从城市到乡村普遍建立网点，规模迅速膨胀。90年代中如雨后春笋普遍设立的股份制银行，也给这种扩张添了一把火。1995年《商业银行法》颁布，到2000年中已有商业银行104家，较5年前增长了4.8倍;资产总规模达到12.6亿元，较5年前增长了50%。

　　“在上海市四平北路口和四平路口方圆不足500米内，就有14个银行网点，其中自助银行就有4个。”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宋远程告诉记者，“该地区是上海银行资产和资源浪费最多的地方。”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局局长谢平曾经调查，即使如此激烈，上海依旧是中国银行业最赚钱的地方。按照美国穆迪投资公司的说法，国内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级银行的是中国银行，目前中国银行拥有12967个国内机构和559个海外机构，事实上，它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分布极为不均。按照一位中行官员的说法:“中行是‘穿皮鞋’的，却经常跑到农村去和‘穿草鞋’的抢生意。”据记者掌握的数据，虽然旧了些，但却颇能说明中行目前的税前利润主要来自海外业务:1999年中行在内地的资产规模占总资产的68%，但税前利润只占总体利润的16%，而银行的资产规模所占比例虽然只有32%，但却提供超过80%的税前利润。实际上，为使中银香港顺利上市，中行即作出计划，集中力量开拓海外市场，5年后总资产的一半以上将在国外。

　　“如果按照10%的比例压缩，仅是一个微调，主要的目的还是削减亏损。如果进行业务转型和市场转移必须有更大的动作，”一位内部人士向记者分析，而下一步的调整则有可能涉及整个机构的1/3。这包括从全国县级市场撤退，从不发达省的地区市场部分撤出。从人员上看，一年裁5000，10年5万，但这也未必会令行长刘明康满意。中行现有21万人，他曾认为9万就够了。按照这一判断，裁员与撤并刚刚开了头。

　　2002年1月18日，中国银行率先披露2001年的财务报告，在过去的一年中实现利润108.05亿元。一位中行的内部人士向记者分析，“2001年的经营收入增长了11.16亿元，经营支出减少了73.81亿元。如果与2000年比，收入增长了1.1%，而支出降幅达7.6%。实际上2001年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在于经营支出的减少。”这很容易让人想到，从1998年到2000年的撤并、重组与裁员终于发挥了效力。这是银行从旧有历史包袱中走向新生的步伐。

　　《三联生活周刊》:王雪冰事件与中国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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