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最新期《新闻周刊》杂志封面

　　　导读：ISIS攻势迅猛，中东告急。《新闻周刊》最新封面文章认为，小布什政府无视国务院“伊拉克未来”计划改由国防部负责战后伊拉克事宜是一系列错误中的第一个，奥巴马撤军后伊拉克群龙无首，被压抑的宗派激情骤然释放，伊拉克陷入混乱，并有波及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地之势。

　　战友们喜欢叫维克多-卢(Victor Lu)“菩萨”。维克多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军第五团第三连的一等兵，所在部队参加了2004年末从伊拉克叛军手中夺回法鲁贾城市的残酷战斗。虽然维克多身材魁梧，是连队里体格最棒的，但他的性格温和，因而获得了“菩萨”的绰号。维克多很喜欢战友们的这个称呼，把它印在防弹背心上。

　　维克多是越南裔美国人，在洛杉矶长大，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长子。他父母随着美越战争中1975年美国撤军而逃离家园。从1975年到1995年，大约80万越南人离开祖国，其中一半多定居美国。

　　和众多其他美国年轻人一样，201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维克多参军，希望战争结束后到洛杉矶警察局当警察。在归队执行第二次任务即进攻法鲁贾前夕，他对朋友说他毫不怀疑“为那些应该享有自由的人们带去自由”的崇高使命。

　　维克多没有打算从伊拉克生还。2004年11月13日凌晨，第五团第三连在法鲁贾展开巷战。维克多的战友们利用他的大块头优势让他破门，他砰的撞开了一扇门，马上遭到三名叛军射击。他挨了八九下战友们才得以回击。他重伤倒地，正是22岁的青春岁月。

　　时隔十年，巴格达以西40英里、安巴省中心城市法鲁贾又落在叛军手里，这次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简称ISIS的基地组织分支。ISIS是激进的逊尼派，显然与忠于伊拉克已故独裁者萨达姆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th Party)前官员有联系。

　　在2011年底撤出伊拉克之后，美国在该国已无驻军，不过6月19日奥巴马宣布将派出300名“军事顾问”，以确定哪些伊军部队能胜任打击ISIS叛军的任务。

　　伊拉克似乎正不可避免地陷入逊尼派什叶派的残酷内战，华盛顿对究竟是前总统小布什还是现任总统奥巴马对此应付更多责任争论不休。小布什在2001年末派军攻打阿富汗基地组织后决定在伊拉克打一场“可打可不打的战争”，奥巴马则决定让伊拉克自力更生，甚至没有根据所谓的“驻军地位协定”(SOFA)留下一支部队。二战后美国在其它一些参战的国家就根据SOFA保留了驻军。华盛顿未能就重新谈判SOFA条款(取代2008年小布什签订的SOFA)与伊拉克总理马利基(Nouri al-Maliki)达成一致，因而在2011年秋放弃努力。

　　影响维克多生死的美越战争与美伊战争何其相似。它们都是为了崇高的地缘政治理想而战但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美国尚未排除直升机到巴格达撤离使馆人员——越战中象征美国惨败的一幕，但“非必要人员”已经撤出。

　　美国对伊战争代价高昂，2003-2012年4486名男女军人丧生，负伤3.3万。(此前1991年打击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的第一次美伊战争美军身亡382人。)伊拉克付出的代价更为巨大。设法统计伤亡的独立研究机构“伊拉克死亡人数统计”(Iraq Body Count)估计，迄今为止约11.5万伊拉克人在对其而言仍然继续的战争中被杀害。

　　美国为战争付出的财政成本也是巨大的，而且尽管美国在伊拉克不再部署军队，耗资仍然不少，加上退伍军人福利、伤病治疗等长期成本则高达2.2万亿美元。

　　仍然有一些伊拉克战争相关人士认为美国参战并没错。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一次不同的场合称自不量力的伊拉克叛军“穷途末路”。不过大多数美国人都认可这一显然的假设：“要是我们能预见这场灾难的旷日持久，哪怕只付出一半的生命代价，我们也不会介入伊拉克。”曾担任拉姆斯菲尔德的助理在去年如是说。“单是持续时间之长就足以令我们却步，大家原本认为战争将很快结束。”

　　错判形势的后果十分严重，而且在很多方面的影响也许才刚刚开始。40年前美国退出越南导致柬埔寨的种族屠杀及越共政权统治至今，不过战后东亚经济突飞猛进，韩国和中国台湾的集权政府转变为民主政府(美国积极的外交政策而非强加的武力的确促进了它们的转变)。

　　相比之下如今中东陷入一片混乱，基地组织及其激进的逊尼派分支不但在伊拉克而且在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地扩散发展。因萨达姆被推翻而得以自由释放的宗派热情是中东混乱的根源。

　　当1991年美国驱赶萨达姆出科威特回到巴格达老巢时，沙特阿拉伯的高官如释重负，对美国深表感激。然而在2003年推翻萨达姆的想法不能得到他们的认同。事实上一位长期了解伊拉克的美国军官表示：“十年来我们目睹了伊拉克局势发展为地区战争的无比可能性，这是危机四伏的时刻。”

　　目前主舞台在美国抛弃的伊拉克。一位高级情报官向本刊表示：“如今一大问题是ISIS能否将自己在伊拉克的战术胜利转变为战略利益。ISIS把叙利亚和伊拉克当作可互相转移的战场，这一地区战略似乎正在发挥作用，使其追求军事目标的过程中能够转移资源和人力。显然，如果没有一些民族主义逊尼派和一些同情他们的部落支持，区区数千战斗人员的ISIS行动起来不会如此迅速。只要这些支持因素存在，ISIS无需大反击便很可能保持攻占的领土。”

　　美国惊恐地注视着伊拉克目前的局势，只有伊朗的恐慌过之而无不及。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最大，因而遭受的损失也最大，以什叶派为首的马里奇政府即使不完全是伊朗的傀儡，至少也是对伊朗毕恭毕敬。ISIS的攻势如此迅猛，美国和伊朗的官员已经设想了共同稳定伊拉克局势的可能性。

　　对美国在伊拉克战斗中死亡人数的1/3伊朗应付直接或间接的责任。在伊拉克战争中与美国军队反复对抗的什叶派士兵得到伊朗精锐部队“伊朗革命卫队”的“圣城旅”(Quds Force)训练。炸毁美国军车、伤害众多士兵的“路边炸弹”全由伊朗制造。

　　伊朗的影响及其通过“圣城旅”指导的什叶派士兵发动反击的能力使得美国遏制中东混乱局势蔓延的有限选择复杂化。比如进行空中打击很可能被逊尼派阿拉伯世界视为美国实际上成为伊朗的空中力量，2007、2008年主张增兵的美军司令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在6月19日发出这样的警告。“不能让美国成为什叶派军队的空中力量，这场战争必须是所有伊拉克人打击恰好是逊尼派阿拉伯人的极端主义者。”

　　对于2011年美军撤退后伊拉克开始出现的机会有多大，历史学家将争论不休。经济上伊拉克的确取得了一些进步，石油产量超过了战前水平。然而政治改革不够，美国撤军后马里奇立即打击政府的逊尼派高官，下令逮捕副总统哈希米(Tariq al-Hashemi)。

　　面对国内经济困境美国焦头烂额，再也没有耐心不断警告伊拉克政治家。伊拉克政治需要美国不断敲打，没有一个超级大国凝聚各界首脑，伊拉克政治很快便不可救药。

　　伊拉克人民希望且应该获得自由，维克多的理想主义信念也许没错。然而两个因素导致伊拉克走上当前道路。一是美国政府决定无视占领期间必须实行的详细计划——国务院战前出台的“伊拉克未来”(Future of Iraq)计划，布什政府反而坚持“轻足迹”(light footprint)的外交策略，同意由国防部管理战后伊拉克。诚如前国防部高级顾问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所言，这是美国在伊拉克所犯一系列错误中的第一个。战后美国的失利削弱了自己的利益，辜负了伊拉克人民的期望。第二个因素是伊拉克政治中过去、现在一直存在的强烈宗派激情。(柠楠/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