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皎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几乎成为所有转型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4月24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将这一概念再次推向社会关注焦点。此前，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期间曾指出：“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根本要靠发展，发展必须有合理的增长速度。”

　　“中等收入陷阱”是各国在经济发展中无法逃避的挑战，在未来可预见的5到10年里，中国该如何借鉴他国经验跨过这道坎儿？

　　中等收入陷阱的迷思

　　2006年，世界银行[微博]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能够成功地跻身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简单来说，就是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

　　根据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中等收入为人均GDP大致在1000至12000美元之间。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2014年中国人均GDP为7575美元，属于中高收入经济体。

　　2012年，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力争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人均GDP为29992元，2020年翻一番后达到59984元，如果不考虑人民币升值及其他影响因素，仅按当前汇率(1美元可兑6.20元人民币)计算，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9675美元。

　　近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则提出更为乐观的预期，即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实现12803美元，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

　　由此可见，未来5到10年成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而成功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

　　对于大众而言，在中国努力实现由中高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可想而知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但“陷阱”二字却让人不觉有些恐慌和畏惧，随之而来的疑问是居民生活、财富将遭遇怎样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曾将一个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分为“四步曲”。第一步，经济增长正常减速，如果应对不当，就发生第二步，减速就变成了经济增长的停滞；第三步，经济增长停滞以后就会出现社会问题，政策进一步被俘获，结果就是第四步，体制固化，改革举步维艰，积重难返，最终变成恶性循环。

　　彭博经济学家陈世渊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在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时，制造业首先失去竞争力，出口大幅减少，导致国家收入减少、外汇储备流失，经济出现滞胀，持续时间久了，对于外部冲击抵御能力差，不排除整个国家爆发系统性经济危机的风险。

　　“最吃亏的还是普通老百姓。”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他认为，当制造业不景气、企业濒临破产时，居民收入减少，失业率升高，生活失去保障后，个人支出减少，消费无法拉动经济增长，最终变为一潭死水。同时，国家收入减少，对于居民的医疗、社会保障水平降低，再加上老龄化对于社会保障需求提高，“当支出增多，收入又减少时，国家会变得更加困难，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

　　对于眼下一片火热的资本市场而言，当“中等收入陷阱”来临时，也难逃重创。招商证券宏观分析师张一平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当企业经营效益下降，信用风险上升，造成银行惜贷，最终可能导致大批企业破产，对于资本市场也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拉美国家作为“中等收入国家”最集中以及滞留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多年来一直被视作研究“中等收入陷阱”对国家和居民影响的典型案例。

　　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2010年时，在拉美地区的33个经济体中，属于中等收入的就有28个，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勇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目前绝大多数拉美国家仍处在4000美元至12000美元的上中等收入国家阶段，长期在高收入国家行列外徘徊。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至今，40多年了，拉美国家依然跨不过这个坎儿。”张勇说道。

　　自拉美国家相继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后，出现一系列结构问题：经济增长波动较大、通货膨胀高企、产业结构升级无序、国际贸易结构失衡等问题。

　　张勇分析称：“鉴于世界经济低迷以及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目前拉美国家仍存在需求不足、增长乏力，部分国家已陷入滞胀。同时，货币贬值，经常账户和财政‘双赤字’，影响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评级和外债偿债能力，从而使投资者信心下降。”

　　以阿根廷为例，2001年底，阿根廷政府陷入总额高达950亿美元的债务违约，这深深伤害了那些购买政府国债的阿根廷民众。“我节省下来用于购买国债的每一美元，债务重组后只能获得33美分，这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那是我工作了43年的积蓄，我有极大的耐心等到政府全额偿付我的那一天。”Lavorato说道，这是一名生活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85岁老人。2001年阿根廷爆发债务违约时，因不同意债务重组，她投资购买主权债的4.5万美元至今分文未得。Lavorato的遭遇，不正也代表着阿根廷这个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自救的国家近十几年来的挣扎？

　　经济的不稳定势必会诱发出更多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凸显导致社会矛盾急剧增加、社会凝聚力、社会幸福感、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在恶化。

　　如何防患于未然？

　　由于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与面临的挑战看法不尽相同，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是否会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展开了不同角度的讨论甚至交锋。在政策空间与改革时间充足的情况下，不妨借鉴他国经验，防患于未然。

　　在亚洲国家中，日本和韩国无疑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代表。日本人均GDP在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在1995年也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起飞，经济从二战后的废墟上开始增长，七八十年代进入高速腾飞期，一举跃入发达国家行列，在1968年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胡令远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道。

　　虽然日本的经济发展对美国依赖较大，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日本对于海外市场的拓展、日韩企业的向心力以及对于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视，值得我们借鉴。

　　胡令远表示，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也曾意识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由于日本国内市场很小，容易饱和并且资源高度依赖海外，所以日本那时候决定把很多产业转移到海外，日本国内收入来源靠海外投资回笼，这样既防止了国内市场的萎缩，同时也避免了发展阶段人口红利和环境红利的丧失。“直到现在日本也受益于产业外移这一政策。”

　　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的“一带一路”政策，正是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一步，可以同时把多余的资金、相对优势的技术推往海外，对于提升国内产业结构、开拓中国经济向外延伸具有重要作用，也成为我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举措。

　　但胡令远提出，日本因长期依靠海外，造成其国内产业的“空洞化”以及农村劳动力的“过疏化”，所以“走出去”要注意度，不要对海外形成过度依赖。

　　此外他表示，日本十分注重收入分配公平。“日本的遗产税很高，基本上80%的遗产都通过税收交给国家，政府把这些钱用在社会福利上，所以日本国民觉得不需要留太多钱。同时政府鼓励企业向社会捐款，从而抵消部分企业税。”

　　反观拉美一些国家，一直没有改变高度分化的收入分配结构，精英阶层得到政府的优先支持，获益后并没有很好地回馈社会。

　　陈世渊也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很重要的一点是国家制度能留住相对成熟的企业和人才。在他看来，日本、韩国成功步入高收入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具有较强的向心力。

　　“发达国家像美国、日本，虽然有大量海外产业，但优秀的企业家、最核心的技术都没有流失，但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普遍现象是富人都争前恐后地希望移民。”陈世渊说道。插图/吕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