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同时是一个高尚的人

　　茅于轼教授七十寿辰有感

　　盛洪

　　一、我与茅老师

　　我结识茅老师已有近十年了，应该说，是他主动“结识”我的。那是1989年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了茅老师的来信，信中称赞我的一篇文章“论制度现代化”，并提出要与我交谈。等我与他相见后，才发现他的年龄比我预期的大得多。这使我很羞惭，同时感到茅老师的谦躬。他的谦躬不是刻意作出来的，就象和他的本质是一样的。这种为人风格现在已不多见。比如，我给别人写信，最后总大模大样地写上自己的名字，个别时候给前辈写信加上“学生”二字，而茅老师无论给谁，如给我这样的晚辈写信，最后落款都是“于轼上”。无怪乎，茅老师有那么多的忘年朋友。

　　曾有一段时间，我和茅老师每个礼拜都交谈一次，内容是经济学加上海阔天空，地点就是他的家里。茅老师的渊博学识和敏捷思路，使我经常感到这样的谈话就是一种享受，他平易近人、温文尔雅的风格又使我非常放松。那是一段我非常愉快的时光。后来与茅老师交往多了，对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诚实、守信用，当然这些字眼似乎很平常，但在今天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实行的。他严于自律，风格简朴，勤奋刻苦，体谅他人。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善待他人的心。我经常因学术问题与他争论，也因工作原因与他意见相左，有时言辞过于激烈，但从不用担心会被穿上“小鞋”。以这颗善待他人的心，他关心着他人，关心着社会。在山西一个非常贫穷的村子里，他以自己的钱和朋友的钱创办了一个小额贷款基金，后来又动员更多的朋友开展了投资扶贫的试验。

　　关于茅老师的经历，我过去知之不多，最近才知道，他这一生是非常曲折坎坷的。他当过“右派”，文革时被抄了家，家人受虐待，自己被发配到山西。但是我们很难从他的脸上看到这段历史的阴影。对待这一切，他是那样平和。每当谈到过去时，他总是一笑，说“现在比以前好多了，现在的中国比过去好多了”；“光恨不行，还要想办法促进社会的进步，使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人很难超越自己，即使是那些宣称超越了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把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转化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而茅老师却一直探索着“以直报怨”的路。

　　我经常想，茅老师的道德风范，除了和他的家风、他所继承的道德传统有关，还与他是一个经济学家有关。我作为经济学的同道，很能理解他的行为方式。但我同时也觉得，让我做到象他那样，又是非常困难的。有些我们明白的东西，做起来却是很不容易的。然而，如果我们不去身体力行我们宣称的、从经济学中发现的道理，我们是否真的相信我们写在文中、挂在嘴上的理论？如果我们可以说一套，做一套，那么说的这套还有什么价值？

　　二、义者利之和

　　一个把经济学思考作为自己生活方式的经济学家，经常会想，“我怎样的行为是最有效率的”，结论往往是，遵循道德的行为是最有效率的。比如，要不要说慌？据说有一个关于说慌的调查指出，说慌的人比诚实的人的寿命要短。我不知这是否真实，但想起来非常符合经验。说慌首先要付很高的心理成本，克服羞愧，掩饰慌张，时刻要想着不要败露，到处要自圆其说。久而久之，还会败坏自己的声誉，增加了与别人打交道的外在成本。这样，说慌的“好处”早已被抵消了，还不如做一个坦坦荡荡的君子好。

　　其实，道德就是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又难免互相冲突。道德规范就是经过无数次试错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均衡。这样的均衡，在孔子那里叫作“仁”，“和”，或“中”。形象地说，在两个人之间有一道无形的线，两个人的行为都不应越过这道线，否则就构成了对对方的侵害。这也是道德规范的基本含义。遵循道德，就意味着在不损害对方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伸张自己的利益。简而言之，对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就是不损害他人。这也是这种道德规范同时是最有效率的奥秘所在。因为任何打破均衡，损害他人的行为，最终都会招致别人的回应，从而不可能保证自己不受损害。所以，遵循道德的行为，就是最有效率的行为，对个人，也对社会。

　　这是第一层次的境界。达到这一境界也不容易，需要对经济学有透彻的把握。

　　三、德者，得也

　　知道道德有好处，也不一定知道道德的具体形式。道德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两个人之间的无形的均衡点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达到随时随地都能发现均衡点的人并不多。我看《论语》时，总觉得孔子的行为看似没有一定之规，却时时处处都似乎落到了均衡点上。当然他不同于一般人。即使是他，也只有到了七十以后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也是说，由于将道德的基本精神内化于心，时时处处根据具体情况遵循道德，不觉得有什么约束，反而觉得很自由。

　　在解释什么是道德时，冯友兰先生曾说，德者，得也。也就是说，道德是人们对人间之道、社会之道领悟的心得。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不少是幼时由父母师长教导培养的，但更多的是在与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体验摸索而积累起来的。后面的形式不仅是丰富道德的过程，也是理解道德的过程。一个人对从父母师长那里继承的道德只知其然，只有自己亲身体验才知其所以然。所以人生就是一个道德化过程，一个不断有所“得”、不断发现和理解道德规范的过程。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他的“得”，就是在具体情境中不断求解两人间的均衡点。更进一步，他还可以寻求和发现更接近道的均衡点。

　　这是第二层次的境界。欲达到这一境界，就要把道德和文章结合起来，就要开始实践经济学对道德的理解，就要把符合道德的经济学精神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四、道德难题

　　上面讲的遵循道德之所以如此美好，是假定了打交道的两个人、或社会中的所有人都遵循道德。但如果对方不守道德，我们将怎么办？比如道德要求我们不要去损害别人，但是如果我们面对别人对自己的损害又如何去做？这不是一道故意设计的难题，而是我们在现实中经常遇到的情境，但解决这一难题却少有良策，它不知难倒了多少英雄汉！

　　博弈论给出了很好的对策，叫做一报还一报。你打我我也打你，你偷我我也偷你，你骗我我也骗你。让对方也尝尝受损害的滋味，会使他们思考一下他们损人的策略是否有问题，这样有助于道德规范的形成。但这是在人们不知道德为何物的时期采取的策略，当文明已形成数千年以后，人们是否还要这样？况且互相打、互相偷、互相骗的成本是很高的。往往双方并不势均力敌，被侵害的一方经常是在侵害手段上处于劣势的一方。在一个相当大的社会中，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最终的道德均衡，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甚至会履盖人的一生。更何况，懂得道德的人往往有道德障碍，他们无法心安理得地采用对方的不道德的手段，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会认为自己更输了：连自己的规范都丢了。

　　如何道德地对待不道德的侵害，这确实非常难。孔子说，以直报怨。茅老师很赞赏这一点。从规范形成的角度看，这种策略比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好得多，因为它会减少互相仇杀的次数，缩短规范形成的过程，但实行起来却比后者难。直，就是正直，就是公正，就是道德规范。为亲人复仇是比较容易的；怎样在自己被侵害的情况下保持公正，则是有着很高的要求的。在解这一难题时，很少有人能够走到“以直报怨”上来，即使知道这样的策略，克制仇恨，保持公正，又该多难呀！

　　这是第三层次的境界。只有解了道德难题才能达到这一境界。但能否解题，并不在于智慧的高下，而在于能否克服自己因个人恩怨而产生的冲动。

　　五、约束自己

　　还有更难的问题。如果有这样的情境，不是你受到别人的侵害，而是你有某种资源优势，使你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占有上风；换句话说，即使你越界侵害了别人，别人也无力向你报复，你的行为没有外在的力量约束；在这时，你还会遵循道德吗？

　　可以有许多具体情境。如在具有外部性的场合，你可以随手把垃圾扔到风景秀丽的效外，不会有任何人看见并谴责你，你能约束自己不扔垃圾吗？你可能是一个大公司的总裁，虽然公司有很严格的财务制度，但有很大的漏洞，如果你将公司的一部分财产化公为私，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你做不做？你是一个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很多人会因为你的职位而求你，他们会低声下气，会用各种方法巴结你，甚至会贿赂你，你也许能做到拒绝贿赂(这当然也很不容易)，但你能否做到(由于拒绝了贿赂)在与他们说话时完全没有傲慢口气吗，能够真正平等地对待求你的人吗？

　　经济学告诉我们什么是外部性的场合，也知道每当到了这种场合会普遍存在搭便车的行为，但这种行为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降低。迄今为止，人类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这类问题。只有靠精英人物出来说话。这时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有责任站出来呼吁大家遵守规则，但他首先得自律，才有资格要求别人。这意味着他要忍受自己利益的损失，或放弃能够获得巨大利益的“机会”。

　　这是第四层次的境界。这无异于向自己的经济人本性挑战！

　　六、立言，立功，立德

　　从第一境界到第四境界，经济学都发现了的问题的所在和解决的方法。但仅仅发现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开始我们就说过，光说不练是不行的。然而经济学家要实践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异常艰难的，而且最难的地方并不是存在着外在的恶魔，而在自己的内心。只有既发现、又实践经济学的道德方案，一个人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他身体力行道德规范，甚至不惜遭受损失，他自然也就是一个高尚的人。我想茅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胡适先生在晚年回忆说，当他在家乡的学校读书时，每天都“可以看见北墙上悬挂的一幅长轴，上面写有公元八世纪时政治家和大书法家颜真卿的一段书札的印本”，他说，“当我初认草书时，我认出来这张书札开头引用的就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论。五十年匆匆过去了，但是我第一次发现这些不朽的话的深刻印象却一直没有毁灭。”三不朽论最早出自春秋时期的一个鲁国人叔孙豹之口，他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所谓不朽，就是一个人的言论、行为与德性对其他人、乃至对社会和文明产生影响，并作为社会和文明的一部分与社会和文明一起存在下去，以至永远。显然，这里说的影响，是好的影响，是有益于其他人、社会或文明的影响。而那些坏的影响，是不能永存的。因为社会和文明要改善，就必须从自己的身上除去坏的影响。

　　这种三不朽论，恰与经济学的基本精神相通。因为经济学决不是这样一种学问，即它只给掌握它的人带来福利，而不管是否对社会、对全人类有没有好处。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它从全局或整体的角度判断效率水平的特点，决定了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只有在提出为他人、为社会增进福利的方案、并实际参予实施这些方案的前提下，才能考虑增进自己的福利。具体的形式，可以是立言，可以是立功，可以是立德。这三点又是逐级递进的。立言，就是发现能够改进人们福利的道理，并把它告诉世人；言功，就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改变社会现有的状态，使之能增进大多数人的福利；立德，就是亲身实践自己所发现的道德规范，作为一个楷模影响其他的人，最后改进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

　　我想，茅老师作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对这个社会所做的贡献也可以用三不朽论来表达。在立言方面，茅老师通过他的文字，无论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如《择优分配原理》)，认真的专题讨论(如《生活中的经济学》，《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还是轻松的杂文随笔(如《谁妨碍我们致富？》)，起着引导学界后进，启发社会良知，普及经济学常识的作用；在立功方面，茅老师作为天则所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经过五年多的沤心沥血、惨淡经营和艰苦努力，终于使天则所站稳了脚根，并有所发展，走出了一条民间开展学术研究的道路，并对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立德方面，茅老师通过自己的行为，证明了在一个道德水准低下的时代也可以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遵循道德规范的人。他使我们发问，既然茅老师能做到，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他的道德形象最终会对这个社会的道德秩序的复兴产生积极的影响。茅老师的所有这些贡献，都将融入我们的社会与文明，并将超越生命，与社会和文明一起永存。

　　1999年1月13日于北京郎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