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

　　进入WTO，无疑是中国发展的关键的一步，也是20年来中国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的新阶段的开端。它意味着缠绕我们百年的“走向世界”的梦想已经有了一个异常具体的成果，它证实了经历了20年的高速的经济成长，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巨大的生产能力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新动力。中国和世界的互相需要从来也没有像今天一样现实和具体。特别是在今天复杂的 全球变局中，进入WTO不仅仅会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经济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也会对于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进程造成巨大的影响，会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它在文化领域中构成的机遇和挑战都引人注目，我们的视角选取在学者观点、关键词语(它们自身的流行或独特性质)和60、70、80年代出生的个人成长故事上。

　　进入WTO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进入WTO造成的文化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会使中国的文化产业结构产生变化。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文化产业的投资会进一步加大，西方文化产品的进入会更加容易。虽然仍有一定的保护，但在音像、影视、出版以及网络等领域中对于本国产业的冲击会相当强烈。这种冲击的直接后果一方面是经济性的，它关系到中国文化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文化性的，它会影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趣味和文化选择。

　　其次，进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在各个领域高速开放会产生许多重要的文化后果。在我们讨论的深刻的经济冲击后面也同样存在文化的冲击，经济变化会带来文化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进一步造成中国文化的国际化的发展。在一个新的平台上，我们必须在更加深刻地了解经济运行的国际规则的同时，了解和借鉴不同的文化和价值，了解和借鉴国际文化产业运作的经验和策略，激活自身的文化产业。与此同时，不断地艰苦地改造自身文化的局限和弊端，使得我们能够以更为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与时俱进，而不至于消极落伍。另一方面，它也提出了如何在新的冲击下保持我们的文化特色，发出我们自己文化和价值的独特声音，寻求一种具有全球眼光的本土文化的创造的严峻课题。在进入WTO之后的国际环境中凸现自身文化的意义，寻求传统的创造性的转化，使得我们不至于失掉自我。在大众文化的支配力极为巨大的今天，当务之急是我们必须在大众文化的发展中找到新的认识框架和新的运作方式，在挪用国际方式的同时，找到自己的特色，寻求深入中国受众的内心世界，表达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这样才可能在国际化的中国文化市场竞争和自身文化的创造方面不至于丧失方向，随波逐流，而是积极地参与的同时也积极地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进入WTO的更为重要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要求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性格的形成。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改变百年屈辱而悲壮的历史造成的重负，更加自如和从容地面对世界。这种新的民族认同一方面不是消极封闭、狂放自大地“俯视”世界，另一方面也不是放弃自我、卑屈迎合地“仰视”世界。而是寻求与世界的“平视”的关系。这种新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性格很大程度上是由新兴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形态所展现的“新”“富”中国的新形象所代表的，而中产阶级的工作能量和消费愿望恰恰在国际上展示了这种状态。这种中产阶级意识往往在国际领域中展现了中国开放、乐观、前冲的新形象，因而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我们需要自信而不偏执，开放而不盲从，有所坚持又异常灵活。只有这样才可能应付进入WTO带来的一系列文化后果。这要求我们突破旧的顽固排外和自我贬低这两种心态，创造一种具有活力的文化心态。进入WTO给予了中国人一个平等地参与世界事务的新平台，一方面我们当然需要对于许多共同的人类价值的关切，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也需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和个性；一方面我们顺应全球化的情势，抓住全球化给予中国的机会，另一方面则更加坚韧、更加自信而灵活地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遵守规则的同时追求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WTO冲击对于中国内部的社会结构的冲击产生的文化问题。在贫富之间、地区之间都存在着许多深刻的利益纠葛。而新经济的发展在带来机会的同时也造成了“数字鸿沟”。这些都在召唤一种新的社群的建构。这个社群的建构需要每个人的热情参与。同时在全球化中受益的阶层和在这样的进程中受到一定的损害的阶层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和关切为中心的关系。通过对于共同文化的价值的把握，构成守望相助、互相扶持的新的状态。这就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参与的方式。每一个人都参与新的文化的创造，从而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团结，创造一种新的伦理责任和社会关切。

　　新世纪的风云变幻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困扰，世界的未来扑朔迷离。但中国的发展却成为了世界的一个亮点，吸引了无数关切和焦虑。现在，如何在WTO提供的新平台上展示中国新的文化创造的活力和能量是我们必须努力的。历史没有终结，未来依然在我们手中，我们应该从容面对。(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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