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改革开放让我们产生了举办奥运会的需求，才有了举办奥运会的能力；也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才使得国际社会最终能够接受由我们来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说。

　　“开放的中国盼奥运。”这是我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口号。然而，几乎是在北京宣布申办的同时，反对的声音就出现了。

　　20世纪90年代初期，整个中国面临的外交局面都是很不利的。这种反华浪潮也不可避免地波及中国的第一次申奥努力。

　　1993年，在申奥表决前，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反对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60名参议员给国际奥委会写信，联名反对北京申办。时任申奥代表团新闻发言人的吴建民后来在一次讲座中回忆到当时的情况：“那时候形势相当严峻，英国的外交大臣说，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是bad idea，懂英文的人都知道，bad idea这话讲得很重的，所以我后来对他进行了抨击，我说你讲这话连绅士风度都不够了。那次去，确实是一场恶战。”

　　最终的结果令许多中国人至今难忘：北京以两票之差败给了悉尼。

　　时任北京奥申委副秘书长兼外联部长张清在其新书《申奥纪实：亲历中国重返奥运和两次申奥》中披露，当时的一位领导谈到申奥失败的原因时，矛头直指宣传不当。“外宣找不到切入点，跟不上去。内宣一直过热，冷不下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总结道：“现在回过头来看，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看，当年申办失利有其历史背景。比如，中国刚刚提出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国开放的程度和走向世界的脚步有限，国际上存在一些疑虑是正常的。”

　　1999年，中国再次提出申办奥运会。与90年代前期的情况不同，此时的西方国家纷纷同中国改善和发展关系。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数西方国家政府同国际极端反华势力拉开距离，对中国申奥或保持中立，或态度转趋积极。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恢复了正常。整体外交环境的顺风顺水，为申奥成功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外交系统也为申奥成功做出了大量努力。“想起2001年申奥时的工作，仍然记忆犹新。这是我们当时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说到这里，前驻挪威大使马恩汉仍难掩心中兴奋。在申办奥运会的过程中，北京申奥代表团多次到世界各国访问，我国驻外大使馆便承担起接待工作。不光如此，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举办奥运会的理念，大使们均在各任职国做了很多工作。马恩汉介绍说：“我们多次和挪威奥委会委员和政府官员进行会面，介绍北京申奥的努力。”前驻蒙古大使黄家骙更是在申奥工作中与蒙古国“体育之父”玛格旺结成莫逆之交，牢牢地拿住了蒙古委员的选票。

　　2001年7月13日，中国终于实现了举办奥运的民族梦想。就此，中国走上了继续开放、拥抱世界的道路。

　　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

　　沈阳体育学院教授于秀说：“如果说,刘长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政治意义高于体育,那么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就还原为体育。”

　　的确，在经历了百年来奥运与中国外交的纠结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奥运视作它的本来面目——体育。然而，发生在三四月间的事再次将中国人的奥运之旅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联系起来。的确，奥运承载了国人百年的梦想。当这一梦想受到外界的阻挠时，必定引起一定的反弹。

　　不过，随着奥运开幕的临近，中国人的关注点再次从外部世界回到了赛场内。

　　奥运开幕前，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北京奥运圣火境外传递受阻的风波时说：“对这些杂音，应抱着平常心对待，关键是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萨马兰奇在接受著名主持人杨澜的采访时曾谈道：“奥运会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它是用来回避问题的。有一些事情不应该是由奥运会来解决。奥运真正该关心的是让运动员们打好比赛，充分体会到体育的精神和乐趣，让不同国家的人们有一个和平和友谊的交流。”

　　“很多人谈到奥运与中国百年来在外交上崛起的关系，这是不错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对记者表示，“然而，一个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受到尊重的大国在外交上也会更加成熟。现在，我们更应该让体育的归体育，政治的归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