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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增加消费成宏观政策重点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3月12日 12:42 《财经时报》

  过份依赖投资和外贸的经济增长,成本不断增大,加大经济的脆弱性。只有依靠自身内需、特别是消费水平的提高,才能有效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200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表示:“要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关键是要努力扩大国内需求”。不少年份都不同程度提及到扩大内需的问题,但像当前这样强调内需对于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性则尚属首次。

  在扩大内需的构成中,扩大消费尤其重要。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贸易,消费的拉动作用甚至有减弱的趋势。

  为何特别强调消费?

  长期以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重工业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成本不断增大。投资一直延续着粗放式的经营模式,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突出表现在投资的回报水平持续偏低。许多投资主体争相上马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这种用过量的物质资源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消耗了大量的能源、水和矿藏等不可再生的资源,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投资的突出特点是波动比较剧烈,相应带动经济增长波动。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对若干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紧缩是必然的政策基调,这样,原来过分依赖投资带动的增长模式,就面临寻求新的增长动力的问题。

  作为经济大国,过度依赖出口拉动,会增大经济的脆弱性。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于外需过分依赖,其中进出口规模占GDP的比值近几年均为60%以上,外贸依存度很高。

  低成本低价格的商品出口,使国外消费者享受了我们低廉的人工成本和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导致国民福利的流失,同时也导致接连不断的贸易摩擦。中国只有靠自身消费水平的增加,才能有效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从国际上看,主要靠内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经济波动幅度比较小,美国便是如此。

  中国扩大消费的潜力巨大。我国储蓄率始终居高不下,相应的是1990-2004年最终消费率的走低,十多年来,中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8.8%。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79%,我国要达到世界平均消费水平还有将近20个百分点的空间。

  从居民、政府、企业着手

  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扩大消费,居民、企业、政府都有责任。从消费主体来看,中国消费率偏低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居民,还涉及到政府和企业。

  居民消费量增速比较稳定,其在整个国民消费额度中所占比重达75%以上。而在过去几年GDP的收入分配中,国家财政收入增长非常快,年平均增长率达15%以上,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企业的利润增长,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增长也非常高,累计了大量未分配利润,占GDP比重达到20%。政府集中了很多资源,企业留存的未分配利润的累积,导致了这两个经济部门较高的储蓄率,自然影响最终消费率的提高和消费的扩大。

  因此,要真正实现消费的扩大,不能单纯寄期望于居民,还需要通过特定的政策措施来降低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政府应该更多地进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改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缓解当前公共品供应不足的突出社会矛盾。企业也应该将更多的“未分配利润”用于转移到居民或者政府的支出,而不是将其统统都用于投资。

  农村消费寄望于城市化

  尽管农民占中国人口总量中相当大的比重,但是其消费额却占相对较小的比重。农业是典型的弱势产业,但长期以来,它却支持了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从当前财政收支结构来看,中国经济应当开始进入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

  农业弱势产业的地位,决定了农业收入的增长幅度和速度不太可能像城市第二、第三产业收入那么大、那么快,靠农产品生产取得收入只能满足温饱。扩大农村消费要从农村以外想办法,如改善农民收入结构,增加非农收入。

  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务工、经商方式向城镇转移,通过他们及其赡养的家庭人口摆脱传统的农村消费方式,逐步向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转变,对于解决农村消费问题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展开,但与世界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率为40%多,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还将增加1亿多人口转移到城市。

  这就需要我们降低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各种政策和社会壁垒,逐步消除他们融入城市化的障碍,并提供其子女入学、个人医疗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措施,不仅从微观上平等对待农民,从宏观上也是扩大消费的重要举措。

  开发不同的消费热点

  从目前的趋势看,扩大消费不是靠推出一两个新的消费热点就能解决。早期,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接近,靠一个消费热点就可以出现消费热潮,短期内迅速带动消费的扩张。现在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排浪式、集中式的消费很难重演。

  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和消费倾向存在很大差异,要想提高整体消费,就必然要针对不同的收入群体提供差异化的解决方案,也即开发不同的消费热点,使他们更多消费自己阶层所热衷的产品和服务。

  例如,对于收入增长稳定的中产阶层,医疗保健、体育娱乐可能是今后其重点消费的对象;而对于工薪收入阶层,随着其收入的逐步提高,住房、汽车也可以成为他们的消费热点。要把不同收入层次的消费者进行需求细分,提供更多“量体裁衣”的消费品。(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031332)

  巴曙松

  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与金融市场监管,还担任亚洲

开发银行监管咨询专家;
企业年金
资格评审专家;中国证监会基金评议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
银监会
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黄金投资分析师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在金融业有10多年的实际经营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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