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论坛1月4日在京举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张凯出席并演讲。 黄张凯在演讲中表示，很多年一直在强调国企应该有退出机制，为什么做不到，可能跟我们长期国企监管或者是改革的思路有关。 他谈到，梳理一下过去20年的重大国企改革的一些文件和措施，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的措施针对的对象是单个的企业，不管是建立董事制也好，投资管理的规定也好，还是今年搞的混改也好，希望把一个个的国企搞好，210万亿要把每个做好，事实上做不到。 “所以我们现在的思路，国资委也意识到从管资产转到管资本，从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出了国资改革几方面的目标，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再强调手把手教你怎么做，而是国资委往后退一步，把管资本的这个事情交给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来看。” 以下为演讲实录： 黄张凯：我们国家对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的一个目标是做大做强，近年来这个口号在弱化，中央文件提出的口号是做强做优做大，做大放在了后面。 我个人认为做强做优做大，做强和做优不太好量化，这是一个定性的概念，做大一定可以量化。已经是GDP的2.3倍了，2019年的数字还没有出来，保持2018年的增速，2019年6.0%的GDP增速情况下，如果还是这个增速，国有资产和GDP比例大概要到2.4、2.5倍，200多万亿的国资其实是已经非常大了。 这么大的国有资产，效率可能是一个不是令人满意的，而且国有资产能够创造的利润，从2007、2008年以后是一路下滑。07年国有企业创造的利润，资产回报率大概是6%，历史最好的水平，过去3、4年降到了2%，这是比较低的。 我们关心股市，前一段时间有这么一个茅台的新闻，茅台集团把上市公司茅台4%的股权无偿划拨给了贵州国资运营平台，按照上个礼拜的收盘价，4%的茅台股权大概是540亿，进了贵州财政，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缺钱的问题，甚至还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金融危机的问题，有助于解决地方债的问题。刘昆部长也提到了今年继续要减税，事实上有很大的压力，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压力比较大，完成全年收入预算比较困难，而且有一些省的社保收支平衡也在增加，当期出现收支赤字，有一个措施，希望有条件的地方有序组织国有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上缴利润，2%的资产回报上，要让他们上缴利润，其实没有很大的空间。 还要加大国有资产的盘活力度，茅台把4%无偿划拨给了贵州国资的运营平台。前几年我们讲国资无偿划转或者是瘦身，可能有争议。现在在210万亿的情况下，还要不要继续大下去，这个争议可能就不是那么大了，巨大的资产只要市场变活一点，我相信可以极大的缓解当前各个领域，包括财政领域由地方债务带来的金融风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国资委马上要推下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专项的计划，国企改革喊了几十年，这几年的国企改革有没有成效，就看国资比较市场化的进行盘活，这是标准。 厉克奥博：两种国企，一种国企是非常低效的，另外就是茅台，绝对是好企业，很多股民在炒股的时候，不觉得它是国有企业，包括格力电器，包括北京全亚洲最火的商场SKP，是北京市属的国企华联，为什么这些国企能经营得很好，而有一些国有企业运营效率长期那么低，能不能树立一个类似的模板，让大家改革有方向？ 黄张凯：能不能的问题，我的回答是不能，210万的国资，不可能要求每个企业都干得好，市场经济一定是有进有退，我们不能要求每个民营企业都树立一个模板，按照这个模板去做，每个民营企业都能做得很好，这是不可能的。有的国有企业搞得好，有的国有企业搞得不好，我前一段时间跟着国资委去各地调查，在上海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老牌装配制造集团，这个企业还可以，董事长就跟我说，他就希望制造业也要搞供给侧改革，他嘴里的制造业的供给侧改革，不是说老百姓的需求没有满足，他的意思是说作为国企还是有竞争力，但是还有大量同行的一些干得不怎么样的国企，虽然没有什么竞争力，但是在银行输血，地方政府的维稳也好，或者别的措施支持下也好，他不退出，而且打价格战，把表现不太好的国企，反而拖累了一些比较优秀的国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缺乏一个退出机制，所以国企如果真正的市场化，不光是要解决这一部分效率低下的国企问题，事实上要看到同样有助于本来已经做得比较好的国企，让他能够顺利的在市场经营当中，更加发挥它的竞争优势。 我个人从事国企研究很多年，很多年一直在强调国企应该有退出机制，为什么做不到，可能跟我们长期国企监管或者是改革的思路有关，如果我们梳理一下过去20年的重大国企改革的一些文件和措施，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的措施针对的对象是单个的企业，不管是建立董事制也好，投资管理的规定也好，还是今年搞的混改也好，我们事实上希望把一个个的国企搞好，210万亿要把每个做好，事实上做不到。所以我们现在的思路，国资委也意识到从管资产转到管资本，从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出了国资改革几方面的目标，不再强调手把手教你怎么做，而是国资委往后退一步，把管资本的这个事情交给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来看。 混改是一个抓手，不能指望每个公司一搞混改，就能起死回生，或者就提高了效率。更重要的是向企业放权，这个企业应不应该混改，怎么混改，由企业来做决定，这个是国资委下一个文件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想说的是下一步我们正在推行的是把类似这一方面的问题，由国资委的决策权交给国有资本的投资运营公司来做，让企业来管企业。[详情]
新浪财经讯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论坛1月4日在京举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出席并演讲。 黄群慧在演讲中表示，我们现在处于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不是有一些教授提的后工业化，这是完全两个概念。现在还在工业化进程中，接下来还要深化工业化，我们只处在工业化后期。 “但是我们已经出现了一个去工业化的倾向，当然这个去工业化的倾向现在已经在有些城市比较明显，现在各个城市在制定自己的战略，希望把制造业保持在25%的比例。为什么要非常重视制造业高质量的发展，避免去工业化，制造业有几个效应，比如说创新效应，真正的创新来自于制造业，也应用于制造业。另外就是所谓的外汇效应，这都是靠制造业，如果这个效应达到一定的比例，效应外溢已经发挥了，才有可能服务业占有很大的比重。” 他谈到，如果没有实现它的本身的创新效应，溢出效应，和外汇效应，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结果制造业就快速下降，就可能出现所谓的去工业化。我们制定十四五规划，都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避免去工业化过快，这个趋势是必然的，但是不要过快的去工业化，也不要过早去工业化。 以下为演讲实录： 在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作为一个首要任务来谈的，没想到今年制造业的投资下滑得比较厉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昨天的国务院工作会议专门又对制造业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措施。这恰恰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面临着一系列的结构性的问题，虽然这个报告可能侧重于从需求角度来谈，但是应该说从2013年、2014年以后，我们已经基本确定了一个方针，那就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 其实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还是供给侧的矛盾，供给侧的矛盾通过这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可以看出来，虽然有不同的表述，表述方法在不同的变化，还有八字方针等。虽然有不同的提法，其实都是针对供给侧的一系列的问题。 而在供给侧这一系列的问题里，最突出的问题恰恰是制造业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说现在我们的需求有问题，我们拿了钱是不买国内造的东西，比如说马桶盖，我们造不出来国内所需要的产品。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一定是高精尖的，同样的产品我们的品质又不行，这叫高质量发展，其实就是我们制造产品的质量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恰恰是我们这种转型结构过程中，制造业原来从低端向中高端去拓展的过程中，满足不了需求。所以说中央提出来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当然这个任务本身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中央说供给性结构性改革是今后经济的长期工作的一个主线。也恰恰反映了一年两年制造业本身想如何马上去转变，从中低端到中高端马上实现，这是非常困难的。从八字方针来拆解，把以前三去一降一补这些基本的成果要巩固好。 第二，核心要增强企业的活力，这里面就涉及到企业家的创新能力，有没有抓住现在需求转型升级，通过自己技术创新来使你的整个企业的生产满足市场的需求，这个过程本身创新也是一个过程，它也需要有一个慢慢的过程。 然后还有提升，提升整个制造业的产业链的水平，整个产业链的水平是中低端，包括价值环节。去年9月份中央产业会提出产业基础再造，这又是一个大的攻坚战，这个攻坚战是长期的，长久的，现在有的制造业的产业基础，都是适合以前高速增长阶段的那种发展，那个时候是高投入，高产出，高速增长，我们基本的技术来源是模仿型的，劳动力是低成本，更高的表述是低成本的工业化。到了工业化的后期，要满足城市化高质量的需求，以前的产业链的基础，尤其是后发国家赶超这种产业链的基础，已经不适合现在。所以要重新打造这种产业基础，这个打造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短期内的制造业确确实实会有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最后畅通，这种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我们的报告从需求端强调，我们一直在强调供给端，这确确实实也反映了一个问题，供给和需求之间有很多环节是不畅通的，最终还是要通过供给侧来推动畅通，不仅是新旧功能的转换，供给侧改革还涉及到本身一系列制度的约束，所以其实这种经济不畅通，也是和这个有关。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包括通过所谓中等收入倍增计划，能实现这个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吗？现在看来还是很难的。但是从长期看，是有价值的，真正所谓的中等收入倍增，我个人认为最恰当的还是教育，没有教育的投入，你的创新，你的供给侧改革，尤其是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各种要素不存在，肯定也实现不了，那么这种倍增你也无法实现。只有通过教育，提高人力资本，然后收入提升，最后拉动新一轮的畅通经济运行，整个这种转型升级就实现了。 我们现在处于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不是有一些教授提的后工业化，这是完全两个概念。现在还在工业化进程中，接下来还要深化工业化，我们只处在工业化后期。但是我们已经出现了一个去工业化的倾向，当然这个去工业化的倾向现在已经在有些城市比较明显，现在各个城市在制定自己的战略，希望把制造业保持在25%的比例。为什么要非常重视制造业高质量的发展，避免去工业化，制造业有几个效应，比如说创新效应，真正的创新来自于制造业，也应用于制造业。另外就是所谓的外汇效应，这都是靠制造业，如果这个效应达到一定的比例，效应外溢已经发挥了，才有可能服务业占有很大的比重。 如果没有实现它的本身的创新效应，溢出效应，和我们说的外汇效应，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结果制造业就快速下降，就可能出现所谓的去工业化，包括制造业的空心化。我们制定十四五规划，都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避免去工业化过快，这个趋势是必然的，但是不要过快的去工业化，也不要过早去工业化。 应该说这种风险是存在的，但是现在谈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其实是想促进这种快速的发展，使它不要往这个方向走。如果拆开制造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并不意味着有一个错误的概念，不是只管高端的制造业，而是大量的制造业，所谓的中低技术的制造业也好，不要把这些逼走，而应该把这些制造业通过信息化，高精尖的技术去把它融合在一起，制造业服务化，制造业的绿色化，制造业的智能化，它们之间去融合，去转型，而不是说我就只要高端的，不是这个概念，应该融合。这个融合是我们现在不太重视的，一说高端化就是智能化，还有无人驾驶汽车，其实这个市场很小，或者短期内根本看不到实实在在的需求。所以应该是把传统的制造业和这种信息化、服务化、绿色化，结合起来，才有可能避免。[详情]
新浪财经讯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论坛1月4日在京举行，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出席并演讲。 何德旭在演讲中表示，在2020年，是三年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并不意味着打完这三年的攻坚战之后，我们的金融风险就大大化解了，可能不是这样。 他表示，打完三年攻坚战之后，还应该树立打金融风险持久战的理念，千万不要以为现在防控金融风险的能力强，我们取得了防控金融风险的攻坚战，我们就可以万事大吉，高枕无忧。按照总书记的话讲，防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永恒的主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方面要高度注意。 以下为演讲实录： 何德旭：易行长前不久的一个讲话，实际上是对中国一年多来，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们打三大攻坚战，特别是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他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整体费用是可控的，打防控金融风险的攻坚战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易行长的讲话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判断，跟两年之前，也就是说17年下半年，18年初的时候，那个判断是完全不一样的，17年底的时候，中央对金融风险的形势判断，认为是非常严峻的，确确实实我们当时是面临着很多的风险，中央的一个说法是金融风险是点多面广，违法违规，乱象丛生，所以中央在那个时候才提出来要打攻坚战，所以经过这一年多的努力，应该说这些风险得到了比较好的防控。比如说我们开展互联网金融的专项整治工作，风险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 还有在稳杠杆方面，17年开始降杠杆，杠杆到一定程度之后，现在提的是稳杠杆，仅仅是结构性的去杠杆，这个方面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我们讲了那么多的风险点，包括高杠杆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外部冲击风险，房地产的风险，应该说绝大多数的风险点都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但是在有些风险点方面，还是没有完全的解决好。比如说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问题，仍然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一个非常大的风险点。 第二个是房地产市场的风险点，我认为这个风险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还有一个风险点是外部冲击的风险，我们前几年也在关注。最近两年的金融对外开放的速度在加快，幅度在加大，力度也在加大，我们看到的领域也是明显的扩大。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的自身监管水平是不是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开放的速度和频度，我觉得也还是需要我们慎重考虑的。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际市场剧烈波动，发达国家政策的变化，都会对我们国内产生非常大的冲击和影响，所以外部冲击风险仍然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虽然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防控金融风险，但是过去已经有了金融风险仍然还没有完全控制住，特别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觉得在新的形势，新的背景之下，我们又面临一些新的风险。这个新的形势和新的格局，我觉得跟经济下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就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之下，有可能过去没有暴露出来的风险，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之后，有可能暴露出来。 还有一些风险是过去没有的，比如说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这里面也可能会暴露出来一些新的风险，科技和金融的深度融合，科技对金融广泛的渗透，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风险，这里面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从去年以来，19年以来中小银行面临着比较大的风险，大家都非常清楚，5月份包商银行事件，7月份锦州银行事件，实际上在去年除了这两家银行，还面临着比较大的风险，比如说还有很多跟包商银行和锦州银行存在类似情况的相当一部分中小银行，包括城商行、农商行等，都面临着比较大的问题。 在去年8、9月份的时候，很多城商行还没有公布上一年的年报，这就说明我们相当一部分中小银行自身是存在问题的。 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城商行的不良率，19年9月份的时候，是超过了2%，达到了2.4、2.5%，这是最近十年以来城商行的不良率，农行商去年的不良率超过了4%，这应该不是城商行和农商行真实质量的反映。有很多是新面临的一些风险，我们应该下大力气来解决。 中小银行的问题如果是应对不当的，是有可能会导致一些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因为我们现在的中小银行的群体是巨大的，我们现在的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民营银行和村镇银行，从数量上面来讲是巨大的，那么大的群体，那么大的数量规模的中小银行，很多都出问题，有可能会导致一场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所以这一方面的情况，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但是我们现在也应该看到中央政府或者是中国政府在反恐金融风险的能力方面，我想这个应该是值得大家高度信任的，相信中央政府，中国政府有处置风险的能力。前一阶段处理包商银行和锦州银行的时候，大家能看得到，尽管对处理包商银行事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总体上我们能够把这些风险处理掉，证明我们有防控金融风险的能力。所以从2020年来讲，特别是从防控金融风险的角度，我觉得我们首先的一点还是应该树立或者说应该充分的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危害，也就是说要充分的认识到维护金融安全，维护金融稳定的极端重要性。无论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前不久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仍然在强调我们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要不然的话，整个经济别说保6，整个经济的发展都会受到严重的威胁。所以中央在这一方面也是保持了高度的警觉。 第二个方面，在2020年，是三年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并不意味着打完这三年的攻坚战之后，我们的金融风险就大大化解了，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我们打完三年攻坚战之后，还应该树立打金融风险持久战的理念，千万不要以为现在防控金融风险的能力强，我们取得了防控金融风险的攻坚战，我们就可以万事大吉，高枕无忧。按照总书记的话讲，防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永恒的主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要高度注意。 第三，从当前来讲，就是要控制住我们的风险点，不让这样一些风险点蔓延，不让这样一些风险点扩散，演变为一场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所以这个也是中央在最近采取很多措施，来控制金融风险，特别是来一个一个化解金融风险点，这个工作我们一定要抓好，不能让风险点由点到面，由面到全局扩散开来，这样会引发新的系统性的风险。 最后一点，从长期来看，还是要从体制机制，从制度层面来做好工作，十九届四中全会讲到的国家治理和国家制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问题，所以我强调的是要加强金融制度的建设，强化金融治理体系和金融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是我们稳妥处置风险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金融风险我觉得是金融活动自身带来的，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金融活动就意味着要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金融活动就是在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不可避免的存在风险。只要我们防控得当，把金融风险点控制一定的区域，一定的幅度，一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就能够化解掉这样一些风险，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宽松的货币金融环境。[详情]
新浪财经讯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论坛1月4日在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政策与战略研究院副主任、住建部研究中心原主任秦虹出席并演讲。 秦虹在演讲中谈到，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上涨的压力已经没有了，反而下一步面临着房价短时间涨得太快，后续的需求支撑力是乏力的问题。主要是企业在三四线城市不拿地。 她谈到，一二线城市，明年的机会还是好的，压力是有的，但是价格是不让它涨的，中央控制热点城市不让房价上涨，主要是在一二线城市。 以下为演讲实录： 秦虹：房地产2019年各项指标又创了历史新高，销售额和销售面积都是历史的最高。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也是全年保持在10%以上，也比去年高。 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没有在国家统计局里面反映出来的，但是我们分析可以看出来的，从2016年开始，全行业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总额低于商品房销售总额，16-19年连续四年，连续四年房地产整个行业卖出去房子的钱大于投资的钱，虽然这个行业局部问题，或者一些企业出现的一些问题都是局部的，但是整个行业健康水平，从2016年之后和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之前都是投资额高于销售额，每年卖出去房子回来的钱，低于投资投出去的钱，所以整个行业目前来看还可以，相对来说按照中央的要求，保持平稳，我觉得还是有基础的。 去库存还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库存不是特别大，15年去库存政策对房地产支持的力度是非常大的，但是有很大的代价，力度有点太大了，使得一线城市在15、16年，二线城市在16、17年，三四线城市在17、18年，不同的城市在不同的时间点，都在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房价都翻了一倍。所以现在中央说要控制风险，房地产一个很重要的风险，就是价格。中央控风险主要是现在大中小城市价格都在高位，价格高位意味着有下跌的风险，已经在高位，带来了很多社会的风险，很多人买不起房了，由于价格在高位，所以我们每年新增贷款的额度，投到房地产这一块，个人按揭贷款的额度占的比例就很大，带来了一些政治风险。 现在库存确实并不是很高，整个行业总体来说保持平稳的发展，还是有基础，有条件的，因为各个方面的调整，特别是大企业越来越大，现在百强企业占到全行业销售额70%左右，对地域的选择，成本的控制，品牌的塑造应该说都好于小企业。尽管大家关注到去年很多企业400多家倒闭，退出市场，这是在行业内的整合，目前来看，房地产的平稳发展还是有基础的。 我觉得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上涨的压力已经没有了，反而下一步面临着房价短时间涨得太快，后续的需求支撑力是乏力的。企业不拿地主要是在三四线城市。 一二线城市，明年的机会还是好的，压力是有的，但是价格是不让它涨的，中央控制热点城市不让房价上涨，主要是在一二线城市。 2018年专门研究了房地产企业转型的问题，房地产企业要不要转，向哪里转，如何转？要不要转，必须要转。往哪里转？我跟行业说，如果房地产业转型，往其他行业转，像汽车、能源，矿产，这叫转行，不能叫转型，而且风险是巨大的，我并不赞成。 我认为房地产业考虑转型，房地产行业自身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房地产虽然这些年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是质量，它的定位，包括运营模式，它的服务的叠加，科技和绿色远远都没有到位。为什么不能去转行？是因为从全世界固定资产投资来讲，房地产2017年以来的这个行业投资是15万亿，15万亿是什么概念？仅低于制造业的固定资产的投资，2017年制造业固定资产的投资是多少？只有19万亿，房地产一个行业是15万亿，差4万亿。但是制造业这19万亿的投资是有37个子行业组成的，比如说汽车、轮胎、服装和家电，还有家具、食品加工，房地产一个行业的投资就15万亿，没有哪个制造业能容纳房地产行业的投资，更何况制造业多数都是饱和性的产业，房地产开发投资13万亿，销售额能达到16万亿的行业，都混不下去，你去挤到一年才几千亿的行业，你能做好吗？我是不相信的，如果房地产业转到汽车和医疗，那是转行，转行能不能成功？我觉得都不是我们研究的范围。 我们认为房地产的转型，不离开主业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创新，通过优化你的经营模式，通过提高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来实现你的经营理念和模式的转型。[详情]
新浪财经讯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论坛1月4日在京举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李稻葵出席并演讲。 李稻葵在演讲中表示，要尽快的通过加快城镇化来倍增中等收入人群。 他谈到，从过去只抓供给，只抓招商引资，搞工业园区，生产电冰箱，或者是产能调整，转到好好经营我们的需求，我们讲的是长期需求管理，需要的是政府自己真正发挥作用，这就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思路。 “我也呼吁大家一起努力，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创造这个需求，维护这个需求。需要很多的体制创新，比如说以后相关地方的税收是不是不要完全放在生产侧？能不能让地方政府一部分的地方税，来自于本地区的居民收入和消费，在需求方面大家竞争一把，多努力，就像当年招商引资，互相攀比一样，在需求管理方面要下工夫，汽车购置税占汽车购置总额的9%左右，不少钱，交给地方，不要让地方政府对汽车销量下滑无动于衷了。”他说。 以下为演讲实录： 这个报告背后一个大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中国经济从现在开始，恐怕要启动一个新的发展模式，这个新的发展的模式跟过去41年有所不同，因为大的形势变了，过去41年的发展模式简单来讲是干了两件事，一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学习他们的技术，当然这个过程中不一定真正能够学到核心技术，但是非核心技术我们学来了，我们靠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靠学习。 第二，我们是部分利用了国外的市场，出口到发达国家，到东南亚国家，利用国外的市场拉动了一批沿海地区的产业发展，但是这两件事从现在开始，我们碰到了困难。国外的市场进一步开放更加困难，WTO基本上瘫痪了，所以国际贸易的体制正在走缓，甚至于正在走回头路，怎么办？必须把中国经济真正打造成一个大国经济，走大国发展道路，一是核心技术要自己去创造，当然这个创新的过程也不是闭门造车，也需要不断学习，包括送留学生，没有学术交流。第二，必须真正的要挖掘出自己的大市场，14亿人口没有理由做不大，必须做好自己的大市场。 因此一个推论，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大的思路，要逐步调整。要从过去主要关注供给方，比如说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招商引资，转向长期需求的管理和释放，想方设法释放出长期需求，这一件事非常关键。报告里说了两个大的方向，一，已经进了城的，我们的需求要复杂化，汽车也是复杂需求，我们自己开车，影响了路上人的感受，所以要管理，复杂需求能够释放出来，这就考验我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事，所以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绝对不是空话，落实到经济发展方面，就是要营造，要释放中等收入人群的复杂需求，医疗更不用说了，更复杂。 第二，就是要尽快的通过加快城镇化来倍增中等收入人群。从过去只抓供给，只抓招商引资，搞工业园区，生产电冰箱，或者是产能调整，转到好好经营我们的需求，我们讲的是长期需求管理，需要的是政府自己真正发挥作用，这就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思路，我也呼吁大家一起努力，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创造这个需求，维护这个需求需要很多的体制创新，讲一个小例子，比如说以后相关地方的税收是不是不要完全放在生产侧？能不能让地方政府一部分的地方税，来自于本地区的居民收入和消费，在需求方面大家竞争一把，多努力，就像当年招商引资，互相攀比一样，在需求管理方面要下工夫，汽车购置税占汽车购置总额的9%左右，不少钱，交给地方，不要让地方政府对汽车销量下滑无动于衷了。[详情]
新浪财经讯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论坛1月4日在京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常务副院长曹凤岐出席并演讲。 曹凤岐在演讲中表示，资本市场对中国改革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还不够。 资本市场问题是，现在是企业没钱了就上市，然而我们支持的企业很多都是不行的企业，资本市场变成只作为融资市场。“有些企业为了达到上市的目的，造假，包装上市，拿到钱了之后，就是一年好二年差三年st。” 老百姓没有从市场上拿到钱，所以这个市场定位错了，变成是融资市场，实际资本市场应该是投资市场。 他谈到，投资市场应该是有回报的。回报1是分红收入，2是资本利得，股票差价。 然而现在好多上市公司基本不分红，或象征性分红，所以百分之七十散户是亏损的，亏了70%。 那这个市场怎么发展？赚钱的市场才会是发展的市场。 “2015年我说中国股市的春天就来了，不要很快到夏天，结果5月5000点，6月断崖式下跌。现在的话中国股市起码涨到4000点，只有涨到4000点，投资者才能赚到钱，企业才能融资，散户才能解套，才能有财富效应。现在应该全民动员，振兴股市。”他说 曹凤岐强调，现在股市春天条件有了，第一个条件是，经济虽然下行，但相信2020年还是稳中有进，经济6.0还是可能达到的。 第二，新证券法出台，注册制来了。 第三，科创板半年来运行平稳。这对整个资本市场提供了经验，更重要的是投资主体变成高科技，创新企业，不是以前传统企业，房地产企业等，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解决资本市场低迷最根本的出路。 “今年条件有了，是不是第二个春天来了？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曹凤岐说道。[详情]
新浪财经讯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论坛1月4日在京举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出席并演讲。 刘尚希在演讲中表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购买力需求与供给不匹配的问题。老百姓有购买力，但缺乏合适的商品与服务，比如教育，有人跑到国外上学，比如有人马桶盖都去国外买，牛奶跑到新西兰买，说明消费品质量在老百姓心中是不足的。 他谈到，现在我们消费是升级的，对高品质商品需求扩大，对服务教育需求增加，但这些需求需要供给响应。这些消费需求形成正反馈经济就会增长，才会遏制经济下行。 经济为何下行，是因为供给响应机制恶化。 服务为何跟不上？刘尚希表示，因为市场竞争不公平、管理没有跟上。比如新的需求与商品有了，但标准没有跟上，因此政府需要管理为供给提供条件。 他表示，其中重要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创新企业被抄袭，赚不到钱，这种情况下谁还会愿意创新？这样大家都短平快的产品，而生产高质量产品需要时间。 供给响应应机制出现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要扩大中等群体很困难。“想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能把高收入拉低变成中等收入，这样是行不通的。”他说。 刘尚希谈到，我们现在面临着的难题和问题会越来越多，所以长期形成了一个错误的概念，老是说地方钱不够，给地方更多的钱，地方的债务就不会那么多了，这是一个流行的非常广泛的，错误的看法。现在7万多亿的转移支付都给了地方，从财力的角度，地方掌握的财力，规模已经相当大了，地方差距和城乡差距非常大，中央收入方面收看占到了45%，这个比例并不算高。 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低于50%，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所以在财政体制这个问题上，一定要从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上面做文章，在这一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我们共同来呼吁，怎么朝这一方面来进行改革，我们一起努力。[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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