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中国“法治”

　　拷问中国“法治”

　　来自于国内和国外要求政府建立一个更为独立的法律体系的压力，可能会让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对法律体系进行许多重大变革。不过，中共最担心的就是出现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因为正是戈尔巴乔夫的创新，导致前苏联整个体系崩溃。

　　过去的30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一套正规法律体系所需的规范和机构。这些进步，有助于城乡普通民众权力意识的增长，现在，他们越来越多地依靠法律体系解决自己遭遇的不平。

　　此外，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带给了民众更良好的教育机会，更大的流动性，更多法律方面的报道，以及更多的电视和广播法律节目，由此产生了对正规法律判决的巨大需求。

　　法律专家的愿望

　　中国不断例行公事地呼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但迄今为止，面对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共产党政府还在避免实现真正法治所需要的大胆改革。

　　如果法律不能发挥功能，中国将难以维持其飞速的经济增长，无法解决环境问题，处理社会紧张问题，或扩展同其他国家的交往。当一个政权面临越来越多甚至是暴力性质的人民抗议时，它将会因自行承担危险而忽视这些问题。

　　幸运的是，与30年前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时相比，中国的境况已经大为不同。今天的中国，具备几十万有能力和越来越多经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律专家，他们渴望建立一套可靠的法律体系，这套法律体系能够满足更为成熟的经济和社会需求。

　　改革中国现有法律体系困难重重。改革范围包括停止政治对法院的干预，消除司法部门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最重要的，是要根除“关系”对司法系统的腐蚀。在中国，个人关系网通常比法律和规章更有影响力。

　　变革缺乏来自党内最高领导层的强有力支持，这种支持力度应该与其过去20年间对经济发展的支持类似。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将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改革，作为其施政纲领和政治遗产的一部分。

　　实际上，虽然最近的一批政治局委员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的背景普遍是工程学，而不是社会科学和法律。没有任何一位领导者对法律的熟悉程度，可以让他理解并说服其他领导人同意：为什么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共产党放弃部分权力，容忍真正的司法独立是如此急迫。

　　戈尔巴乔夫的幽灵

　　十月革命之前，列宁曾经是沙皇政府统治下的一名刑事辩护律师。然而，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很少接受过法律培训，也不相信法治会对实现他们的宏伟目标和生存至关重要。尽管戈尔巴乔夫学习法律，却只有在其掌权后，他所受过教育的影响才显露出来。

　　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时，在天安门前静坐的学生们说：“我们的戈尔巴乔夫还在念高中呢。”这是否意味着，那些学生对中国进行重大变革的预期过于悲观？

　　下一任中国领导层形成时，来自于国内和国外要求政府建立一个更为独立的法律体系的压力，可能会让新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的法律体系进行许多重大结构性变革。

　　可以理解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最担心的，就是出现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正是戈尔巴乔夫的创新，导致前苏联整个体系崩溃。

　　然而，如果目前50岁出头的那些领导者们，不能满足中国对真正法治日益增长的需求，那么，他们的继任者可能就会遭遇中国戈尔巴乔夫这个幽灵。 作者：Jerome A. Cohen (亚洲研究协会资深研究员助理) 出处：《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007年12月11日) 编译：符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