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体制改革重在转换机制

话题缘起　不久前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着重改革政府对企业投资的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确立企业在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并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职能，建立严格的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旨在建立起市场引导投资、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宏观调控有效的新型投资体制。有人担心这一以放权为核心的投资体制改革可能影响当前宏观调控的效果。其实，投资体制改革与宏观调控并行不悖，它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投资盲目扩张的冲 动，解决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对当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许卓云(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决定》明确地划分了政府、企业、银行以及中介机构在投资领域的各自责任，确立了“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市场经济原则，为最终形成“市场引导投资、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宏观调控有效的新型投资体制”指明了基本的方向。

　　然而，要把《决定》所提出的投资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和规定落到实处，关键在于转换政府和经济主体、尤其是国有银行的行为机制。

　　建立有效约束官员行为的决策机制和制衡监督机制

　　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与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缺陷是历次投资膨胀的根源。要消除这个根源，并令宏观间接调控机制有效，就必须在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和国有银行的体制改革上下功夫。

　　地方政府追求政绩、谋求本地经济发展并没有错。问题只在于追求什么样的政绩，用什么方式来发展本地经济。如果不讲求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追求地区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只谋求现时的轰轰烈烈、形象效应、政绩效应，那就必然会给当地和全国发展带来祸害。但现实的情况是，不少地方官员都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心态，总想在有限的任期内干出一番“事业”，以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之风盛行，运用地方的行政权力和财政资源，掀起一波波盲目投资的热潮。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政绩观，还必须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约束官员行为的决策机制和制衡监督机制。例如，建立公开、透明的财政预决算制度和国有土地出让金管理制度，约束政府滥用财政资金和土地出让金的行为，杜绝官员个人的“条子”项目；建立投资决策的问责制，在各个环节解决好谁问责、问谁责和如何问责的问题，令问责制真正落到实处。

　　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同样有个转变职能和行为机制的问题。核准制与审批制之间仅是一步之遥。如果中央政府各部门依然习惯于计划行政管理的思维方式和调控方式，那么当出现经济过热时，核准制就仍有可能蜕变为审批制。而社会公共资源也会在关注“国计民生”的名义下流向非社会公益性项目，甚至流向政府部门自己的利益领地。

　　银行要成为独立于政府之外、具有自我约束力、讲效益担风险的货币经营者

　　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改革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由于它们掌握着80%以上的社会资金资源，因而它们的行为对社会资金的流向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过去，它们受地方政府的干预较多，常常配合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掀起一个又一个投资高潮。近两年受困于不良贷款的拖累和加入世贸的冲击，又急于扩张贷款规模，以图降低不良贷款率，因而转向积极配合地方政府的投资建设、支持过热行业的发展，成为新一轮投资膨胀的助推者。因此，遏制投资盲目扩张的源头，必须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改革，使之真正成为独立于政府之外，具有自我约束力的、讲求贷款效益、承担贷款风险的货币经营者。

　　当然，除上述两个方面外，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形成多种形式的融资渠道；深化工程咨询、投资项目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会计事务所、法律事务所等中介组织的改革，建立相应的自我约束机制；完善投资的宏观调控体系，等等，对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完成了所有这些部门的机制转换，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投资、融资体制，消除投资盲目扩张的冲动，解决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和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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