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答《外滩画报》记者

　　盛洪

　　这次提交建议信的5个人，分别是贺卫方、沈岿、萧瀚、何海波和我。此事由沈岿和萧瀚首倡，建议信由沈岿执笔，另外萧瀚对此事关注最多。贺卫方和我分别是沈岿和萧瀚的同事，我们签字表示支持。贺卫方因其在法学界的名气，支持更为有力。

　　这次建议信的主要目的是提请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其中，一方面是针对“孙志刚事件”这个个案，因为这是个恶性案件。我们对这个事件将被怎样处理十分担忧。广州方面的调查在程序上违背了回避原则，结论也有逻辑上的破绽。另外一方面，这个事件背后的一整套司法制度上也有问题。实际上，这些年来公安机关滥用权利，以收容遣送为名搞创收的现象非常严重，“恶法”横行，导致公民权利受到侵犯，社会安全受到威胁。我们希望人大常委会能如我们期待的那样，正式启动调查程序，进而改进相关制度。

　　正确处理这一事件，对政府是有好处的。它将由此赢得民心民意，同时也有利于新政府日后的工作。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知识分子都有关注社会的传统。他的工作不能和社会分开。如果他没有参与到社会中，他就不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对社会事件及相应的社会制度问题有敏感反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参与其中的责任，用自己的理论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而不是仅仅栖身于书斋中。知识分子这个职业就是为社会而设的，与社会紧密相关。

　　目前社会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导致各种事件发生，其中最容易受害的就是这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身为大学生的孙志刚受害引起关注，成千上万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就不那么受关注。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往往受到不公正待遇。传媒以及公众都需要对此予以高度重视。直率地说，弱势群体面临的问题就是缺乏“代言人”。如果知识分子不出声的话，就没人替他们说话了。

　　我们的这种呼吁并非简单停留在呼吁本身，一方面是要寻求解决问题的可操作性办法，另一方面也不只流于泛泛而谈，而是要持之以恒，希望人大常委会能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这项审查是复杂的，知识分子也可对此做些研究。

　　怎样更科学、有效地保障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管理？

　　这需要有比较好的政治环境。我们所面临的难题是宪政体制需要进行改革。目前国家的行政机构过大，不受约束，缺乏监督。而且行政机构的官员也同样具有人性的弱点，不愿听批评，也不愿承认错误。这就需要外在的压力加以监督和约束。另外，明智的政府须做到谦虚谨慎，并且欢迎知识分子的批评。

　　2003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