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企业家自杀现象分析

　　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自杀行为或许与他们长期承受的巨大压力和短期内突然爆发的沉重压力有密切关联

　　□ 汪丁丁/文

　　读了山西和陕西两位企业家在1月初先后自杀的报道，我在拥有1630种学术刊物的“E lsevier”出版集团的服务器上查找关键词“自杀”，结果找到了2516篇学术论文，都是在过去十年内发表的。立刻，我想起加缪的名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

　　人类的自杀行为，确实正在成为惟一严肃的问题——因为其余的问题都已经被消解、被当做“花边新闻”、被包装成“消费品”，或者干脆被遗忘。其实，争相报道中国企业家自杀的大众媒体的主编们，又何尝不是在潜意识里努力要迎合那些缺乏思考与想像能力的读者呢？在我们这个金钱导向的社会里，思考和支持思考的想像，早就不再时髦了。由于贫乏的想像和贫乏的精神诉求，大众就向媒体祈求披露任何与“金钱拜物教”欲望相关的“新闻”——富豪们的私生活，特别是当他们自杀的时候，格外吸引大众眼球。

　　但富豪和企业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不打算讨论富豪自杀现象，不过我建议读者从辛西娅的《财富千年》里寻找与此相关的数据。企业家自杀，显然与其承受的压力密切相关。

　　今天，研究自杀现象的学者们正在批评甚至完全放弃以前用于研究自杀现象的那种过于粗疏的统计方法。他们仍然认为社会因素是理解自杀数据的重要变量。但他们指出，压力、心理创伤以及文化因素，这些变量对自杀行为的影响随年龄增长而有显著的改变。更进一步，在同一年龄组内，不同性别的人群表现出非常不同的自杀行为(参阅P. Cutright，2000，“Effects of Societal Integration, Period, Region, and Culture of Suicide on Male Age-Specific Suicide Rates：20 Developed Countries, 1955-1989”，《Social Science Research》vol. 29，pp. 148-172)。

　　最后，在自杀研究的学术传统内，人们非常关注自杀行为随季节变动的规律。春季和初夏被认为是自杀高峰期，秋季与冬季则是自杀低谷期(参阅V. Ajdacic-Grossa，et al，2003，“are seasonalities in suicide dependent on suicide methods? a reappraisal”，《Social Science & Medicine》vol. 57，pp. 1173-1181)。

　　2002年11月发表的一份中外学者的联合研究报告指出：“虽然自杀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的第五大死因，但我们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国人的自杀行为以及中国人自杀模式的独特性质。”

　　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地区差异之后，这份研究报告披露了导致中国人自杀的最重要的若干因素，按照权重大致排列如下：(1)严重抑郁症状，(2)以往的自杀企图，(3)尖锐和长期的压力感，(4)低下的生活质量，(5)人事矛盾，(6)他人自杀事件或血腥事件的影响。作者们指出，尤其是当上列诸因素联合作用的时候，自杀率特别高。

　　这一论文的作者们，2002年3月在同一刊物还发表了另一篇论文——“Suicide rates in China，1995-1999”，《Lancet》，2002，vol. 359，pp. 835–40，以数据说明，中国人的自杀率从55岁开始，在乡村几乎总是超过了在城市的三倍。另一方面，55岁以下人口的自杀率在20岁时达到高峰，然后逐渐下降，在40岁达到谷底，再逐渐上升。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们其实很难判断企业家自杀的原因。但从多篇报道中可以看出，自杀企业家的年龄往往在50岁以上。从上引论文我们知道，这一人口群组的自杀倾向大大高于更年轻的人口群组。换句话说，让企业家群体比其他职业群体表现出更高的自杀倾向的原因，可能是这一群体的偏高的年龄结构。

　　当然，另一方面，根据报道，多数自杀企业家居住在城市，那里的自杀率远远低于乡村。因此，在排除了心理异常和疾病等因素之后，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如果表现出比城市里的其他人口群体更显著的自杀倾向，那么，他们的自杀行为或许与他们长期承受的巨大压力和短期内突然爆发的沉重压力有密切关联。更重要的是，上列第(4)、(5)、(6)诸因素很可能同时作用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期社会的企业家群体，从而引发特别显著的自杀倾向。

　　事实上，不少研究者在他们的论文里指出：在转型社会里，由于社会动荡和生活压力，各年龄组人口均有显著高于其他社会的同年龄组人口的自杀率和他杀率。例如，不能否认，因政策偏差，最近这次“宏观调控”让许多民营企业陷入困境；同样不能否认，特别珍惜个人信誉的山西企业家赵恩龙之死，是对一个信誉败坏的病态市场社会的抗议。

　　19世纪末叶，摩根以其个人魅力和家族财富挽救了濒临崩溃的美国政府信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当他被问到“商业信贷的决定因素主要是贷款者的金钱还是财富”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是，先生，最重要的是品德。”“比金钱和财产还重要吗？”“比金钱和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金钱买不到品德……一个我不能信任的人，即使他以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做抵押，也不可能从我这里借走一分钱。”(参阅《伟大的博弈》第8章，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

　　作者为本刊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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