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孕育已久的一场纷争终于爆发。今年4月27日，深圳42家零售商向深圳所有国内发卡银行“发难”，要求下调刷卡手续费率。5月20日，双方展开了协商，却无果而终。终于，商家6月2日、3日两天联合再次拒绝刷卡消费。这42家企业几乎涵盖了深圳各种零售业态，其零售额超过深圳零售总额的70％。如此大规模的商户集体对刷卡手续费发难行动，在国内尚属首次。之后，拒卡之风在国内主要城市迅速扩展。商户与银行相持不下，时至今日依然难有两全之策。
审视这场悬而未决的纷争，这种试图以一个群体的力量来撼动商场背后利益格局的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经典案例。
银商协同作战多年，秉持着把持卡人的钱“引”出来这个共同追求。不幸发生了自相残杀之事，无论是商家还是银行，都显得十分痛心。
他们究竟在争抢什么？答案可以简单归结为两个字：利益。推广银行卡作为一项战略举措，理应于银行、于商家、于消费者都有益，可谓“三全其美”。用银行卡的人多了，分摊后的低成本能为银行换回更多更持久的利润，商家因此具备了现代化零售业必备的基础服务和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消费者也多了一种安全、快捷的支付方式。可就是这样一对战略伙伴，为顾客资源，为选择的机会，在刷卡费率上各不相让，不顾一切地开始了较量。
市场经济讲究的是利益多元化，各种利益要摆在明处，然后按市场规则来协调，因而各方为各自的利益而展开博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场利益的比拼：刷卡费率太低了，银行看不到前期投入所能换来期待中的丰厚回报，自然不甘于一味“赔本赚吆喝”；倘若刷卡费率过高，商家不能从刷卡中得到什么好处，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拒不刷卡的极端行为。商家或银行，谁的眼睛盯的都不是眼前，更同样被置于市场规律的控制之下。最终要想求得理想中的共赢结局，注定要历经磨难，反反复复在得与失之间争夺与拼抢，直至找到一个共同的利益均衡点———一个商家与银行都能接受的新的利益分配格局，才是双方握手言和的大前提，也是求得圆满收场的出发点。
问题就出在我们的市场并不是理想的，看不见的“手”很多时候是有局限的。这一次，深圳商家就对专司银行卡业务的银联的独家地位提出了质疑，频频引发事端的刷卡费率的定价权，成了问题的焦点。有专家指出，“银商大战”屡屡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其实在于垄断。“凭什么你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商家的齐声指责不无道理。都说自由选择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基础，他们却不能像消费者一样自由选择发卡机构，不同的银行卡皆由银联一家统管，惟一的卖者独自决定所有交易的价格水平并获取收益。形不成竞争，商户也就别无选择。就凭这一点，商户得到了更多的同情票。于是有人大胆设想引入新机构，让现在的银联退居二线搞它的技术平台，至于刷卡费率是多是少，由商家与银行两家直接商谈。这显然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此外，这类纷争政府究竟该不该介入，可算一个新话题。深圳拒卡风波后，当地政府随即表态“不会介入”，他们认为商家和银行间的争执，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处理彼此利益关系出现的“正常现象”，“政企分开”是反复强调的大政方针，政府“不便干预”。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有人开始指责政府管理部门不作为，因为这件事已经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殃及消费者，政府有责任通过明智的干预来矫正。于是，政府陷入两难。该不该介入？倘若介入该什么时候出场？出场后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这个尺度拿捏起来相当难。但无法否认的是，在我们这个尚待完善的市场中，政府有足够的理由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各项承诺的兑现，国际银行卡组织自由进入我国、自由经营人民币银行卡业务的日子，已渐渐临近。可以预见，在争抢银行卡业务这块大蛋糕时，竞争将会来得更为激烈。所以，银商之争如何圆满收场，是一道来得及时的考题。在一个大的背景下寻求答案，也许我们的视野还能放得更宽些，目标定得更高点儿。
本报评论员：赵秀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