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企业面临着严峻挑战

　　2007年1月24日，由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上海市浙江商会和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共同举办的2007京、沪、浙知名民营科技企业家座谈会在北京皇苑大酒店举行，主题为和谐、合作、创新、发展。以下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作题为《中国企业如何应对挑战》的主题演讲精彩观点：

　　吴敬琏：

　　经过20多年的超常规的发展，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如何克服困难，是对于我们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来说都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如果不能克服这些困难，中国经济的辉煌可能就成为历史了，如果我们能够成功的应对这些挑战，克服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会打开一个新的天地，中国经济就会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向前发展，也许可以说真正的中华腾飞就有望了。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重要，我想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说我们现在中国的企业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从现有的情况来看我们正面临着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想就我想到的列举一些情况，过去20几年我们

中国经济应该说按是一个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是举世公认的，也许是我们中国近三百年历史中最辉煌的一个阶段。靠了一个什么呢？从我们企业来说是这么一种经营战略，它能够充分发挥我们的资源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发挥了我们具有一个非常人数众多的一个成本低廉而又素质比较好的劳动大军，这个比较优势。人口众多，而且中国人从来吃苦耐劳，比较守纪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这个优势因为在过去的体制下没有办法把它的潜力发挥出来，所以它变成一个包袱，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潜力发挥出来了，我想这是我们过去20多年来经济能够取得这么大成功的一个基本的因素。

　　但是这么一种经营的模式或者说我们经济的增长的方式，开发的比较优势是浅层的比较优势，这种经营模式有局限性，随着我们经济的壮大，这种经营模式它的局限性就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出来，于是我们近年来就越来越感觉到进一步发展受到了约束。第一个受到的挑战就是资源瓶颈和环境的瓶颈。因为用这样一个经营模式发挥了我们劳动资源和比较优势，可是需要用大量的资源投入，而且对环境又是损害，所以近年来特别是21世纪，越来越感觉到资源方面和环境方面受到的限制越来越严重，环境的恶化变成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而且在我们经济增长里面如果扣除了环境的损失，恐怕我们辉煌的业绩就大大的减色。一般的计算，联合国的计算、世界银行的计算和我们最近的计算，叫绿色国民经济研究项目的核算，大概明年的环境损失大概要扣掉三到五个百分点，而且这个问题是一个累进的，现在看来越来越显得严峻。

　　另外一个，不可再生资源的损失太大，以至于近年来有一种说法“说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贵，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贱。”前两天跟钢铁业的朋友讨论，拿去年来说，去年矿石和其他的成本因素因为价格上升了19%，钢材的平均价格下降了19%。报上老宣传，说什么中国要掌握定价权，市场经济定价权是怎么回事呢？闹不清楚，什么是要掌握定价权，是不是稀缺程度越高谁掌握资源要价还非得不可，定价权怎么个权法，不知道。这是第一个问题，是跟这种模式有关的，因为我们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在于资源投入。

　　第二个问题，我们面对一个挑战优势，低价的、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正在消失。我们经济学家有一个争论，前两年人口所，经济学家有一些说法，他们做了很多调查，他们提出一个观点，叫做刘易斯拐点已经临近或者出现，刘易斯就是美国有一个黑人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说工业进程就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大规模转移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需要转移的人口大幅度减少，这种情况就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

　　这个蔡坊教授的观点是有争论的，西方多数研究工业化过程、研究城市化过程的人都不同意蔡坊这个观点，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农村有大量的剩余的青壮年劳动力没有转移出来。我跟西方教授也有过讨论，双方的意见有一点恐怕是一致的，就说后来刘易斯学说的继承者，就是费景汉他们所谓的劳动力无限供给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

　　根据经济学原理，如果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话，公资是涨不起来的，因为工资是取决于所谓劳动的边际产品，如果是无限供给的话，边际产品是零甚至是负的。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说蔡坊这个观点不对，他们的理由是现在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应该转还没有转出来，可是他们也承认这些转不出来的是因为他们不适宜城市的工商业或者他们有家累或者因为文化水平太低。所以这两点意见不断有多少争论，有一点大概是共同承认的，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他的表现就是一些地方出现了民工荒，而且已经连续几年平均工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在上升。我们民工工资偏低还有别的原因，除了供给的原因，还有因为他们没有组织起来，是一个无组织的群体，他们在和厂房和资方在谈判的时候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这个情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不管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这个现象都在发生，不管是技术工人荒，普通劳动力也短缺。我们近些年有成本低廉、素质比较好的劳动大军，这个情况正在改变，我们靠工资成本低来壮大我们的企业，来赚钱，今后就会越来越困难。

　　第三个挑战，就是全面执行WTO规则。现在过渡期已经过了，国际市场、国内市场连成一片了，我们中国的企业面对着国外企业在我们国内市场上激烈竞争，另外在国际市场上对于中国的投诉、倾销审查这些正在越来越变得严峻起来。

　　第四个问题，就是政府的一些政策看来正在进行调整或者将要进行调整，这些调整都会加大我们企业的压力。比较明显的，第一个就是

汇率。过去我们为了支持出口导向政策，所以在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时候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大幅度贬值以后一直是保持在一个低汇率的状态下，到了21世纪初期，当外汇存比大量增加，双黑子大幅度增加，这样的情况之下升值的压力就提高了。在经济学界从03年开始就有很大的争论，包括政府部门，可是一直占主流的意见就是坚决不升值，这种情况在去年有了改变。看来汇率的机制市场化的进程会加速。因为所有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这种时期，通常的应对办法，开始都是坚持不升值，保持原来的汇率形成机制，就是低汇率政策。但是后来日本、韩国、台湾都汇率市场化或者自由化，就是说把汇率形成机制放开，中央银行的入世干预频率降低，允许浮动的幅度放大，甚至完全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