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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不发展的协调到发展中的初步协调
1.不发展的协调
改革开放前，在极“左”思想路线统治下，中国城镇化进程缓慢甚至停滞，若干年中还出现了倒退。城镇中自然增长的劳动力就业尚且困难，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极少。中国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注]与计划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是有严格的计划指标控制的。城镇企业没有自行招工的权力。因此，不发展的协调内涵是：以非市场手段保证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所需的劳动力供给。即不存在所需农村劳动力得不到供给，也不存在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找不到工作无法就业的状况。但是，由于城镇第三产业这个最能容纳劳动力的就业空间严重萎缩，大量服务行业被指斥为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扫荡干净，那时城镇居民重病送医院不但叫不到“120”更找不到出租车，甚至连人力三轮车也找不到。只能病人亲属自己到处借人力板车(北方一些地方叫地排车)，类似这样的例子千千万万。此种现象已普遍化。胡耀邦20世纪80年代在一次外出视察途中的专列上讲：解放后我们把小城镇搞得冷冷清清，甚至不如解放前，也不如抗日战争前，那时许多小城镇是十分繁华的。第二产业重型化较少容纳劳动力，除吸收城市自然增长的劳动力就业外，在农村中只有极少的招工指标，农村户籍的青年除考上大学外，几乎没有进入城镇就业的机会。
不但如此，城镇化进程甚至还发生两次严重的大倒退。由于国民经济接近崩溃，不但不能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进入，而且大量城市人口无法就业，只好以政治性的强制手段把城市人口赶往农村。这种情况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两次。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自然灾害”期间，几千万城镇职工被注销城镇户籍迁移农村。另一次是“文革”中把几千万毕业后无法就业的青年学生迁移农村。以此使城镇化工业化的倒退状况与容纳的劳动力数量协调。但这是一种逆世界城市化潮流的协调，是一种不发展的协调，甚至是一种倒退的协调。
2.发展中的初步协调
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化进程开始加快，二、三产业增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农民获得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这首先表现为离开村庄进城镇做工不再需乡村政权机构的批准。在村务农与进城做工收入的明显差距，吸引和推动农民进入城镇做工。称他们农民工是不准确的。据一些典型区域调查(如：王小强等搞的广东调查)约有50%左右，是户籍在农村的中学文化程度(初中或高中，毕业或未毕业)的青年，他们从未种过地做过农民，或只在农忙时节偶尔帮家里做一点农活。另一部分虽务过农，但长年在城镇做工，其中一部分虽在农忙中回去做农活，但其务农的劳动时间和收入只占他全部劳动时间和全部收入的很少一部分。他们基本是户籍在农村的城市“新型”或“另类”职工。因此，一般的称“民工”也是不准确的。称打工者也不准确，无法区分户籍在城镇出身市民的打工者和户籍农村出身农民的打工者。这两类打工者在目前“二元社会结构”尚未根本破除的制度安排下，他们面对的问题和解决的对策是不同的。
不管怎么说，城镇化进程加快，同时也表示着经济发展加快，二、三产业发展加快所需要的劳动力，由中国农村源源不断的给予了充分的供给。由此，他们为中国新时期的城市化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基本没有出现大批拉家带口拖儿带女的农民涌入城镇又找不到工作岗位无以维生的境况。因此，如果主要从数量的角度看，无论从城镇的输入还是从农村的输出观察，都基本是协调，当然，这种协调也是初步的。
我们调查民工输出大省四川改革开放以后20多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发展脉络，四川的情况也映照其他一些民工输出大省的情况。四川农村1979年至1981年新增长的267万劳动力全部投入农业生产，1982年和1983年新增劳动力248万，这两年有70万劳动力转向了非农产业，这就是说1982年和1983年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只相当于新增劳动力的28%，而新增劳动力的72.2%也就是180万人投入了农业。1984年和1985年全省农村转向非农产业的劳动力达到252万人，这两年新增加了183万劳动力，两者相抵，净转到非农产业的有69万人，这是20世纪80年代四川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达到最高潮的两年。但是到了1986年，再次出现了逆转移的势头，这一年全省农村新增劳动力167万，同年转向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只有84万人，两者相抵，又有83万劳动力投入农业。从1979年至1986年，四川农村新增加劳动力865万人，而同期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只有343万人，有522万劳动力只好追加投入农业。整个80年代，四川农村从农业转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远远抵不上新增劳动力的数量，这就使本已大量剩余的农业劳动力更加大量剩余。而且岁岁有增加，一年更比一年多。到1999年四川全省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达到658万人。而后几年发生了一个重要转折，转移的速度骤然加快，这似乎是发展经济学所说的，经济起飞以后的一个加速期，2001年达到1260万人。20世纪90年代增加604万人，增长幅度达到90%以上。20世纪80年代后期四川农村转移出省劳动力超过100万人，1990年达到200万人，2001年达到560万人。20世纪90年代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省比80年代增加了360万人，增长幅度180%。离开村庄进入本省城镇务工经商农民700多万人。考虑到重庆市 划出四川省，带走了2000多万农村人口，最近10年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是较快的，转移的数量也是较多的，是名符其实的劳务输出大省。这与1993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工业化速度加快是协调的。也与四川省近些年来发展速度加快是协调的，四川及成都等市的发展加快，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紧密相关。(四川民工近年情况可参照邓英陶等人的调研)
四川农村2001年外出民工(出省)通过邮局汇回235亿元，通过农行汇回27亿元，连同省内民工劳务收入计400亿元。全省农民人均收入580元。全省农民人均收入中外出进入城镇劳务收入占约30%。2001年四川农村实现人均增收72元，其中靠农民外出劳务收入占50%以上。还有数据表明，四川民工每年春节等探亲机会自行带回的约有200亿元。
2004年安徽调查的情况说明，现在农民增收主要靠外出打工等劳务收入。全省约三分之一农户百分之四十以上收入靠家庭成员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其中打工者占绝大多数，安徽全省农村转移进入城镇劳动力已近1000万，只略少于四川省。在安徽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约有近50%的农户需要拿出50%以上的收入吃饭，大部分农户需要拿出三分之一以上的收入用于再生产，剩下来不足20%的收入用于教育、住宅、医疗、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开支。
苏州市辖8市(区)农村，农民人均收入已增至约6000多元，这是中国农村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增收的农户中，近半数是进厂做工所得，而这其中多数是进入城镇或开发区的企业中做工。
据《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公布的数据，2003年有9800万农民外出打工。其中，四川农村1370万人外出打工，收入474亿元，河南农村1300万人外出打工，收入528亿元，湖南736万人外出打工，收入441亿元；安徽700万人外出打工，收入280亿元。若以平均值计算，湖南人外出打工的平均收入最高，一年可挣6000元，平均每月500元；最少的是四川，平均每人每年只挣3460元，平均每月283元。
综合以上调查的情况和相关数据可以判断，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进程处于发展中的初步协调，一个亿的农民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成为国家工业化一支新的主力军。也成为城镇第三产业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劳动基本满足了城市化工业化的需求。同时，他们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进入现代城市文明，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入到有组织有纪律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中，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提高了素质，其中不少人也学到了一定的技术和专长。比起改革开放前，他们没有进入城镇做工的自由和权利，从而也没有获得工资收入改善自己生活的可能。虽然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仍只是初步的，但无疑，这个事件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上影响最大最为深远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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