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重启中国政改大幕(4)

　　李军鹏认为，大部制方案坚持全面、统一、精干、效能的原则，初步解决了政府部门分工过细、职责交叉的问题，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综合设置政府部门，进一步优化了政府部门结构。例如，将药监总局并入卫生部，实行“大卫生”管理，加强对卫生事务的集中统一管理，可以更有效地保障普通公民对药品食品、公共卫生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认为，迄今为止，中国行政体制的最大问题就是公共性缺位——不仅是公开性、透明度和公众参与不够，而且整个的行政职能和结构都基本上是行政自我决定的，人大作为民意代表机构的作用很有限。不改变这种制度格局，恐怕机构调整幅度再大也难以让社会满意。在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时，一定要让政府听听社会需要它做哪些事情——不论是环保、矿难、福利还是教育，也让大家看看目前的行政体制处理这些事情面临哪些问题、遭遇什么困难，然后再来决定如何设计各个部门。否则，可能会陷入部门改革及设置与社会公众需求相脱节的误区。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马宇则表露了他对我国推行“大部制”所面临制约因素的担忧：首先，“大部制”需要适宜的大环境。一般理解，“大部”应该不是要扩大某些部门的权力，而是要解决职能交叉问题，提高行政效率。但目前情况下，把一项职能全归于一个部门可能危险性更大。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其次，“大部制”更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我们的这个环境也还有待改善。国际上实行“大部制”的基础是服务。一是这个“大部”是服务型的，所以它才能那么大，大得有道理，大得老百姓愿意而且高兴。二是这个“大部”并非权力大得没边，恰恰相反，那些“大部”跟我国的这些“小部”相比，在权力上都要自叹弗如。因为那些“大部”都是执行机构，而非决策机构。三是国际上“大部制”的人员管理都是雇佣制而非任命制。由此可知，中国式“大部制”改革并不能完全避免“南橘北枳”的宿命。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电监会原副主席邵秉仁认为，此次大部制改革只是初步探索，今后还需深化，在条件成熟时，应融合职能，设立大能源部；铁道部也应尽快推动政企分开的改革，以便早日并入交通运输部，从而建立真正的大交通部。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教授毛寿龙建议，大部门体制改革可分两个阶段进行，2008年小范围试点，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在事业单位改革逐步推进的基础上，推进公共服务领域的机构改革。到2013年，在巩固以往改革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政治、职能和组织层面的改革。

　　如何端掉那些“难啃”的“骨头”，顺利实施大部制改革方案？

　　实行大部制后，会否造成更大更集中更垄断的部门权力和利益？谁来监督大部？尤其是有无体制外力量制衡？

　　大部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党内民主进程、人大政协制度的完善)如何衔接、互动？

　　大部制改革中如何处理人员分流、权力和职能整合等复杂的技术性难题？如何顺利地实施大部制改革方案？

　　当记者询及对大部制改革的这些隐忧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回答，要防止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必须切实转变政府理念，进行执政理念创新；必须使决策、执行、监督的部门和职能严格分开，以防止聚集部门垄断利益；必须使大部制改革与整个干部人事制度相配套；必须使大部制改革与法治进程相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