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晨

　　编者按

　　中国人的奥运梦在今晚8时将进入一个华彩乐章。中国人对奥运有一份特殊期待，在中国人眼中，奥运并不仅仅是体育，不仅仅是西方人眼中的Game，更是百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折射。参与奥运，搏击奥运，乃至举办奥运，对中国人来说代表着太多内涵。中国人的奥运之旅，与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同步。

　　周恩来总理曾经把新中国的对外体育交往称为“我国外交的先行官”。那个年代，参加奥运，曾经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通道。后来，又是因为服从外交大局，中国体育暂时停止了奥运征程。改革开放后，无论是参加奥运还是申办奥运，仍然与中国的外交大环境息息相关。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不断增多，中国人也越来越具有世界气度与大国心态。现在，成熟起来的中国人更倾向“让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

　　“奥运来到北京，是百年历史中的一次超越。”8月6日，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这样感慨。

　　事实上，奥运与中国外交一直交织在一起。国人常说的“百年奥运梦”，一般从1908年开始算起。那一年，时任天津大学校长的张伯苓以三个问号考问国人：“中国什么时候能派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能在奥运会拿到奖牌？中国什么时候能举办奥运会？”这就是著名的“奥运三问”，开启了中华民族百年奥运梦想。

　　“东亚病夫”

　　然而，“三问”折射出的却是积贫积弱年代对国家前途的忧患。在清末和军阀混战时期，中国没有能力维持国内的和平，更不用说派运动员出国参加奥运会。

　　直到1932年，中国才第一次派出唯一的一名运动员参加当时的洛杉矶奥运会。这名运动员就是田径运动员刘长春。

　　1932年7月8日，刘长春踏上了赴美比赛的征程。当天，上海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幅漫画——《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挺立船头，手持青龙偃月刀，单刀赴会。

　　然而，这次“单刀赴会”，并不是普通的比赛，而是报国的义举。刘长春的儿子、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刘鸿图这样回忆他的父亲：“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父亲正在东北大学就读，这激起了他的报国之志。因而，当日本人宣称刘长春将代表日本人操纵下的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时，父亲义正词严地发表声明：‘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则又岂可忘却祖国而为傀儡伪国作马牛耶！’”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外交上的象征意义远大于体育意义。在经过了28天海上颠簸后，刘长春参加了100米和200米预赛，在比赛中分别列第五、第四名，无缘决赛。

　　四年后，柏林奥运会，更凝聚了中国人的血泪——运动员回国没有经费，全靠华侨捐助，途经新加坡时，当地媒体画了一幅漫画：一群长袍马褂、行容枯槁的中国人抬着一个大鸭蛋，标题正是“东亚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