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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中国企业应该有怎样的战略选择？定位和战略需要做怎样的修正呢？
项兵：TCL国际化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他们所做的对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路径是个有益的探索，因为过去大家都说把产品卖到国外，或者说开始在国外建厂或者在国外慢慢地树立
品牌，TCL则是国内和国际优势互补统筹的，他们先后和汤姆逊合资成立TTE，并合并了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就是利用国内的成本优势和渠道能力，换取对方成熟的品牌、国际渠道以及一部分的研发能力和流程，尽量争取用市场换股权而非技术。获取技术的再生能力比获得技术本身更为重要。现在已有若干企业在尝试做类似TCL的事情，比如上汽集团收购韩国的双龙汽车，京东方(资讯 行情 论坛)收购韩国的现代电子等等。
在这一点，韩国经验值得一提, 韩国在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其对民族企业整合的基本点是提高它们的国际竞争力。现在的三星和LG不仅生存下来，还比原来更强了，这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的产生，提高了韩国的国家竞争力。将来我国民族企业的重组，也要以增强它们的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点。 因为我们要成为世界强国,也必须有这样一批强大的企业。
记者：对您所提到的新洋务战略—全球资源整合战略，现在很多企业家都表示认同。但是企业家普遍感觉外部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和现有体制相配套，尤其是通过全球选秀招聘来的经理人，他们很可能无法适应现有的中国企业特点。您认为中国企业目前主要问题在哪里？应该在制度上以及技术上做怎样的准备呢？
项兵：我最近提出了“管理四段论”，就是把管理像围棋分段一样排排段位，这样的话我们中国企业下一步怎么做，就可以参照这个“路线图”。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中国企业还处于一段到二段水平，中国企业所遇到的问题是企业管理中最原始最基本的问题。公司治理问题很多企业没有解决，尤其是国企。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解决公司的核心决策层要真正关心企业的将来，不是说仅仅关心今年或明年挣多少钱，而是有没有长远的持续的赢利能力。改变产权是手段，不是目的，绝对不能本末倒置。产权明晰是为了有效解决企业核心层能否长期关心企业的发展。张瑞敏作为优秀的管理者，作为优秀的企业家，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和尊敬。但海尔如果没有进行重大的体制改革，就永远是一个定时炸弹。无人保证张瑞敏以后会这么有激情了。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制度的保证，我们的企业都会昙花一现。我们可以用30年把一个企业建起来，但毁掉它只需要用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为了解决治理结构的问题，任何手段都可以用，包括产权、利润分成，甚至是道德或党性。倘若我们解决不了CEO愿意替股东去打工的问题，管理就可能无从谈起。因此我要再强调一下，现在不要再讨论目前哪一个国家不会搞私有化了，哪一个国家国有资产流失了。现在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国家都在实行私有化制度、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但成为强国的就那么几个。我们的视野应该超越这些基本的常识，探讨如何应对全球竞争，没有这个视野我们将追悔莫及。
记者：在制度上照搬西方的做法是否可行呢？
项兵：其实我们不必谈得那么复杂，如何设计一套让CEO诚心诚意地为股东着想的制度。完全可以简化为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比如我是你的CEO，你怎样搞定我，让我死心塌地为你干。不同人的穴位是不一样的，很难说用单一的某种制度就能解决问题。如何使用激励手段，要因人而异。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正确理解CEO的巨大作用。他们的目光长远，企业发展依赖于他们的聪明才智。真理常常掌握在他们这样的少数人手里。解决CEO愿意给股东打工的问题，有监管和激励两大手段。现代企业制度最大的特点是两权分离。个体户是彻底的两权统一，韩国五大企业当时是49%核心决策层持股，香港42%，台湾20%~25%，英国美国是0.2%~0.5%，日本德国是近似为0，中国的国有企业是0。因此我把企业制度分为三大类，韩国、香港、台湾的企业以及绝大多数国家的企业属于“家族企业制度”，英、美、日、德属于“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的国有企业属于“超现代企业制度”，是最现代的企业制度，因为彻底做到了两权分离。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有没有把大道理搞错了，是很值得思考的，中国究竟需要怎样制度的企业也是很值得反思的。“家族”企业在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独步天下，而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只能在极少的国家存活。因此国有企业不继续改革是很难成为世界级企业的，因为这种制度太现代了。不要认为现代的就比不现代的好，这要看企业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更要看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环境。我们有时总认为干什么都要最好的，反而脱离了实际，变成了最坏的。这可能是我们改革思路的误区之一。
记者：为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只在少数国家取得成功了呢？有什么必要条件么？
项兵：首先，要保证企业的透明度。这其中包括信息披露、外部审计、强大的内控等等。但是企业再透明，也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公示出来；再透明，CEO也永远知道的比我们多。 其次，特种安全机构的卧底很重要，美国的FBI将本田的老板逮住，这样的例子不多，但杀伤力很大，有很大的威慑作用。第三，司法机构的有效性、独立性以及强力制裁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维持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没有整个体系的高薪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些机构，高薪养廉是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可是这负担太重了，世界上能有几个国家做到呢？可这些都是现代企业制度生存的土壤。因此在美国，决策层持股0.001%的公司都能生存下去，但在中国就不可能。没有严刑峻法的支持，现代企业制度一打就垮，我们必须思考为什么美国1977年就搞反海外腐败行动。中国学习西方,一定要把这些想透，如果很多必要条件我们都不具备，就不可能搞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制度不是不好，适合于美国，但不一定适合现阶段的中国。家族企业制度现在最适合我们。当中国的司法、检察、执法三大系统的收入非常高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考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可能从根本上制止资产转移。现在中国还没到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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