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6日,华晨汽车毫无意外地宣布整车销售突破30万辆,并一举扭亏为盈。
或许是偶然,3天后,将是祁玉民到华晨报到整整两周年的日子。曾几何时,“祁玉民雪天赴华晨”的故事让人倍觉悲壮,抑或是无奈。
受产权纠纷之累,2002年5月底,一手打造了华晨帝国的仰融悄然流亡美国,自此淡出公众视线。
仰融出走后,华晨频频换帅,先是仰的“变节弟子”苏强,接着是拥有政商双重背景的蔺晓刚,然而,此二人非但没有从仰融的背影里走出来,反而将华晨拖进了更深的泥潭。
等到时任大连市副市长的祁玉民奉命坐上华晨汽车主驾驶的位置时,华晨在过去3年中已累计亏损了28亿;而在2001年,华晨的利润至少为9亿元。
“门外汉!”起初,祁玉民不得不被面对这样的质疑甚至不屑,但此后的两年,他却以逼人的气势将华晨带入新的时期—— 一个属于他祁玉民的时代。
“从苏强到蔺晓刚到祁玉民这三位,感觉祁玉民比上两位做得好”,即使身在美国的仰融,也注意到了华晨的变化,并对祁氏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不过,就在华晨宣布好消息的当天,丰田汽车公司(TOYOTA Motor Corp.)也发布了一则消息,2007年,其全球汽车销量预计为936万辆;2008年,该公司的目标将是985万辆。即使在国内,曾被誉为“第四汽”(前三为上汽、一汽、东风)的华晨,从销量上看,如今甚至难与奇瑞比肩——后者2007年的销量超过了38万辆。
这就难怪,2007年12月20日,坐在《英才》记者面前的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祁玉民,谈起6天后的这个“历史时刻”,似乎一点儿迎接胜利的喜悦都没有,“很困难”,他叹了口气说:“明年将会更困难。”
险阻:“去仰融化”
“纽交所上市是我搞的,摘了;山是我搞的,炸了。”仰融幽幽地说:“就是去除我所有的味道。”
两年前刚到华晨时,祁玉民说自己目睹了很多的怪现象。
“这么大一个工厂,没有一条正道、没有一个正门、没有一棵树。我们这幢大楼,没有阳面,全是阴面,大楼前面还弄了个山。电梯也很怪,很慢,据说是仰融不喜欢有东西压在脑袋上面,所以把电梯的动能系统从上面改装到了下面。仰融信佛,信风水,一点错都没有,可我不信这些,我觉得特别别扭。”
从星期六傍晚到星期一,两天时间,祁玉民让在华晨干了20多年的华晨金杯总裁刘志刚把那座“仰融山”给夷平了。
“什么叫仰融山?”2008年1月6日,仰融通过越洋电话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说到炸山的事,他显得有些激愤。“华晨汽车的办公楼对面直通一条马路,这条路太深,有‘一剑穿心’的感觉,所以,从环境科学来讲,要设一个屏风挡一挡,屏风太单调,所以,搞一座假山,放一点儿水波,充其量就是这样。”
祁玉民不认同炸山这件事本身有任何深远的意义,他说自己“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故事”,况且,自己当时甚至“都不知道仰融是谁”。当然,他也坦言,如果有人跟自己讲一讲“风水”,“我可能就不干了,哎呀,这玩艺儿还有风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说炸。”
当然,据说周围人除了暗骂之外,没有人站出来。“所以,我在华晨总结了一句话,我说,无知者无畏,无私者无畏,如果无知加无私,那就大无畏。”
祁玉民突破的,还有华晨在美国的上市地位。
2007年7月,华晨宣布撤消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的美国存托股票——华晨汽车(NYSE:CBA)。华晨原董事兼常务副总裁汪康懋把华晨退市解读为“对仰融釜底抽薪”的举措。1992年10月,华晨借壳上市,成为中国在纽交所挂牌的第一只股票,汪康懋参与了上市的全过程,并见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美上市的第一股”所引发的轰动。在汪看来,“华晨在美国的上市地位没了,仰融跟华晨的联系就断了,他在美国就没有动作可搞了。”
身在美国的仰融,对此除了感到心痛之外,也只能说句祁玉民“感情用事”,“心痛有什么用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笑了之。”
“大家总是把华晨的退市和仰融当年的上市赋予很多神秘的色彩,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像我炸‘仰融山’一样,很正常。”祁玉民认为,华晨退市的理由既合理又充分。“这个上市公司基本上无利可图,一年我们要付100万美元不说,还成天拿美国标准来折腾我们,它又很小,已经没有任何融资造血的能力了。我这不是拿钱自己给自己套绳索吗?我为什么要干这种傻事?”
“融不到资是因为你没做好。”仰融对此显然并不赞同,“国内这五年金融的大好形势,他们没有享受到,A股有两家公司,他们没有利用好,维持纽约这个牌子,一年就花个100万美元,这么大一个汽车公司,总还是付得起的吧?你搞国际化的时候,就信用来说,起码人家有个感觉,这是在纽交所上市的公司。”
“纽交所上市是我搞的,摘了;山是我搞的,炸了。”仰融幽幽地说:“就是去除我所有的味道。”
不过,“去仰融化”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的,即便是祁玉民,也认同业界对自己和仰融相提并论的一种说法,“有人评论,仰融做汽车不是他的目标,他的目标是做资本;祁玉民呢,是把资本作为手段,把发展汽车作为目标,这是根本区别,他们说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