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后”30年

　　“毛后”30年

　　2008年，中国出现在全世界电视屏幕上的形象，或许仍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国家。但毫无疑问，过去的30年来，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生。

　　共产党夺取政权之时，我长兄已经7岁。父母给他取名光远(音)。上世纪40年代，父母去了美国，把光远托付给苏州的亲戚。当时，父母并不是要遗弃他，而是想给自己留有足够的时间在美国完成学业。

　　或许，他们没有预料到祖国会发生什么变化。1949年，毛泽东的军队开进北京，中国大陆的形势完全变了，回国变得异常艰难。

　　光远在我苏州的祖父母照料下长大。苏州因园林众多闻名，那里有皇帝、高级官员的情妇，以及诗人留下的诸多遗迹。

　　我和两个兄弟一起，都在美国中西部长大。我做梦都想和这位被共产党“偷走”的哥哥见上一面。

　　1979年1月1日，我的机会来了，当天，经历了30年敌对的北京和华盛顿恢复了全面外交关系。

　　没人知道中美关系蜜月期能持续多久，我抓紧时间获得了签证。2月20日夜，拖着承重的行李箱，我搭上119次列车，开始从北京南行的旅程。

　　拥抱市场

　　毛泽东去世后，改革派强人邓小平获得了权力。

　　1978年，中共领导人邀请外国记者参加与香港毗邻的一个地方(深圳)的动工仪式。当时我的身份是记者。

　　深圳最初是一个渔村，只有17户人家。但邓小平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自己一场宏大改革的实验基地。此地后来成为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式“经济特区”。当时，我和其他记者都以怀疑的目光，斜视着这块充满泥泞的土地。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地方不会成为未来中国的样板，这种构想不过是一个玩笑。 而30年后，深圳成为拥有1200万人的大都市，城市规模还在扩大。

　　现在，让我们回味一下发生在13亿中国人身上的爆炸性变化。

　　2008年，中国出现在全世界电视屏幕上的形象，或许仍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国家。但毫无疑问，过去的30年来，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生。

　　30年前，中国几乎处于无知和贫穷导演下的毁灭状态。毛泽东重塑中国的错误尝试，对中国人的精神影响仍然存在。

　　深圳旅行给我的印象，充满了各种硬件：美元，数百万人口，堆积成山的混凝土。从人类历史上看，这些变化确实是令人惊奇的。

　　1980年，中国政府对“四人帮”进行了审判。法庭外面，可以感觉到一些新的开放迹象。这是邓小平首次尝试经济改革。

　　在我到中国的几个月里，市场已经在中国各地兴起，从宠物八哥到古董青铜器，在市场上都能看到。

　　我采访了毛泽东时代被人民公社编组式管理了多年的一群人，他们对将“人民公社”分解为家庭农户的做法，感到十分兴奋。安徽的一个集体公社将土地和公社财产分给了个人。“我分到了一辆独轮车的轮子，我的邻居分到了其他东西。”一位村民幸福地说。

　　繁荣向世界扩展

　　机会使很多中国人感觉到了希望，其中也包括我的家庭。见到光远后，我在上海停留，又见到了我的伯父。他过去是卫生系统的一位官员，上世纪50年代被划为“右派”，下放到新疆劳动。

　　1964年，伯父因为身体残疾，回到了原来的居住地。但在那顶政治帽子的重压下，他的家庭成员不得不站出来抨击他。我的姑妈现在已经80多岁了，还对这样的家庭背叛念念不忘，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昨天。

　　我见到这位伯父前，他已经被平反。政府为他颁发了红色证书，还为他恢复了养老金发放。一家卫生中心甚至请他为卫生教学班授课。伯父很感激邓小平的改革政策，这使他有机会为这个国家贡献自己的技术和知识——而不像前苏联那样，共产主义影响根深蒂固。

　　“我们走了多年的弯路，现在必须迎头赶上。如果年轻人不能学会管理自己，那我们老一辈就要回过头来帮助他们。”伯父说。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充满了活力和机会。每个人都在追逐自己的目标、机会，纷纷为自己拉关系，对那些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企业家来说，尤其如此。

　　事实上，繁荣不仅发生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扩展到整个东亚。

　　改革在“风浪”中推进

　　在亚洲，中产阶级迅速发展起来，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也随之增强。1986年，在马尼拉，亚洲第一个“人民权利”革命，迫使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下台，他后来不得不逃亡到夏威夷。

　　一年以后，在韩国汉城，抗议的学生迫使另一个军事强权下台。为了显示韩国的经济成就，汉城还争得1988年奥运会举办权。为防止奥运会期间出现毒气和流血冲突而使国家蒙羞，韩国强化了公民权管理。

　　1989年，北京发生了一场“风波”。很多人都认为这场风波是因民主而起。如果这样认为，那他们就错了。

　　经济学家在这场风波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过数年给人印象极深但步履蹒跚的经济改革后，通货膨胀像脱缰的野马。尽管农民手里的钱多起来，城市居民则并非如此，特别是大学校园，那里的教师楼和实验室破旧不堪。

　　同时，理想主义仍在中国起主导作用。经历了社会长期的共产主义历程后，学生似乎成为社会的“良心”。

　　北京的“风波”发生时，我曾计划组织一次家庭团聚活动。我的父母、两个在美国的哥哥和我都希望，能与北京的姑姑和其他亲戚见上一面。但是，父母取消了北京的行程，选择去云南昆明——这座被称为“春城”的美丽城市。上世纪30年代，父亲曾在昆明追求我的母亲。

　　昆明看上去充满商业的匆忙，道路上满是个体经济的繁荣。为市民补胎、修鞋的小摊随处可见，地方美味烹饪的香味也满街飘香。

　　在云南旅游地石林，一些穿着特别的人围着我的母亲，向她兜售自己做的家庭刺绣，母亲不得不尽力摆脱这些人的“围追堵截”。她对昆明最不满意的印象，是这个城市空气不好，同她年轻时蓝天白云的印象大不一样。“环境已经被毁了。”母亲说。

　　如今，通过在北京的“朦胧”生活，我见证了母亲的话。北京的那一场“风波”加速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国际上对中国的制裁和对经济改革的担忧，不再特别突出。邓小平尽一切可能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致富光荣”

　　投资者从台湾和香港蜂拥而至，他们不提大陆的“人权问题”，而是在大陆兴建了大量工厂，利用贫困地区的廉价劳动力赚鼓了腰包。

　　1992年，邓小平南巡，去了深圳和中国南方其他经济特区，为中国经济发展打气。邓小平没有直接说出来的话是：忘记过去，放眼未来。他还强调说：“致富光荣”。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不需要别人催促自己赚钱。

　　1992年，我与光远和他的妻子去了苏州。这是我自移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后的首次回乡。光远在苏州认识很多朋友，他们在“文革”期间曾一起被下放到农村劳动。

　　上世纪90年代流行一个词——下海，很多人辞去公职，去私人企业工作。光远最好的一个朋友，为售卖丝织品跑遍了全国，他对自己的这份职业兴奋不已。我的一位堂兄弟在海南一家外国石油公司找到了工作。

　　中国的变化在加速。1995年，我经过成都——这是邓小平家乡所在省份的省会城市，当时，我几乎认不出这个地方了。

　　毛泽东的塑像依然矗立在中心广场，但已经被多彩的热气球所包围，帕布斯特蓝带啤酒、富士胶卷和香烟的户外广告牌，也让塑像充满了异样光彩。毛泽东伸出的手臂下，“坚持改革开放”的标语赫然在目。

　　北京也显得格外忙碌。朋友将我带进一家夜总会。那里的经理向我吹嘘，夜总会的灯光照明系统值2000美元，有三名外国DJ师，看上去完全是西式风格。“来到这里就像在美国一样。”经理说。

　　后来，我还去了拉萨，那里同样也发生着变化。布达拉宫周围建起了很多发廊。一些西藏朋友告诉我，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习普通话，以便将来有机会找到更好的工作。

　　中国人的“天命”观

　　台湾人对参与大陆经济变化特别感兴趣。其实，台湾人自身变化也不小。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台北生活过一段时间。当时，在蒋介石统治下，台湾的“战争政权”使这个岛屿充满了恐惧。我现在还记得，一位美国朋友在干洗衣服时，从衬衫口袋里发现了一枚大陆硬币，被怀疑是“大陆间谍”带去审问。

　　在当时两岸敌对的状况下，我在文章里提到两岸间接贸易，提示人们如何在台北买到一种特殊的草药和上海出产的螃蟹。我为此招来了麻烦。

　　我当时就预感到，未来两岸可能加强商业往来，跨海峡旅游，甚至在体育和民间学术交流上都可能加深。我为此受到台湾当局的惩罚。

　　到1996年，台湾对大陆投资至少达到240亿美元，数万名台湾人在上海定居，我的一些台湾朋友，也纷纷把小孩送往北京的大学读书。甚至，在台北迪化街上还可以看到大陆商品，比如上海的螃蟹和贵州茅台酒。

　　当时，我只是谨慎预测了台海贸易趋势。现在，两岸经贸交流已经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新世纪来临，2001年7月14日，北京街头锣鼓欢庆，人头攒动，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天安门广场，彩灯刺破天空，2万多名狂欢者尽情释放自己的情绪，汽车在长安街来往穿梭，年轻人一起抖动着巨大的红色彩旗。

　　中国在这一年获得奥运会举办权。从人们兴奋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已经被世界看作是全球充满活力的发展中成员。

　　中国领导人需要这场运动会，就像他们对香港的期待一样。他们尽力从公众那里收获对自己的信心——这在中国被称为“天命”。

　　世纪之交，中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宇航员送往太空；建成世界最大的水坝(三峡大坝)；建成全球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

　　在一定程度上，很多中国人都梦想唤回历史的荣耀。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巨人的突然觉醒，会让世界其他国家震惊。

　　历史的车轮驶进2008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发展，加大了对能源、原材料和新市场开拓的需求。现在，中国已经被美国及其联盟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所警惕。

　　改善中的国际形象

　　美国正疯狂处理着一系列国际“危机”，对中国影响力的扩散尤其“关注”。中国外交官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2005年，一位正在修养的中国官员告诉我：“或许中国会成为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国家，但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强权。”

　　在中国国内，领导人给人的印象已经有所改善，他们开始重视人民对污染问题和劳动纠纷的抱怨。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推土机将老百姓的住宅推平，把他们从家园赶走。2003年，为向肆无忌惮的开发商毁掉自己家园表达不满，有人以自焚方式抗议。我和一位摄影师去医院看望此人，在将官员支走后，我们才得以进入他的病房。

　　人们的言论自由也有所改善。一年前，中国政府暂停对外国记者的限制。到2008年10月，外国记者可以自由和他们希望交谈的人交流，不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审查。

　　2007年1月，当一部新的新闻法规生效的时候，我的电话铃响了。一位名叫刘安军(音)的激进主义者，因“扰乱公共秩序”入狱两年。他邀请我采访自己，写写他的故事：“每个人都有权利接受采访，为什么就不能和我谈谈呢？”

　　中国奥运会官员屠铭德对我说了自己的观点：“中国只能继续开放，没有回头路。”

　　或许屠铭德的说法是对的。从厨房的窗口，我可以看到这个正在建设的国家的未来。每天早上，当我品尝咖啡的时候，我发现北京最高的建筑正拔地而起——在世贸大楼旁边，由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的中央电视台大楼在疯长。

　　从西边的阳台上望去，公园、地铁站和豪华公寓映入眼帘。整个夜晚，在霓虹灯照射下，夜景显得奇特而美丽。

　　这里曾是老居民过去生活的地方。那个时候，到处是肮脏的廉价旅馆。

　　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即便属于同一个人种，像我这样来自海外的华侨在中国人眼中，也被当作“太空人”一样。现在，西方人活跃在中国的各行各业。

　　在上海，一位美国人为新婚夫妇主持结婚典礼，他的风格自然是基督教式的。去教堂结婚，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新婚必不可少的仪式。

　　不过，生活的西化对中国人来说是场考验。他们将从国外回国的人，戏称为“海龟(海归)”。很多背井离乡的华人担心，在外面呆久了，会错过中国最新的发展机会。

　　我侄女婿在北京长大，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娶了我的侄女。回到北京后，他对当地的变化大感惊奇。他说：“12年了，我从美国回来后，简直听不懂北京的朋友在谈些什么。比如，他们说的商业平台是什么意思？” 出处：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1月7日 作者：Melinda Liu 编译：杨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