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产业园乱象(9)

　　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

　　混乱的规划源自混乱的管理

　　◆本报记者 张淑芳

　　“中国很多时候，出发点和效果常常南辕北辙。”“中国许多事情，都是开始是好事情，到后来就歪掉了。”

　　几乎所有被采访的专家学者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引发这样感慨的正是在上海几乎遍地开花的创意产业园。然而，“圈地运动”+“大炒房产”将其变成了一个“以创意之名行租赁创收之实”的地方，不仅创意产业的链条被生生隔断，城市的整体规划也被打乱，而这一切，正是源自缺乏科学论证和正确实施的政府管理。

　　“创意产业园对抗城市规划”

　　据知情人士透露，上海市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创意产业园存在的问题。胡延照副市长指示说，创意产业园是对抗整个城市的规划。实际上，上海遍地开花的创意产业园打乱了土地使用规范，最大的危害是扰乱了土地市场，扰乱了国土资源部对土地的管理。

　　“做土地倒卖，不是创意产业中应有之意。”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诸大建表示，一个工业城市转向后工业城市，土地再利用的确是重要的问题。将原有的工业厂房置换成为高附加值的产业，比推倒重来、大拆大建好。国外也有这样的做法，纽约市里有个SOHO(不是在家办公的概念)区，就是原来的老工业区、老厂房改造后，吸引艺术家进驻，变成高档的创意场所，很热闹很有层次。

　　然而，我们拿来如此好的“创意”之后非但没有发展创意产业，反而使城市多了许多贴着“创意”商标的商业场所。很难想象，创意产业园就一定是最好和唯一的方式。

　　据悉，国外还有将废旧厂房改为公共运动场所的。“美国的城市中心，还有将办公楼变成糖果厂的，是否意味着我们又要开始学呢？”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潘海啸教授这样说。

　　他认为，中国不应盲目学习国外，我们的土地等各方面需求都很大，很难在土地资源如此稀缺的程度下，还保证这些创意产业园的低价。有价值的旧工厂保留下来当然好。但如果的确有办公楼需求，留一个“壳”也没有意义。

　　“有些区域可能需求很大却没有正当解决，一经推出马上被‘占用’就是创意产业园必然的下场了。一旦‘黑市’出现、土地使用性质发生改变，确实会给城市规划带来不利影响。土地使用税流失、无法保证创意产业不被做手脚，这都是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到的。最起码要对城市总建筑需求量有个总体的把握。”潘海啸如是说。

　　创意产业园“挂羊头、卖狗肉”现象的出现，就是因为缺乏全局性的总量控制。“一阵风”建设，结果过度上马导致根本完不成任务。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某学者认为，从规划的角度看，创意产业园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市场和需求，因此不适合跟风，而是应该全市有一个盘子，对发展的总量和目标要有控制。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更科学的规划，是应该首先考虑的。

　　管理缺乏战略眼光

　　而上海恰恰是规划做的多，研究做的少。诸大建向记者透露，上海政府要搞政绩，一上来就要做100个创意产业园。“‘大跃进’引起了问题。人家是成熟一个地区再搞一个，自下而上的慢慢演进。我们是自上而下，而且还冒进甚至走题。”

　　长江商学院战略学教授滕斌圣指出，我们在立法或是制定政策的时候，没有从经济学或战略的角度来进行控制，发现潜在问题，制定政策的人却视而不见，显得不够精明。“一次性地给个税收或是其他优惠政策比较容易做，但一哄而上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不仅扭曲了当地经济，同时无法形成核心竞争力。”

　　滕斌圣认为，应该做成一批后，将细节更规范化，再形成下一批。而不是急于把摊子铺得太大。创业产业园大炒房地产成为普遍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本来的用地和建筑使用标准。有些例外可以，但是例外越多，系统稳定性越差，管理的难度越高。

　　专家认为，创意产业园区的问题从深层次看，反映出的其实是一个政府的管理问题。

　　上述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学者表示，这个管理中还夹杂了各个集团包括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包括园区入驻者和“二房东”的利益等等。归根结底，利益导致了这种局面。地方政府部门出于税收和政绩的考虑难于管理，但毕竟还有些许收益，到最后，真正受损失的就是国家。

　　诸大建认为，政府的管理表现在规划、实施、运作和监控等方面，均存在大问题。规划的时候求之过急。很多领导要在任期里马上看到政绩，却不考虑创意产业不是拍拍脑袋就能做出来的，到最后，真的艺术没有进去，乱七八糟的内容反而出现了，应当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