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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劳动环境和劳动保护问题。进城民工大多在苦、脏、累岗位劳动，这与他们综合素质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他们仍应受到国家劳动保护法规的保护，但实际上没有。部分民工劳动环境十分恶劣，这种状况已延续多年了，地方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基本不管，民工也没有能力诉诸法律，因为中国法院收费相对太高(相对于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律师又质次价高
，民工怎么能打得起官司。我们的新闻媒体常常喋喋不休的劝告民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权益，他们的浮浅说教令人十分生厌。但几乎没有主流的大报大刊大电视台指出中国工会形同虚设，其职能严重扭曲，基本不能在维护民工合法权益上有所作为。但他们现在却在积极动员民工入工会以便收取会费。
应当说，部分企业的民工劳动环境是达到国家要求标准的，极少数私营企业的劳动保护条件甚至不亚于大型国营企业。但大多数私营企业以及部分国营企业和部分港资、台资、外资企业问题相当严重，民工劳动环境十分恶劣。2004年我们调查的河北、山西以及发达地区的广东珠三角的私营企业劳动环境普遍很差，劳动保护基本没有。有些企业的车间中，我们在里边仅停留十几分钟就难以忍受，但民工每天十几小时在其中劳动，甚至在其中吃饭，本文前边说到的河北清河开发区的一位美籍清河人开的也是清河最大最先进的羊绒梳理企业，车间中飞舞的绒絮浓度从两米之外见不到人，一米之外看不清人。广东花都的皮具工厂和河北白沟附近的皮具工厂一样，工人均在甲醛等有毒物质浓度很高的车间中劳动。山西小煤矿的劳动环境更是十分恶劣，而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国家卫生部曾组织队伍进行过较大规模调查，对象为100万在企业中劳动的工人。调查结果发现，煤矽尘、石棉、噪声、铅、苯、汞等，在工人劳动场所中的浓度或强度，均超过国家卫生标准几倍、几十倍以至几百倍、上千倍不等，而我们的国家卫生标准有些是许多年前制定的，现仍在执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现行标准差距不小。即使如此也普遍不能达标而且极其严重的超标。大多数私营企业无防尘、防毒设备和措施，如土法开采的小煤矿，使矽肺病发生率急剧上升，有些民工仅二三年就患上矽肺病。有些工厂车间严重污染的环境造成民工皮肤、内脏、神经系统严重损害。一些危害十分惊人的职业病，20世纪50年代已基本杜绝或发病率大大降低，但最近这些年在私营企业以及改制后的国营中小企业、乡镇企业中又大大泛滥起来。到2001年底，我国累计发生尘肺病人数已相当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尘肺病人数的累计总和，职业病已经成为我国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并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和工人生活质量的提高。
卫生部可以调查，但没能力管？应该谁管？现在需要不需要管？应该不应该管？有一种论调说，这是资本原始积累必经的阶段，必付的代价。从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战争连绵不断，除8年抗日战争外，其余皆为内战。日本所以敢于侵略中国，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中国的内战，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工业化的载体是城市化，因此这是一件事物的两个侧面，而不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同时做为第三产业载体的城市化，总体上说，也要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才能生成发展)积累的资本大部分被内战搞光，导致国家实力弱，才使得日本来犯。为抗击日本又伤亡3000多万人民，损失了大量财富。即使如此，新中国成立时也还是有了一个薄弱的工业基础，并非完全的“一穷二白”。到改革开放时，经过30年的积累，中国已奠定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初步基础，虽然这期间有太多的失误，但所谓的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现在正不断发展壮大的私营企业(包括一些国企中小企业改制后而形成的名为股份实为私营的企业)，需要再去完成一个大规模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吗？21世纪的中国能够允许靠无限的压低工资、无限的延长时间、恶劣的劳动环境以及空白的社会保障等等手段，去完成几乎和100多年前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一模一样的充满着血腥和残酷的所谓资本原始积累吗？21世纪的中国难道能够允许一批不想搞好全体人民所有的国营中小企业，只想以转制的方法，空手套白狼地侵害企业职工几十年积累的血汗资产，以便去完成他自己要做资本家所需要的所谓资本原始积累吗？
4.民工住房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城市居民人均住房仅4平方米。到20世纪80年代末也不过六、七平方米。真正较大幅度改善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可以说，十几年前我国城市居民大多数都是贫民窟水平，现在也有一部分仍是贫民窟水平，他们不是进城民工而是居住在这种所谓的贫民窟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城市居民。京、津、沪三大城市直到今天也仍存在这种贫民窟，更不要说其他大中小城市了。一些人常常担忧农民进城不走就会形成贫民窟，据说他们看了印度和拉美一些国家的贫民窟，怕我国城市出现这样的贫民窟。其实直到今天所谓的贫民窟仍存在于几乎中国每一个城市，但是数量越来越少了，这正是改革开放的成就，正是中国发展的证明。北京城里小胡同中的四合院也称大杂院，几十户人家一个院，人均几平方米，没有现代卫生设备如抽水马桶，也没有现代厨房以及其他现代公共基础设施。满院子堆放的各家各户的生活物品其实就是垃圾水平，旧时代这可能是一户人家住的一所不错的四合院，但新时代由于人口剧增就变成了大杂院，也可以叫做北京风味的贫民窟。再看天津市，仅仅10年前上百万人居住的地方就是货真价实的贫民窟，其恶劣的居住水平绝对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城市的贫民窟。随着天津市危改工程进展，才有越来越多居民改善了住房条件。因此可以在大、中、小城市建设民工经济适用房，每间20平方米左右，若干户共用的厨房和卫生间，在税费和土地等方面给予尽可能多的优惠，每套几万块钱，这就是民工新村而不是贫民窟。改革开放初我国城市大部分居民也还都不具有这样的住房条件。按中国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20万人至50万人为中等城市，50万人至100万人为大城市。20万人口以下为小城市或镇。100万人口以上为超大城市。首先在大、中、小城市建设民工经济适用房，超大城市缓行。购买这种房要设定一些基本条件，如中学毕业，有一定的技术专长，有较长时间在城市企业打工的经历，并且选择只生一个子女，一定要抓住涉及民工切身利益的主要问题设定其选择一个子女的政策导向，以使中国人口尽快做到零增长。城市实行一个子女政策已经20多年了，至今全国人口每年增长1000多万，只要20年就多生3个亿，再过20年又要多生3个亿。一些专家测算中国人口达到16亿时就会做到零增长，依据在哪里没有见到。明明是20年多生3个亿，却总在宣传少生3个亿。
民工赚的钱大部分积攒起来在家乡村中建房，上述这个办法就是引导民工不要在村中建房，而改为在城镇买房，从而加快我国城镇化水平，创造更多服务业就业岗位，并为民工向市民转变提供必要前提条件，从而为他们腾出村中宅基地和承包地创造前提条件。从而为一些村落的逐步消亡创造前提条件，而不是在扩大和复制500万个自然村落。中国带着500万个自然村落是不可能迈进现代化的。
给市民一些经济适用房，而且大多数是100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这根本不是低收入市民应该住的房。而农民要进城市却要买商品房，农民自然买不起，于是就有了多年春运亿万民工不得不拿出自己一年分分角角积攒的血汗钱去付涨价的车票款。给民工造的经济适用房，除售外还可租，这是专为民工提供的廉租房，其中要有一部分专门为民工家属探亲用的短期廉租房，这是最起码的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现在一些监狱都可以为探监的配偶提供房子，以体现人性化，以有利于感化犯人。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进城民工难道不更应得到当地政府的这样一点关怀吗？让民工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体会党和政府的温暖，他们才会从心里生出对党和政府的热爱，这是比任何说教和宣传更有力的。这才是真正的民心工程。党和政府完全有能力做，也应该做这类工作，但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党和政府在做这样的事情。建设和谐社会就应当从这样的措施入手。
5.民工的养老保障问题。我们认为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首先从养老保障一块做起，并且首先从进城民工做起。首先在愿意选择独生子女的青年民工中推行养老保障。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养老保障资金的大部分，雇主企业承担少部分，民工不承担。但民工须以具有法律效力的手续承诺接受独生子女。为他们彻底离开农村，进入城市，退出宅基地和承包田，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移提供前提条件，使其老有所养，根本改变他们把几亩耕地和多生子女做为养老保障的传统做法。而这部分青年民工的养老金要到几十年以后才领取，财政没有现行的支付压力。
6.民工的医疗问题。20多年前的包产到户改革后，农村合作医疗几乎全部解体，农民重新陷入缺医少药的境地，直到现在仍没有找到或没有实施有效的解决办法，而城市医疗体制改革的结果，却是医药价格逐年大幅上扬，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支付的市民公费医疗开支也逐年大幅攀升。纳税很少的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人员由广大纳税人承担着日益昂贵的医疗费用，一个亿的民工为受雇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要从低得不能再低的工资中自我解决医疗问题，他们可以说是进不起医院看不起病的。现在市民的一次感冒就医平均开支医药费200元以上，一位民工一个月收入几百元，他去得起医院吗。他只能自己买点药或去价格相对低的“黑诊所”。深圳只宝安一个区就有“黑诊所”6000个，他们主要是赚进城民工的钱。享有公费医疗的党政机关干部级去黑诊所吗？我们这里以深圳为例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政策和办法。
深圳人均GDP多年保持全国第一，财税收入连年大幅增长，但几百万民工缺医少药。2004年经过半年的论证找出的解决方案是每月交医保费15元，企业负担10元，民工负担5元。深圳财政一分钱不出。现在许多医疗单位虽然享受不纳税的公益事业单位待遇，但实际上已办成了赢利单位，甚至是暴利单位。深圳的办法最终决定于民工得到何种质量的医疗服务，决定于医院开大处方、乱做昂贵检查、卖贵药拿大红包几成普遍现象的今日医务界，对于标准不高的民工医保基金，需要采用价格低而疗效尽可能好的药品，昂贵的检查一般不能做，大红包民工也给不起，这对他们的医德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对于许多精心钻研赚钱而不是钻研医术的医生来说，他们对给民工提供的这种“低档次”医疗服务是打不起精神的。
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民工的医保基金政府财政要出钱。民工是职工队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为当地财政收入做出巨大贡献，为他们享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出一点钱是建设公共财政题中应有之义。当然企业也应出钱，而且还是税前出的钱，民工可以不出钱。也就是说由政府和企业共同负担。而且政府职能部门要真正负起检查监督医疗机构的责任，切实保证民工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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