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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为一个多亿的农民工说说话
南开大学教授 刘纯彬
本文是在实地调查、理论探讨和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尽管作者相信自己做出的判断是基本准确的，但该命题统计数据的缺乏，使本报告的定性研究重于定量研究，这显然是一个不足，但理清思路却应是首先要完成的任务。况且我们立论的基础是“不争的事实”。也即是说，人们已确认这种事实或相信这种事实，是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只要他以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10个企业，再与10个以上的民工做私下交谈，他都大体会确认这“不争的事实”。
我们2004年实地调查的地点：广西南宁市及其辖武鸣、邕宁、隆安、马厂、上林、横县、宾阳等7个县；安徽省合肥市、蚌埠市、滁州市及其辖凤阳县；河北省石家庄市、衡水市、涿州市、清河县；广东省广州市及其辖花都区、番禺区；天津市；山西省长治市及其辖郊县；四川省及成都市金堂县、双流县。上述这些地方有些是民工输出地，有些是民工输入地，我们召开了十几个座谈会，考察了几十家企业，除与各级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交流外，还设法与十几位民工做了私下交谈。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农村劳动力的计量
1.相关概念界定。农业劳动力指从事狭义农业即种植业(主要是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12大类农产品)或广义农业即种植业之外再加上畜牧业、水产业的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指在上述产业领域无法容纳或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劳动力。农村劳动力指居住生活在中国约80万个行政村(含约500万个自然村)的劳动力。他们从事农业以及二、三产业(构成了乡镇企业的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指村庄中的所有产业均已无法容纳的劳动力。农业劳动力主要是从产业角度进行观察。农村劳动力则主要从居住地角度进行观察。
我1989年至1991年具体负责的农业部政策法规司与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合作的课题(中国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课题的子课题)“中国沿海四省130个县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迁移调查”中，中美双方讨论的结果，是把农村劳动力在村庄内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界定为“转移”。而把农村劳动力迁往城市或城镇就业界定为“迁移”。而不管他们的户籍是否迁移，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初，进城镇就业的绝大多数农民是不迁移的。不是他们不想迁，而是制度不允许他们迁。进入90年代后半期，随着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户籍迁移现象发生，但在进城就业的农民总量中仍只占少数。显然，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才与城镇化的进程发生直接关联。而本文则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界定为原来生活在村庄中的劳动力进入城镇谋生就业。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在与美国东西方中心合作研究中界定的“迁移”概念。
2.农村劳动力的计量。按中国统计部门的数据口径，农村劳动力是包含着男性和女性的，男性数字略多于女性。但中国农村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是有很大的不同。女性劳动力特别是北方的女性劳动力，除很短的农忙时节参与田间的生产劳动(其中一部分女性劳动力农忙时也不参加田间劳动，这视当地民俗和家庭承包地数量以及家庭劳动力状况)外，主要是在家操持家务并从事一些家庭副业劳动，如养猪养鸡等等。往往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计，是十分劳累的。农村家庭的养殖等副业劳动和家务劳动算不算生产劳动？如算生产劳动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就业，或如西方经济学中所讲的非正规就业？我们认为，家庭养殖等副业应当算是生产劳动。家务劳动也应当算作是生产劳动。因为家务劳动一旦社会化，从事家务劳动的人们就是生产劳动者。这里的问题是小农生产方式或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产品，无论是家庭劳动还是田间劳动，其产品主要是自食自用，而非商品，不用于交换不去买卖。不表现为价值，也不表现为收入。因此男性和女性劳动力的性质是相近的。如果把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家庭劳动视做就业，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就要大大减少，从而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远没有人们一般认识的那样严重。问题的严重性仅仅在于我国目前大多数家庭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太低，而相对成本太高，增加值太少，或就没有增加值甚至是负值。也即所谓种地赔钱，种的多赔的多，种的少赔的少(2004年开始有所改观)，我国大多数农区的大多数农户，其所经营的农业实际早已破产，为什么农民还能维持生计，靠非农产业靠进城做工。实际上，他们已不是农村劳动力，是城市职工队伍中的一部分，中央新的提法，说他们是产业工人队伍中的一部分。因他们人在城市做工，在城市领工资，只是他们名义户籍在农村，他们真实的户籍其实就是城市发给的暂住证或称临时户口，完全靠农业为生的本来意义上的农民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他们的生产所获实际上不够马克思经济学所讲的劳动力价值(这里是借用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概念)因此基本没有GDP可说，因为GDP是增加值指标。但仍有一个不算小的农业总产值，但这个指标的绝对值即使有增加，也是非本来意义上的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所获转移投入所致，这就是说中国农业的一个重要部分是靠这种转移投入支撑的，还有就是国家投入的一部分转移资金。我们2004年调查的广西马厂、上林、隆安3个贫困县，也是农村劳动力输出大县，每个县只有30多万人口，但却有10万左右劳动力进城做工，农民所交税费以及农业生产资料开支相当部分是靠进城做工的收入支撑，如没有进城做工的家庭就往往陷入极端贫困中，年收入在国家现定的农村贫困人口标准线637元以下。
借用马克思经济理论概念进一步的具体说明是：农户当年全部收益要首先扣除或予留相当C的部分，也就是生产资料投入转移的部分，这样第二个周期的简单再生产循环才可以继续。余下的V部分太少。M部分根本就没有。本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V的部分应逐步有所增加，V部分所含的货币量或物质量也应不断丰富，但实际上农户V部分难以补偿劳动力价值的消耗，C部分也要家庭成员做工收入一部分来补偿。M部分彻底没有，扩大再生产也就无从谈起了。全国进城民工约1.2亿人，每年维持自己的生活消费外，(不少雇人企业提供食宿，也即所谓包吃包住，当然绝大多数是较差的食宿条件)汇回、带回或以其它方式回到农户也即他的家的款额约在5000亿至6000亿规模，2004年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采取一系列措施才使农民增收600亿元，扣除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因素(有数据说是200亿，也有数据说是400亿)即使就按200亿计，农民实际增收400亿，相当农民进城做工收入的不到10%。农户收入中还有一个多亿人的乡镇企业做工收入，这部分推算也不应比进城民工收入少太多。两个多亿农民的务工收入进入农户，其中一部分转化为消费资料，另一部分则转化为生产资料，维持了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这是国家和各级政府没有投入较大量资金，并且中央财政和省财政投入农业的资金，相当大一部分实际上没有用到农业和农民身上，而规模庞大的中国农业却没有破产崩溃的真正秘密。
我们2004年调查的安徽省凤阳县种粮大户陈兴汉1000多亩地，每年售粮百万斤以上，多年来各级财政补贴他的钱真是少的可怜，即使在农业银行贷款也十分困难。他还是全国劳动模范，朱熔基总理曾去看他。他这样大一个农场没有小汽车也没有农用汽车，又没有公共交通可搭乘，可想他办理各种农业生产事务有多难。
结论就是：如果维持目前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多，从而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也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严峻。问题在于：务农与非农收入的相对差距，形成了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城市的局面，所谓民工荒是双方博奕中的一个“虚假”。
计量农村劳动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村对于一个工作日的概念就是“一天”，这“一天”也许劳动8小时，也许劳动16小时。一年农忙时节近3个月，其他时间没有找到工作门路，也就统而言之有9个月的非就业时间，遂又转化成了0.75个剩余劳动力。其实，这农忙的3个月按现代工作日标准，就不仅仅是90个工作日的问题，也就是说工作日的绝对数量是有限的，但每个工作日的绝对劳动时间却大大超过了现代工作日标准的劳动时间。这3个月农忙季节付出的劳动时间，也许相当于现代标准工作日的6个月，如再考虑到国家劳动法规定的大量带薪节假日(一年约有120天)，比较下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量需要核减相当一部分。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计量不能是直接的，而只能是间接的，农村几乎没有一个劳动力是处于完全闲置状态，也即没有一个“失业”，但靠务农为生的农民也少有完全就业。大量的是非充分就业或隐性失业，因此，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量的计算，实际是闲置劳动时间的折合，这里我们使用闲置劳动时间或非充分就业劳动时间的概念，以免和马克思经济学中创造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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