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后的1979年，时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的刘长春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旧中国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到处受辱，那时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外国的国旗在奥运会上升起。今天，祖国富强起来了，中华民族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腾飞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了！”

　　1983年，刘长春老人带着期待与遗憾离开了人世。

　　一年后，许海峰在洛杉矶，那个刘长春曾经伤痛过的地方，射落了中国人在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体育外交”

　　新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的接触始于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1952年年初，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致函国际奥委会，要求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不过，这一要求遭到了重重阻挠。直到奥运会开幕前五天，国际奥委会才做出了邀请新中国运动员参会的决议。当中国收到这封邀请函时，距离开幕只有几个小时了。

　　中国是否应当接受这一迟来的邀请？当时，这个问题在国内引起了争论。

　　时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的荣高棠曾给周恩来总理写报告，提出了两点担心：一怕台湾问题，制造“两个中国”；二怕竞技水平低下，给新中国抹黑。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周总理第二天就果断做出批示：“要去！”并指出，正式比赛参加不上，但可以和芬兰运动员进行比赛，多做友好工作，要通过代表团的工作和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去宣传新中国。

　　“周总理在我们来之前曾指示：‘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取得奖牌；在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 荣高棠在生前接受采访时，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不过，当中国仓促间组建代表团、飞到赫尔辛基的时候，赛程已经过半。新中国代表团中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一人赶上了比赛。由于晕机、时差等原因，他在100米仰泳预赛中，在六名选手中只获得了第五名，无缘决赛。

　　赛场之外则开出了友谊之花。新中国代表团在芬兰展开了一系列民间外交活动，包括与芬兰当地足球队进行友谊赛等。奥运会结束后，代表团还飞赴当时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波兰等国，进行了一系列体育交流活动。

　　当时的新中国正值百废待兴之际。在政治上，中国也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全面封锁。在西方世界中，新中国仅与少数几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就有第十五届奥运会的举办国——芬兰。因此，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展示新中国国际形象的机会。长期研究新中国外交史的北京大学教授牛军这样评价参加1952年奥运会对中国外交的意义。

　　与奥运“绝缘”的岁月

　　五星红旗虽然在赫尔辛基奥运会上升起，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纷争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前，新中国曾经组织了一支包括了92名运动员在内的代表团，准备启程参加这一届奥运会。当时，连代表团的证件都已经制作完成。

　　墨尔本奥运会新中国代表团成员、体操选手陆恩淳在谈到当时情况时感慨万千。他回忆说，在此前举行的奥运选拔赛上，他获得了个人全能、双杠、鞍马3项亚军，得到了奥运会参赛资格。后来还在北京体育馆试穿了奥运会比赛服，想着就要参加奥运会了，他的心情非常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