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棋：祁玉民下猛药

　　身在大洋彼岸的仰融，至今对祁玉民的猛药质疑颇多。

　　华晨汽车的回暖，不能不说与祁玉民正式上任第四天就亮出的“第一板斧”有着莫大的关系。

　　上任伊始，等待祁玉民的是一个内乱外患的华晨。在内，它积贫——“投资44亿元建设的中华生产线，只生产尊驰一款车型，每天的产量也就20多辆，年设计10多万辆的产能，基本处于半停产状态”，积弱——“这个企业确实跟其他企业不大一样，历史上人事的变迁，形成了很多小团体，人心比较散”；在外，它群强环伺，处境尴尬，连在仰融时代根本看不在眼里的吉利，都成了自主品牌的获利者和代言者之一。

　　华晨真的太需要一次成功了。于是，祁玉民给沉疴中的华晨，开出了第一剂“猛药”。

　　当时，任职华晨金杯销售副总裁的杨波向祁玉民汇报华晨集团销售情况，其中问题最严重的是中华轿车的升级版本尊驰汽车——月销量只有几十辆。在考虑了10分钟后，祁玉民给出的答案是：从2006年1月17日起，全面降价，最高的降了4万。

　　猛药之下，当月尊驰轿车销售猛涨，其后月销售量急增至1000辆以上，甚至一度脱销。

　　如果你对2004年6月南北大众携手降价并引发轰动效应的往事足够了解，你或许会为祁玉民叫好，毕竟，一个“门外汉”看似误打误撞的举措，居然成了华晨解困的开始。

　　然而，身在大洋彼岸的仰融，至今仍对祁玉民的猛药质疑颇多，“不要追求数量，要保证质量，保证每单台的边际利润率，有了利润，资本市场对你认可，你可以融资，追求30万辆、50万辆，但每一辆都是亏损，资本市场就把你抛弃了”，他甚至对《英才》记者表示：“降价不是他的发明。”

　　在仰融出走之前，中华的定价是14.8万，每卖一辆要亏损2万元左右。但这是“战术亏损”，因为当时中华瞄准的是桑塔纳2000；“如果非要定18.8万，要单台有盈利，那么这个价格出来以后，人家就跟帕萨特比，那你就比不过人家，从此消失，一蹶不振。”

　　仰融为华晨设想的是另外一种发展路径。“我们内部认定做3万辆，亏损6个亿，但是3万辆以上逐步把亏损线拉平，做到4.5万辆就持平，超过4.5万辆就盈利了。”而且，仰融甚至在筹划下一步的价格拉升计划，把三菱发动机换成罗孚发动机，价格可能上升到16.8万；把比较差的内饰换成罗孚的内饰件，价格可能就成了17.8万，“逐步要往上走的，不是一成不变这个降价水平。从每年加大科技含量，来把价格恢复到我的目标价格(18.8万)。”

　　实际上，仰融造车，走的本来就不是一般人那种循规蹈矩、拾级而上的路径。当中国很多汽车企业还在闭门造车，还在“搞小而全”，还在强调“100%本土研发生产”的时候，仰融就另有图谋。

　　这台名叫“中华”的轿车，是个多国混血儿。车型是意大利设计公司的创始人久加诺主持设计的，零部件是委托国际知名汽车零部件公司专门开发的，对整车进行试验验收的是英国汽车工业研究协会米拉公司，而冲、焊、涂、装四个工艺流程的制造设备是分别由德国四家知名厂商提供的。

　　而当中国很多汽车企业还不懂得利用资本市场的时候，仰融已经在实践“产融结合”的模式了——1992年，在美国上市，融资8000万美元；1999年，在香港二次上市，融资13亿港元；此后，华晨又辗转回国，通过控股“华晨集团”、“金杯汽车”等的上市公司，再次筹集资金10亿余元。尽管今天来看，“产融结合”的模式无须争论，但在当时却争议不休，在当时三大汽车集团主导的中国汽车行业，这也许是华晨突出重围、快速崛起的唯一通道，换言之，那也是捷径。

　　尽管如今谈论这些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但没人能够否认仰融在当年爆发出的“逆向操作”创造力，以及他缔造出的神话般的“华晨帝国”。

　　祁玉民一再表白自己刚来时压根不知道仰融是谁，但他也说，“我不知道那句话仰融说没说过，我觉得这句话‘中国在我心中，世界为我所用’，非常豪迈。”

　　在降价的同时，祁玉民还对新车骏捷寄予厚望。这是华晨与宝马合作研发了3年的一款车，但迟迟未能降生。在他雷霆万钧的催促声中，原定2006年9月上市的骏捷，2月18日居然就下线了。而且，售价也步尊驰的后尘，一步到位地定在了10万元左右。上市后，月销售持续过万辆。

　　祁的猛药，半年就让华晨尝到了甜头。2006年上半年，华晨以整车销售9.2万辆，同比增长57.7%的业绩重新跻身全国汽车销量前十强，销售收入排名全国第七。而2005年全年，包括华晨宝马在内，华晨总共才卖出8.8万辆汽车。

　　“搞了七个月以后，稳住神了，但是企业还是非常困难。”说到这里，祁玉民不无得意地笑笑，“好像我这个人是不是在领导心中就是适合在企业困难期能够让它走出困境的人？……有时候不谦虚地讲，我自认为还是有点像企业家的模样。”

　　实际上，在祁玉民心里，比较理想的职业生涯是这样的：30岁至40岁，去国企，当总裁，年薪100万，总裁是“一个磨练人、蹂躏人的岗位”；40岁至50岁，去政府，“你一年给我3万，我认了，为人民服务，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50岁至60岁，回国企，当董事长，“天天溜达，你还得给我100万的年薪”。这样下来，“企业也干好了，政府也干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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