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财经观察：国有银行改革决策不能犹豫

　　第四篇：专访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詹向阳

　　2005年，中央政府的想法是铺出一条路来，把主要的困难都解决，为使国内银行有一个在开放环境下与外资银行公平竞争的基点

　　文｜舒眉

　　第一次见到詹向阳，是在2004年的第九届“中国资本论坛”上，虽然是嘉宾席上唯一女性，她的演讲却引起了最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其实，这位经济学女博士，长期从事金融改革和银行应用理论的研究，早在2001年的中央金融会议前夕，即被当时央行行长戴相龙指定为“国有银行改革组”的组长，她提出了国有银行改革发展必须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如不良贷款的解决办法被中央采纳。

　　作为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2004年她最重要的事情是为工行——这个占中国20%金融资源的商业银行，制定未来十年的规划纲要。2005年2月17日，詹向阳在她的办公室里接受了《全球财经观察》的专访。

　　2005年的两大挑战

　　《全球财经观察》： 2005年对中国将面临诸多挑战，从银行业的角度看，您认为今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詹向阳：从银行业的角度，我认为今后将面临两个最主要的挑战，一是2005年是我国入世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中央的想法是铺出一条路来，把主要的困难都解决，一些应在过渡期结束前做完的事要抓紧做完，为使国内银行有一个在开放环境下与外资银行公平竞争的基点；二是国有银行的改制进入关键阶段。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先期试点银行将要开始上市，接受资本市场检验。后续银行，如工行改制也在考虑中。三大国有银行改制意味着占全国金融资产总额50%以上的资产在重组和变动中，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全球财经观察》： 面对这两大挑战，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维护金融的稳定发展？

　　詹向阳：我认为关键问题是关于入世过渡期的银行风险问题，其中特别是对于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要有一定限制。这点我们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美国和欧洲的多数国家至今外资金融机构的比例不超过10%。具体有三条建议：一是要提高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门槛，以控制进入我国的外资金融机构数量和资本总量；二是要控制外资进入国内的区域，目前外资进入的都是我国金融资源相对丰厚、资本回报相对较高的发达地区，要引导外资金融机构和资本进入西部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可采取打包的办法，即外资要想在上海等发达地区建立金融机构，必须对我国西部等不发达地区投入一定比例的资金；三，要控制外资对国内金融机构的并购或参股数量，防止出现无控制的控股现象。所以我们讲入世过渡期风险要考虑这几点，也是管理层需要考虑的几个问题。

　　《全球财经观察》： 那么，对于国内金融机构的改制，你认为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呢？

　　詹向阳：对于国内金融机构，关键是抓紧为之创造公平竞争的基点，而不是求全责备。具体建议有三点：一是务必抓紧国有银行的改制，所谓抓紧是指决策不能犹豫，例如工商银行的改制非进行不可。工行占据了中国金融资产的20%，工行不改制，整个金融体制的改制没法完成；金融体制的改革不完成，整个经济体制的转轨并轨也没有办法完成。如果机会不好的话就没法改，现在国民经济比较宽松，货币条件也比较宽松，经济走出通货紧缩，通胀的压力也不紧，这个时候不改，机会可能会丧失，所以中央在改制决策上不要犹豫。二是，要抓紧出台中外金融机构统一的赋税制度，在财政收入较好的这几年，要适当减轻国内银行特别国有银行的赋税负担，以增强国有银行的发展后劲和经营活力；三是要正视国内金融机构的综合经营或称混业经营问题，在分业监管法律不变的条件下，创造条件鼓励适度的混业或综合经营。例如，应鼓励金融机构成立控股公司，经营主业外的其他金融业务，并应打开禁区，认真考虑和研究金融机构间的资本融合问题、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问题。否则，在外资进入的条件下，我们却在自缚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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