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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密度的提高并不是一个仅仅靠增加研发支出就能实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在经济发展中内生出一套激励企业、政府、研究机构和中间组织共同参与和有效分工协作的“商业模式”
文｜张 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01年我在哈佛大学的最后两个月，与经济学家Gary Jefferson频繁茶叙，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到了中国的科技起飞和研究开发问题。Gary长期研究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有没有显著的所谓“技术扩散效应”倍感兴趣。所谓“技术扩散”就是指引进和购买国外的技术有没有提高中国企业的生产率，有没有逐步培育出自己的技术开发能力。
就中国的整体水平来讲，过去的二十年，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的比重(经济学家称之为“研发密度”)虽然有一些提高，但始终还没有超过1%。但从最近两年的数字来计算，刚刚超出了1%，达到了1.1%左右。而从与国外的比较来看，中国的这个密度数字还只是发达国家的1/3左右。不过有趣的是，1%似乎是个临界点。从国家比较的角度看，一国研发密度从1%提高到2%所需要的时间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长。例如，一些研究发现，1950年代后期或者1960年代以来，美国仅花了10年就将这个数字从1%提高到2%。同样，为了将这个研发密度从1%提高到2%，德国和法国也分别只用了11年和9年。在东亚，日本用的时间稍长了一些，用了19年才在1%上加上1个百分点。但韩国在1980年代仅花了5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个跳跃。
国家的研发密度从1%到2%所用的时间平均不过10年，是什么决定了研发密度的增长？我的理解是，研发密度的变动模式反映了工业发展和贸易结构的变化模式。这意味着，从这些国家的研发密度“起飞”的经历来看，工业结构向研发密集部门的转移可能比过去显著加快了。但这个过程显然是与国际经济的整体化进程不断加快或世界贸易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因此，在我看来，一国研发密度的“起飞时间”的长短在今天不过是贸易发展的模式决定的。即便是韩国，离开了它曾经选择的所谓“策略性”贸易模式(即为出口而出口的进口替代模式)，我们就难以解释它的这个5年的数字。但很显然，韩国经济今天的一切问题的根源，包括它的金融脆弱性都与这个5年的数字有关。
中国经济中的研发密度现在只是刚刚跨出1%这个临界值。我们希望它很快跃升到2%，实现真正的科技起飞。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今天的贸易模式和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决定的。我曾经撰文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要走完的路还是应该走完。我们需要完成劳动资源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需要让我们的产业发展走向成熟，竞争走向充分，我们肯定会缩短工业转型的时间，但需要的是耐心，而我们好像正在缺乏耐心。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今后十年是中国科技起飞的飞跃期，理由是我们在2001年实现了研发密度1%的临界值。但我们太习惯于将数字当目标来追求，希望我们能将中国的研发密度尽快提高，与发达国家竞赛时间。与这个呼声相匹配的主张还有大企业的国际化战略，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应该鼓励企业到海外投资办厂的时候。2004年大量的中国企业从事海外收购更是加强了人们对这个命题的接受能力。可问题是，研发密度的提高不应是选择的目标，将它了解为一个市场演进和经济发展的结果更合理。中国经济在持续增长，但经济增长以及由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工贸易的巨大扩张带来的外汇盈余掩盖了中国企业脆弱的生存能力。整体来说，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展起自己的可以离开中国走到国际市场的企业来，因为在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国内市场的条件下，企业不可能甩弃加工制造和外包承接业务而花大力气去自主从事技术开发和追求知识产权。要选择依赖技术创新而不是成本优势来维持企业的赢利能力和竞争力，我们还要有足够长的经济发展的路程。即使人民币汇率实现了有弹性的管理制度并决定升值，中国的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有足够多的选择和机会来降低成本加以对应，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优先选择昂贵的技术研发呢？。
研发密度的提高并不是一个仅仅靠增加研发支出就能实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在经济发展中内生出一套激励企业、政府、研究机构和中间组织共同参与和有效分工协作的“商业模式”。这首先取决于微观主体的选择机会的结构。说到底，正像我曾经提到的那样，研发支出必须能够实现递增的回报才有经济意义。对于当下研发的成本与回报，我们的企业家应该比我们自己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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