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

　　原标题：亿联银行首席信息官邹帮山： 中小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是要找到自身的业务价值链 本报记者 慈玉鹏 张荣旺 北京报道 在金融科技大力发展的背景下，中小行应选择何种发展路径？重视哪些要点？在12月17日《中国经营报》举办的“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亿联银行首席信息官邹帮山针对该方面问题发表了演讲。 亿联银行首席信息官邹帮山 “随着数字化时代来临，银行的客户、渠道、金融服务模式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传统线下柜面营销，作为坐商的发展模式已趋尽头，亟待变革。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的应用，服务线上数字原住民时代已来临，银行的金融产品如何更好地和客户行为相匹配？如何更好地满足线上金融服务的诉求？内部的运营模式如何更好地匹配数字化时代的经营和运营？这都是中小银行在当下面临的一些难题。”邹帮山说。 他表示：“亿联银行2017年开办，从开业之日起就定位在数字银行、智慧生活。亿联银行主打线上业务，从目前来看，亿联银行基于数字基础打造了线上风控能力及获客能力，以及基于数字运营的大平台体系。目前，亿联银行仅贷款客户就已服务了近1500万人，同时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资产规模发展到近300亿元左右。从亿联银行发展的实践途径来看，走一条完全‘微存’‘易贷’的线上发展模式切实可行。中小行不要过于悲观，关键是找到自己的差异化道路。” 目前，以央行发布的《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为标志，金融科技走上了有序发展、规范经营、规范使用的一个快车道。邹帮山表示：“发展金融科技应认清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整个银行的基础设施部分。既要利用好金融科技的杠杆，又要把握自主可控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必须认清哪部分是需要自主可控的，比如反欺诈系统、业务贷款系统等，这些问题各家银行都应有自己的策略。” “第二个层面，金融科技在助力银行发展的同时驱动了业务模式变革。在这个过程中，金融科技应与银行的业务模式相匹配，要产生业务价值。” “第三个层面是在顶层，就是如何让金融科技与产品和服务有机匹配，重点打造金融科技赋能产品的能力，比如亿联银行做反欺诈相关板块，就有大数据在后台支撑。金融科技需要结合业务场景及产品模式去发展。” “中小行数字化转型怎么转？关键是要找到自身的业务价值链，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说，亿联银行在走一条开放银行模式，会跟场景相融合，依托开放平台的能力跟主流的互联网平台对接，构建自身价值链，这是银行数字化转型可尝试的一个路径。”邹帮山说。[详情]

　　原标题：天津金城银行副行长吴志坚博士：中小银行应借力金融科技践行普惠金融 本报记者：张漫游  在 12月17日《中国经营报》主办的“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天津金城银行副行长吴志坚博士表示，中小银行在服务实体经济中的作用不容小觑，借助金融科技走开放银行的发展思路将是中小银行较好的选择。 天津金城银行副行长吴志坚博士 吴志坚认为：“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商业银行在间接融资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小银行是我们国家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是服务地方实体经济的重要金融力量；从普惠金融的角度上，中小银行应当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广大普通消费者与小微企业客户群体。”作为一家民营银行，天津金城银行在服务线上小微企业方面集中于小微个体工商户领域，户均贷款金额不超过10万元；在服务线上个人方面集中于个人消费贷款领域，户均贷款金额不超过1万元。 吴志坚表示，中小银行如果要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在普惠金融发展中有所贡献，走开放银行发展之路，就要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实践中金融科技距离银行并不遥远，银行作为较早结合金融科技运用的行业，天然地具有利用金融科技的禀赋。 首先，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构建与金融科技银行相适应的内部激励机制，并不断吸引金融科技人才，走自主研发与自主掌控的金融科技发展思路，守好金融科技的边界，将资源投入到金融科技的发展中；其次，要争取监管机构的政策支持，监管如果能够给中小银行发展金融科技提供部分创新空间，这将有利于中小银行更好地利用“毛细血管”的优势，为实体经济、为小微企业、为普惠金融做服务；最后，近年来对中小银行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市场上有着不同的声音。吴志坚认为，这可能也是件好事，这些声音是在警醒中小银行要练好内功，提醒中小银行要紧跟监管政策，在监管允许的范围内多做尝试，发挥鲶鱼作用。[详情]

　　原标题：北大方正人寿宁飚：稳健的、低利率时代，可能更适合保险行业的发展 本报记者：杨崇 郑利鹏  “经济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高收益时代可能已经不再，之后我们需要的是持续稳健的风险认知，即风险可控下的收益，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大趋势。”在12月17日《中国经营报》主办的“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北大方正人寿副总裁兼首席银团执行官宁飚如是说道。 北大方正人寿副总裁兼首席银团执行官宁飚 宁飚表示，大家对于金融领域的关注分为收益和风险两部分。“这些年我们国家经济一直发展很好，大家可能更多地关心收益，对于风险有所忽视。但随着整体经济进入长时间中低速发展，未来关于风险的呈现和暴露可能会变得更多。” 宁飚称，经济发展规律都会经历从一个波峰到波谷的过程，在整个金融大潮下降的时候，对于前期的投资和经营会造成很大敞口的风险。“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做好资产的转换，即关于中长期资产类投资风险的匹配，这可能是目前所有金融企业需要面对的事情。” 常言道“饱带干粮，晴天带伞”，在宁飚看来，保险作为金融的板块之一，本质即风险管理，其在金融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点和发力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具体而言，其一，回归到客户的认知，即客户需要什么？具体包括产品方面，满足客户的需求；服务环节方面，如何更接近客户。其二，经济进入一种“慢发展”阶段，实际上是一个练内功的阶段，对保险公司而言，即产品差异化和服务差异化。 宁飚认为，无论是金融界还是产业界，再像此前那样追求收益，可能不太现实，会带来更多的风险，对于消费者亦是如此。“目前，大家都进入一个相对理性的阶段，这对于金融业发展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理性的投资背后，收益是相对稳健的，风险也是比较低的。” 对于保险领域而言，则是回归保险本质。宁飚表示：“稳健的、低利率时代，可能更适合保险行业的发展。”一方面是客户端，强化关注长期收益的稳定，特别是养老金领域；另一方面是保险公司的长线投资。[详情]

　　原标题：北京金融大数据公司负责人李振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重视“大数据” 本报记者：罗辑  “在经济高质量转型关口，金融如何推动高质量的增长？关键词之一应该是大数据。”12月17日，在“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全国首家普惠型金融大数据公司——北京金融大数据公司负责人李振军从金融综合服务的角度阐述“数据的重要性”。北京金融大数据公司是今年2月由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金控集团”）发起设立的。 北京金融大数据公司负责人李振军 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 “经济发展的核心主要在于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生产要素的投入。生产效率的提升受制于科技发展速度，如果短期内不可能快速提升，那么生产要素投入将成为关键。在当前环境之下，生产要素投入中很多环节受到了一定压力。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增长均有所放缓。但值得注意的是，十九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正式提出数据亦为生产要素。而这一生产要素——数据，伴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将展现出巨大的红利。”李振军提到，“各级政府都在面临数字化转型的大机遇。在这样的机遇下，数据出现爆发趋势。无论是从数据资源获取的便利度，还是数据的处理技术，均在趋于成熟。所以从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数据本身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除了经济发展层面，李振军还从金融业发展上分析：“金融业有着跨时间、跨空间进行配置资源的本质，这是建立在信息和数据基础上的。所以对于金融业的健康良好发展来说，数据也是一个关键词。” 数据获取渠道要“开正门” 数据如此关键，但是目前来看，数据的供给与需求之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鸿沟。“原来的一些‘黑产’数据受到了监管部门的严厉打击，数据获取渠道进一步收窄。但数据的需求却依旧旺盛，市场就要‘开正门’，满足数据需求。”李振军表示。 “正门”在哪里呢？李振军提及了几个方面：第一，数据需要获得充分重视；第二，深化体制改革释放数据“红利”。比如，数据处理。政府部门本身的信息化建设需要一个过程，目前看其数字化程度并不乐观。近年来，在“大数据行动计划”下，各级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建立了相对较好的大数据平台。这一数据平台汇集了政务服务当中形成的工商、税务、司法、科技等多层级数据。这些数据其实都是经济活动主体，可以为企业甚至个人提供精准画像。当这一基础数据建立起来之后，下一步就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应用释放出价值。 与此同时，由于政府数据价值高且过于敏感，在数据开发使用过程中需要建立平台和机制，否则数据价值很难被充分利用。 李振军表示：“北京金控集团正在与北京市相关部门进行探索，采取的模式是政府主导数据汇集，由我们建设运维一个市级金融大数据平台。该平台针对金融行业需求，进一步汇集数据。由我们提供统一接口，为北京市的金融机构提供数据支持。同时以应用需求为推动，不断挖掘和提升数据价值。在金融行业领域应用需求推动下，解析不同数据的不同价值程度。”[详情]

　　原标题：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乐观面对2020年 以大数据作为金融生长力 本报记者：石健  当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和重要思路。对于即将到来的2020年，我国经济走势怎样？有哪些值得关注之处？金融机构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在12月17日《中国经营报》主办的“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随着中国美国的贸易摩擦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明年的外部环境应该是向好的。同时，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从去杠杆到稳杠杆，预计明年的金融环境和投资环境也会相对乐观。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 外部向好+稳杠杆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思路，在沈建光看来，对于各大金融机构而言，一定要结合机构自身的业务重点和禀赋，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角色。金融机构怎样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自身业务禀赋的主要着重点和发力点是怎样的？这些都是金融机构应该思考的问题。 “与此同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金融机构如何看到金融风险、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必须要思考的。”沈建光说。 对于业内讨论的明年环境是否乐观的问题，沈建光分析说：“明年的环境相较于今年应该是乐观的。因为今年是中国美国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一年，但是随着年底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明年协议开始落实，外部环境是有可能也需要得到改善的。其次，我们观察政府的相关政策发现，今年提出更多的是去杠杆，而明年则是宏观稳杠杆，从去杠杆到稳杠杆，意味着明年的金融环境和投资机会有向好的趋势。” “回望2019年，其实是中国经济亮点很多之年，尤其在金融科技方面。比如京东数字科技在金融科技领域发展得非常快。京东数字科技的前身是京东金融，我们利用科技赋能很多产业，比如智能养殖业、智能城市等，为城市打造大数据底层。”沈建光结合京东数科的发展如是说。 大数据是生长力也是战略 谈到明年的投资机会，沈建光表示：“在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中，我们注意到，此次报告首次提出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一部分，这种提法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前瞻性。” 他指出：“我们注意到，也有投资人对明年的投资表示谨慎，但是从国内经济看世界经济，我们观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后发现，我们没有必要这么悲观，因为全球的问题比我们还要严峻。而放眼我国经济发展脉络，从传统国际金融机构到投行，再到布局金融科技，乃至现在的数字科技，我们的发展处于生机勃勃的状态。特别是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的应用，区块链带动各种新技术才能广泛地应用起来。可以说，中国数据的量放在全世界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比的。从这个领域来看，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 对于京东数科自身而言，沈建光表示，通过聚海量数据，加上有客户场景的人工智能，其实可以非常大规模、低成本地给过去不可能提供服务的长尾客户，包括消费金融的客户、企业供应链金融客户提供服务。 “众所周知，移动支付领域我国已经领先全世界，包括美国、欧洲其实都是非常羡慕的，日本都要学习中国，我们已经在东南亚输出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数据跟金融结合，可以产生出巨大的生长力。尤其是放眼全球，这是我们新的增长点。对于明年的京东数科，最大的战略就是BtoBtoC，首先跟企业合作，然后再服务消费者。明年京东数科要把大数据结合起来，然后我们充分利用现有的流量、科技、风控能力沉淀的风控模型，重塑成一个金融科技跟传统银行合作共生的生态模式。我们强调共生，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做金融，而是我们提供金融科技的服务，从科技上面来发展。”沈建光说。 [详情]

　　原标题：长江证券互联网金融副总经理孙可嘉：传统机构在理念上要向互联网公司学习 本报记者：庄会  传统金融机构正向金融科技靠近，那么金融机构如何与金融科技企业更紧密地衔接融合呢？12月17日，长江证券互联网金融副总经理孙可嘉在“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表示，传统金融机构最应向互联网公司学习的是企业文化理念，包括内部孵化机制、内部PK文化等。 长江证券互联网金融副总经理孙可嘉 孙可嘉表示，传统金融机构，无论是银行、保险公司还是券商，如今跟互联网的合作都是比较紧密的。在业务和技术方面，大家的吸收程度、努力程度都是很快的。但在金融科技下半场，传统金融机构的精力更应该放在理念上，从业务规则、内部制度包括内部组织构架上要向互联网公司学习。 孙可嘉举了两个例子： 一是内部孵化。互联网公司最大的特点是内部孵化，比如“微信读书”最早就是在腾讯内部由三人团队孵化而成。孙可嘉认为，金融机构在金融科技领域一定要有内部孵化团队。长江证券近年来也在积极地内部孵化，并已经孵化出新的一级部门。而在传统金融机构中想要快速从一个部门剥离出一个一级部门是非常困难的。 二是文化建设，包括内部PK文化。在传统金融企业，某一件事由某一个部门独立进行。而在互联网公司内部，细微的业务点由两三个部门同时进行，部门之间是竞争关系，最终交出成绩单时再决定由谁来负责，把其他淘汰部门并进去成立一个新的团队。 在与互联网公司的合作中，传统金融机构应该坚守什么？让渡什么？ 孙可嘉认为，对持牌机构来说，合规性是最重要的，是底线，是坚守。而能够让渡是合作伙伴更开诚布公的交流以及扶持，如在业内帮助优质的金融科技企业做宣传等。这一过程其实也是互惠互利的，对方能力的提升对金融机构也是反促进的。[详情]

　　原标题：阜新银行副行长檀广丹：中小银行应平衡好“流动性”与“盈利性”的关系 本报记者：王柯瑾  12月17日，由《中国经营报》主办的“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在北京举行。在圆桌论坛“中小银行未来之路”环节，阜新银行副行长檀广丹表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未来中小城商行既面临困难，也拥有机遇。需处理好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平衡‘流动性’和‘盈利性’之间的关系；二是加大科技投入，大数据和科技力量融入金融是未来的趋势。 阜新银行副行长檀广丹 平衡“流动性”和“盈利性”关系 “中小城商行目前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是困难之中也蕴含了挑战和机遇。过去几年，城商行等小银行出现一些问题，引起业界和市场的普遍关注。城商行因为体量、地域和一些经营理念的差异，出现一些问题，也是在风险可控范围内的。”檀广丹表示。 在檀广丹看来：“银行是经营风险的机构，国有大行、股份行也会存在一些风险。但是大中银行的体量更大、容错能力更强一些。作为城商行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在问题出现后及时应对和改变。” 谈及风险，檀广丹提到银行流动性问题，其表示：“银行机构尤其是中小银行应处理好‘流动性’与‘盈利性’之间的关系。如果流动性储备非常充沛，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银行的盈利性比较差。银行应在‘盈利性’和‘流动性’之间做好平衡和调整，既要保证‘流动性’，也要注重“盈利性”，盈利跟不上，银行是没有后发增长力的。所以，这也是摆在中小银行经营层面的一个难题，需要中小银行在工作中处理好相关关系。” 如何进行风险控制？ 中小银行定位主要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民营和小微企业是中小银行的天然核心客户。然而，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过程中，民营和小微企业是最先感受到的，也受到了一些冲击，出现了一些违约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小银行如何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更好地纾困民企和小微企业？ 檀广丹表示：“从银行方面讲，需要加强对中小企业支持的创新，包括服务、授信和结算等综合方面的创新；社会环境方面，呼吁社会各界对中小企业成长环境给予支持，包括政府政策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保障；从中小企业自身方面看，其也需要做一些努力，比如中小企业应该去杠杆，在资金宽裕的情况下要控制自己扩张的欲望，不要把杠杆无限放大，因为杠杆放大的同时也加大了风险。” 此外，科技投入也可以助推银行风险管控。未来，银行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科技的力量，大数据和科技力量融入金融是未来的趋势，银行依托金融科技可以更好地控制风险。[详情]

　　原标题：同盾科技余旭鑫：大数据时代的精髓是对数据价值的分析挖掘能力 本报记者 刘颖 张荣旺 北京报道 在政府逐步明确金融科技的监管方向之后，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企业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普罗大众因此享受了更便捷的金融服务。那么二者各自又具备怎样的优势？ 在12月17日《中国经营报》举行的“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同盾科技副总裁余旭鑫表示，大数据时代的精髓是对数据价值的分析挖掘能力，这也正是专业金融科技公司的优势所在。 同盾科技副总裁余旭鑫 谈及金融机构如何与金融科技公司紧密结合的话题，余旭鑫认为，术业有专攻，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银行应具有金融科技的理念，但并不代表银行要做所有金融科技公司能做的事情。而金融科技公司在科技领域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首先，是效率方面的优势。余旭鑫以在美国摩根大通的工作经历为例，讲述了专业金融科技公司的效率优势。“摩根大通将申请评分卡系统进行更新换代，用了两年的时间；而同样的模型，金融科技公司承诺一年内可以做出五套。” 同时，金融科技公司的专家背景和技术实力较强、经验较为丰富。其中，同盾科技分析咨询部门就有100多名专家，有的来自顶尖的咨询公司，有的来自国外大型银行，有的有国内传统银行多年的工作经验。那么，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验相互融合，使得专家团队天然在理解不同金融机构的业务痛点等方面具备优势。 此外，是金融科技公司挖掘数据价值的能力。如今，在监管趋严的大背景之下，合规的、可用的数据会慢慢变成一种稀缺资源。那么，未来大家比拼的是谁能将这些数据深度挖掘分析、精耕细作，这也正是金融科技公司的核心价值所在。 据余旭鑫介绍，同盾科技累计对接了各行各业的上万家机构，其中并不仅仅局限于金融机构。正是基于对各行各业的观察，每天接触不同客户和项目，同盾科技能够更好地知道如何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并利用这些经验更好地服务客户。 在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相互联系、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双方都存在一些需要坚守和让渡的痛点。 在余旭鑫看来，传统金融机构应坚守自主风控；另外，对金融科技的应用要有自主的把控能力。 此外，余旭鑫建议传统金融机构对于金融科技公司能够更加开放。只有更加了解，金融科技公司才可以洞悉传统金融机构的痛点，助其设计相应的解决方案。 对于金融科技公司而言，金融科技公司应坚守的底线是坚持独立第三方的角色，不放贷、不与客户争利。[详情]

　　原标题：张其亮：数字时代下企业转型需要边界升维和纬度跃迁 本报记者：李晖 北京报道 数字时代浪潮下，商业发展模式快速迭代，企业变革压力随之而来。 在12月17日举行的《中国经营报》“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其亮在演讲时认为，所谓时代，一定是由制度性变革来确定，而不仅仅是技术的飞跃。数字时代是由报表导向到算法导向的发展方式转变，其流程中不再有人的参与。数字时代下企业转型需要做边界升维和纬度跃迁，需要从企业思维到产业思维、从组织力到动员力全面升级。 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其亮 数字时代是当前各类市场主体发展中需要面对的重要背景，但数字时代和信息时代究竟有何本质区别？ “简单来讲，信息是给人看的，数字是给计算机看的，信息时代到数字时代的跃升体现在报表导向到算法导向的转变。”张其亮表示。 在其看来，在上述模式变化下，商业行为和企业组织形式都受到巨大冲击，传统企业讲究审批流程，多个环节需要人力的参与介入，而数字企业或者说互联网企业的业务流程中，不管是淘宝交易还是滴滴打车，基本没有“人”的参与。 在这种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就要求企业随之转型。但转型的方向是什么？ “一家银行一年在IT上的投入50亿元人民币，彼时淘宝每年只花4亿元做IT，做信息化建设。哪个企业是具有数字经济特征的科技公司？”张其亮认为，判断依据在于驱动企业发展的资源是什么。“传统企业依靠组织力，组织其拥有产权的资源来布局发展，而互联网科技企业是依靠动员力，动员其能操控和动员的资源来驱动扩张。传统企业向互联网企业转型根本的区别在于是依靠组织力还是在依靠动员力。” 通过对产权边界、用户边界到信用边界的边界升维，可以实现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重新认知，实现升维思考、降维打击。 上述三流合一相对应的则是互联网、区块链和物联网的跃迁。张其亮认为，互联网就是让大家能说话，区块链就是让大家说真话，物联网就是让大家说实话，三者融合才是数字经济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金融也出现了新特点，其中一个重要趋势即是金融脱媒。 张其亮认为，金融脱媒对银行冲击巨大，第一是支付失守，第二是货币失守，第三是清算失守。互联网已经被证明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互联网金融绝不是把传统金融产品放在互联网上卖， 而是为全新的互联网商业提供适合互联网生态发展的不同于传统金融产品和思维的新金融服务。 区块链技术则为金融渗透产业提供了绝佳工具。在张其亮看来，现有金融体系，银行、商业银行承担了信用媒介创造的职责，是信用中介创造信用媒介的模式；区块链、比特币架构对现有金融体系的冲击和质的改变，是改变了信用的创造与运转方式，是信用主体（商业机构）创造信用（媒介）的模式。 区块链可以促进陌生人之间的交换（交易）——过去做交易的时候必须要建立一定信任，只有信任才能覆盖不确定性，合同只能覆盖风险。“而区块链可以让你在一个没有实现互信的前提下也敢和陌生人做交易，其将带来巨大的商业变化。区块链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打通供给侧和消费侧，启动了人类智能商业时代，产业的颗粒度会变得更细。未来，区块链技术下的产业和金融会有更深度融合，产业的每个行为都会成为金融行为，金融和数字化将会给产业带来巨大变化，未来产业金融大有可为。”张其亮表示。[详情]

　　原标题：精确科技集团副总裁姚云龙：专注产业互联网上下游“B端” 输出金融科技 本报记者：石健 北京报道 构筑金融生长力，需要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优势互补实现共生，这也是业内未来值得关注的话题。 在12月17日《中国经营报》主办的“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精确科技集团副总裁姚云龙表示：“未来，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延伸到体系内外提供专业服务，如产业互联网方面，具体体现在银行合作，既是上游又是下游，即有资金助贷层面的合作又有金融科技输出方面的赋能。” 精确科技集团副总裁姚云龙 赋能上下游“B端” 在姚云龙看来，作为一家金融科技公司，一定要给公司明确定位。“我个人认为用三个关键词可以概括——参与、助力、赋能，三个关键词又诠释了三个不同的金融形态。具体来说，我们更像B2B的形式，上游B端是以银行为代表的银行类机构，下游B端则是相应的多元化互联网平台，我们通俗的讲法也叫场景。第一层面来说，我们是众多金融科技服务角色中的参与者之一，其次在两个B端之间做到双重助力，继而利用自身的优势实现赋能。” 谈到自身业务，姚云龙举例说：“我们精确数科，可以实现自身体系内的业务板块和外部业务联动服务，目前已经在输出科技，比如我们现在已经在和多家上市公司以及互联网巨头成立合资公司，旨在帮助其更好更快获得金融科技能力。” 对于具体如何合作，姚云龙表示：“对于助力银行业来说，我们用自己多元化场景和科技能力的优势与银行合作，银行的金融、支付、账户结算，甚至还包括ERP、SaaS产品服务，双方联合起来各自分工、共同面对市场。” 对于下游B端而言，姚云龙认为，一方面自身构建大数据引擎系统、利用场景的数据分析，另一方面与业内知名大数据征信公司合作，继而实现信用评分，打造信用决策体系。 姚云龙认为，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兴金融科技公司均有各自的优势。“虽然很多公司在朝着大数据、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转型的方向大力发展，但是不可否认，产业互联网的非标化情况还普遍存在，其实操业务还需要线下机制去实现，比如IPC模式还会持续存在，也可以说完全的大数据思维去做业务，也基本上是不靠谱的。” 继续深耕产业互联网 姚云龙介绍说，金恪集团历经五年之际，体系内的“医、食、住、行、养、娱”生态已逐渐丰满。“精确数科现在专注更多的是外部产业互联网，以核心团队积累的经验，涵盖了10多个行业，如化工、物流、农业、MRO、纺织等，实现产业互联网领域的供应链金融、小微金融、消费金融、金融科技输出等多向覆盖。” “我们以及个人层面多年的经验表明，产业互联网板块不像to C那么标准，不能用一刀切的思维去思考，因为行业多、场景多元化，每个行业都有不同的特点。真正要赋能传统产业的互联网+金融的升级，需要更多的行业策略、风险策略。”姚云龙说。 关于坚守和建议 观察业内可以发现，一般金融公司都是用法人代表C端思维去授信以及信贷。对此，姚云龙表示：“下游企业端的需求其实有三类，一是下游企业其实没有借款需求、只有结算需求，二是下游企业过于大、没有小微活体认证配合意愿，三是下游是很小微的企业、可以用toc的思维授信和借贷。因此，我们做好产业互联网的金融，需要更多不同的应对思维和策略。” 对于未来金融科技的发展，姚云龙分析称：“未来更应下沉到行业场景中去，研究更多行业策略+先进的大数据技术+互联网手段的模式。在场景选择方面，大而优、小而美的场景，都会是我们的潜在客户。对于金融和产业两端的个人建议是：金融人更多是需要加强互联网、产业思维，尤其需要产业化的思维，反之产业人更多是具备金融思维，金融是有门槛的、需要有敬畏之心。”[详情]

　　原标题：开鑫金服周治翰：金融科技发展应选准细分领域构建特色生态 本报记者 李晖 北京报道 在金融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如何与金融科技企业相互协作和融合发展始终是行业关键命题。 在12月17日《中国经营报》主办的“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开鑫金服总经理周治翰在圆桌论坛环节表示，金融科技行业发展越来越强调生态圈分工，在风险管理上可以根据细分领域的特色数据搭建风险控制体系，进行差异化竞争。 开鑫金服总经理周治翰 作为国开金融联合江苏再担保等金融企业设立的金融科技服务平台，开鑫金服目前专注于物流和医药领域的供应链金融平台搭建。在周治翰看来，所谓生态圈的概念，其实是选准细分领域，在风险管理上针对某个产业的特色数据去搭建风险控制体系，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目的不是消灭风险，而是帮助这些企业能够更好地发挥其资产和信用价值，帮助其在经营过程当中解决痛点，缓解资金困难。” 在其看来，如果要深入客户，与客户建立比较深的黏性，就需要定制化服务，通过深耕行业，归纳和总结特色数据后可以做到对资产的风险可控，弥补传统金融机构的短板。 即使物流这一细分行业中，随着对行业深入程度的提高，数据维度和颗粒度可以更细。周治翰透露，在此基础上对接的金融机构不仅仅是银行，还有券商、保理等，包括未来的银行理财子公司等。发行的产品可能也不仅仅是信贷产品，也包括资产证券化的产品，还有其他交易场所的产品。“金融科技企业凭借独特的资源，可以在产业中进行有机整合和拓展，成为资产端和资金端之间的桥梁，从而形成完善的生态圈。”[详情]

　　原标题：中原消费金融首席风控官于洋：与科技紧密结合 消费金融行业蓬勃发展 本报记者：郑瑜 何莎莎  在推动经济从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背景下，消费金融应运而生。 自全国开展消费金融公司试点以来，截至目前，国内开业的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共计24家。 在12月17日《中国经营报》主办的“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中原消费金融首席风控官于洋在演讲时表示：“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未来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互为场景，互为生态，互为客户。” 中原消费金融首席风控官于洋 而作为“新型”金融机构的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如何展业，也是公众一直以来关注的问题。 金融科技公司与金融机构“相互作用” 与金融科技公司紧密结合是消费金融公司的重要特征之一。同时业内也有声音认为，消费金融公司普遍依赖于金融科技公司提供场景、技术等资源。 作为一位曾经在传统金融机构的从业者，于洋对目前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的展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将会相互“作用”。 “其实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共同都拥有场景，或许初期金融机构更多的是利用金融科技公司的场景展业，比如一些互联网巨头公司，但不容忽视的是，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其实也拥有不少场景。”于洋解释道，所谓“互为生态”，就是闭环，电商巨头能够称得上是一个闭环，同样地，银行也有很多业务是一个闭环；而“互为客户”指的是，金融科技公司为金融机构提供科技相关的服务，而金融机构可以为这些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相关的服务及解决方案。 据了解，中原消费金融注重金融科技能力发展，截至目前，已经成功申请多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还与腾讯云达成了战略合作。 顺应客户需要 找到“新”需求 “借贷需求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高频的需求，对黏性有一定的限制。所以需要顺应客户需要，寻找‘新’需求。”于洋举了互联网发展创造需求的例子，“外卖需求在从前是不存在的，并且在瑞幸咖啡出现以前，国内消费者也更偏好茶饮。这就是我们（消费金融公司）未来努力的方向，顺应需要、创造需求。” 于洋认为：“金融科技公司可以帮助我们更精准地了解客户需求、更加实时、更加智慧地为客户提供服务，就上述所说的，未来我们会携手金融科技公司共同创造客户的需求，创造服务客户的场景，甚至是重塑我们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我们消费金融服务的客户是非常年轻化的客户，如何更好地服务这些年轻化客户，帮助他们创造需求，这将是未来金融科技与金融机构共同融合发展之路。” 积极文化融合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传统机构与互联网的融合正在不断加快。 除了技术层面的合作，于洋特别提到了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在文化与思想层面的融合。 “金融科技与传统机构在文化上的互相融合，一方面是传统金融机构要吸收开放的理念，包括快速迭代、敏捷等互联网理念，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公司也要吸收传统金融机构的理念，比如对风险的敬畏、合规的坚守等。”于洋表示。 在于洋看来，从合规的角度来说，是金融机构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的，监管在一方面允许金融机构做出创新，但是监管也对用户隐私、公平信贷等问题进行不断的探讨。“我相信类似欧盟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数字隐私保护的标准与条例很快就会出台，这就是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应该共同秉承的底线，及未来关注的方向。”[详情]

　　原标题：黄益平：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传统金融机构仍是主力 本报记者 王柯瑾 北京报道 在12月17日《中国经营报》主办的“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作了题为《金融高质量发展与传统金融机构破局》的主题演讲。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 谈到服务实体经济、支持民企企业发展方面，黄益平表示：“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但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有政策的原因，还有法律、文化、历史、传统、政治等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长远看，可预见未来中国金融的主力军仍然是传统金融机构，仍然是银行保险机构。” 由此，黄益平分析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创新，传统金融机构需要改革、转型，以适应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要求。 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创新 近年来，经济发展增速有所下降。黄益平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总要素生产率呈总体下降趋势，这表明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效率不断下降。在这个背景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生产投入品（劳动力、资本、资源、能源和环境）的效率要提高，生产参与者的收益和回报也要改善。” 近期，经过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的共同努力，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则的基础上，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黄益平表示：“中美贸易达成协议，最大的贡献就是降低经济中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对于总体经济的伤害远远超过关税本身。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应对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及做法也是长期的任务。过去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贸易模式将不适应发展趋势，未来更多地要靠创新的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就是创新。” 说到创新，不得不提到民营企业。“数据显示，国内知识产权的主要贡献者就是民企，占比为70%，而国有企业约为5%，外资企业约为25%。下一步，想要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以及高质量发展，政策、金融着力点应该在向民企倾斜。”黄益平如是说。 目前看，国企与民企之间杠杆率出现明显分化，国企在上升，而民企在下降。很多民营企业感觉金融体系没有给它们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原因之一是，银行传统的风控看重历史财务数据、固定资产抵押以及政府担保措施等等。而民营企业是“三无”企业，在增信措施方面处于劣势。这就需要金融机进行创新，如风控创新，利率市场化的创新等。 传统金融机构是主力 民企融资困难是摆在国家和金融机构面前的问题。对此，黄益平从金融体系的角度做了分析，其表示金融体系有两个特征：第一个是纵向看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程度，二是横向看银行在金融总资产中的比重。把中国金融体系和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做比较，我国金融体系的政府干预程度相对较多，且银行在总金融体系中的比重高。“在这样的体系下，给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症结就在于风控。过去传统金融机构做风控的办法无法适用于新型的轻资产的民营企业。” 关于如何破解上述困境，黄益平认为，针对轻资产企业，应该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相关报告研究显示，如果把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对比，直接融资包括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方面有先天优势，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对解决民企融资困难将起到重要帮助。但客观地说，目前资本市场在总的融资体系当中的比重还是非常小的，需要进一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支持民企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不过，黄益平表示：“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但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有政策的原因，还有法律、文化、历史、传统、政治等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长远看，可预见未来中国金融的主力军仍然是传统金融机构，未来金融服务主要还是要靠间接渠道特别是银行。” 另一个问题是市场化风险定价，市场化风险定价是金融交易的前提。“如果把银行的利率强制压得很低，很可能因为风险导致银行没办法做这个业务，货币银行学第一原则要求风险和价值必须是相匹配的。”因此，黄益平认为：“要解决民企融资贵的问题，需要对风险较高的民企提高而不是降低利率，不是让银行给所有企业提供平等的贷款，平等的贷款只是结果，要通过改革达到竞争中性的目的。” 为什么说未来传统金融机构仍是主力？从对于民企风险控制这方面看，黄益平认为：“利用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是一套新的模式，未来最好的风控模型应该是大数据风控模型和传统的银行模型结合在一起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可以做传统的金融机构也可以做。” 但是，为了更好地支持民企发展，传统金融机构必须要改革、转型，适应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要求。具体的做法很多，黄益平举例道：包括深耕模式、信贷工厂模式、数字金融模式、科技支行和硅谷银行模式、供应链金融模式、投贷联动模式等等。 （编辑：曹驰 校对：翟军）[详情]

　　原标题：恒生中国副行长吴英敏：对外开放是外资机构的大机遇 本报记者：张漫游  在 12月17日《中国经营报》主办的“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谈及对外开放机会，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中国”）副行长吴英敏表示，在网点方面，恒生中国将充分利用开放机会，抓住机遇。“由于恒生本身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布局非常广泛，因此会积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开放机会，密切关注开放措施。”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吴英敏 同时，吴英敏表达了对金融市场开放的关注。“外资银行十分关注今年的诸多开放政策，从我自己从事的金融市场领域来看，比较关注有三方面，其一是允许境外的机构在境内开展评级业务；其二是允许境外机构获取银行间债券市场A类的主承销商；其三是进一步便利外资进入国内的债券市场。对于外资金融机构而言，对外开放无论从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使得外资更便利的进入中国市场、跟国内的机构开展竞争，分享国内金融市场巨大的投资机会。” 吴英敏举例道：“今年的国内债券市场会有很多看点。从外资进入国内的债券市场的角度来看，现在已经有多种渠道，比如COF或债券途径。虽然今年国际国内的金融市场比较动荡，人民币的汇率波动幅度也很大，但外资投资持有国内债券市场的量一直屡创新高。”据了解，恒生中国也充分利用了债券市场开放的机会，在2019年10月作为首家外资银行获准进入了交易所债券市场，也是拓宽了恒生中国的投资渠道。 针对外资银行在中国国内发展面临的挑战，吴英敏指出，一方面是外资银行过去普遍遇到的难点，即规模和网点；另一方面是外资银行的本土化，如今将更多的关注外资银行在国内信用风险偏好的本地化。 展望未来，吴英敏表示，恒生银行想成为外资银行里面的本地银行。“如果加一些注解，可以分为两点，其一是‘全球的视野+本地智慧’，其二是‘金融科技+人性化服务’。在方向上，我们目前的重点是服务实体经济。如今，恒生中国客群的组合里已有25%是民营企业。我们对中国特定一些地域市场的了解程度是走在外资银行前面的，福州、厦门、昆明等都是我们深耕的市场。利用我们对这些市场的深入了解，我们可以扎扎实实的做一些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事情。”[详情]

　　本报记者：郑瑜、何莎莎  金融科技已然成为金融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中，区块链技术作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金融行业的信用和信任问题的一项重要技术，受到了社会各界重视。 火币中国CEO袁煜明 在12月17日《中国经营报》主办的“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众多权威人士共聚一堂探讨开放新机遇和高质量发展的金融生长力。 “区块链将是未来数字社会的基石。”火币中国CEO袁煜明在会上演讲时强调。 那么区块链技术要如何与产业应用走到一起？ 实现多方有效协同 “多方协同的场景是区块链最主要的适用场景。”袁煜明举了中小企业融资的例子：由于自身账面资产相对有限，收入相对不高以及缺少抵押物等问题，过去中小企业获得融资困难，虽然核心企业应收账款存在，但是银行无法确定应收账款是否存在以及是否被重复抵押贷款。 “而区块链技术的出现，可以将这些应收账款上链，确保应收账款的真实存在并且未被抵押贷款。通过区块链技术，银行可以放心借款给需要融资的中小企业。” 这种拥有中小企业、核心企业、银行等众多参与者的供应链金融模式，正是区块链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多方协同场景。 “区块链技术让我们从信息互联网时代进入到价值互联网时代，要推动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袁煜明提到，“区块链六大典型应用场景，分别是‘区块链+金融’‘区块链+商业’‘区块链+民生’‘区块链+智慧城市’‘区块链+城际互通’‘区块链+政务’。未来区块链技术将在这些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在赋能实体经济的同时惠及民生领域。” 火币中国在探索区块链技术发展方面也坚持着“真正有用”的理念，扎实推动区块链技术赋能实业，目前已经在各个实体产业进行了区块链赋能实践，比如火币中国与椰云网络、海南银行共同开发了“椰云区块链积分发行监管系统”；与中信地产开展区块链园区建设，探索“区块链+地产”落地模式；联合中移物联网、海能达、世纪乾金等建设了国内首个探索基于区块链和物联网技术的身份共享核验平台等。 多种举措加快落地 目前，火币中国研究范围覆盖区块链底层技术、数据共享、教育、物联网等20多个行业领域。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区块链技术如何落地？尤其是在区块链概念火热的现阶段，其并未大规模落地以及落地不及预期的问题引发各界思考。 袁煜明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现阶段加快推动区块链落地，需要从夯实技术基础设施、建设行业生态体系、推进行业教育培训三大方向入手。 “从现阶段来看，技术基础实体设施仍然不够完善，效率问题亟待解决。如何找到兼顾、平衡分布式与效率的技术路线、如何实现链下与链上信息的互通、如何让链下的信息真实有效地上传到链上等问题都需要探讨。安全性方面也需要关注，如何通过代码、机制等保障网络与代码的安全，保障资产的安全以及保障信息的安全和隐私。此外，互操作性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大多数情况下，行业与行业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链与链之间也是信息孤岛，所以如何实现更好的跨链互操作性、信息共享也是需要思考的方向。” Gartner报告指出，区块链要想成为主流，就必须让用户不用担心如何与在项目中使用不同区块链平台的合作伙伴实现互操作性。 至于生态建设方面，袁煜明表示，“区块链适合多方协同的场景，因此如果缺少多方参与，系统将无法有效运转，如何调动多方参与建设治理体系尤为重要，可以建立奖惩机制，明确各方权利与义务，不单从技术层面来理解区块链，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治理问题，在此过程中树立行业的标准规范，包括技术标准、行业规范等，让企业之间能够有效地互通。” 对于行业教育培训，袁煜明称，需要通过更多的线上、线下培训课程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区块链知识及如何使用，例如政府和社会组织推动示范工程建设，发挥示范作用，证明区块链的效果、社会价值以及示范意义，从而更好的让更多企业效仿，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其中。[详情]

　　本报记者：李晖 在实体经济面临重要转型机遇的背景下，市场正在对金融服务提出全新需求。 在12月17日《中国经营报》主办的“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在演讲时表示：金融服务必须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转变创新，这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必然之意。如何为中小企业找到更多“耐心”“长期”的钱，数字化手段已经在债权和股权方面提供了创新模式，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财富管理和市场化母基金是重要的实践方向。 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 数字经济浪潮下，由土地、劳动、资本驱动的传统经济模式开始向由创新、科技、数据驱动的新经济模式转变。新的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有新的金融服务方式与之相配合。在唐宁看来，传统产业特点是实物资产多、项目周期短，更多通过银行等间接渠道融资。而新经济产业特点在于产品研发周期长、无形资产多、更多借助股权融资、普惠金融等直接方式融资。 通过长期一线深耕以及与小微企业主沟通，唐宁发现：小微企业在债权和股权融资模式上面临重大变革需求，在此之中，AI、大数据、区块链等科技手段可以实现助推作用。 据其透露：在三年前，宜信在供应链金融业务中已经实现了交易流程上链，资产数字化+区块链解决了从下单到入库、出货、物流，交割这一长链条上的多方痛点，小微企业融资门槛大大降低。此外，其区块链技术渗透在Baas平台服务方面，通过小程序降低商务人员使用该技术的门槛。 此外，股权方面，解决科创类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一个创新是市场化母基金。唐宁认为，创业企业在发展初期，最需要的是长期、耐心、能够忍受高风险的资金。但目前这类资金在市场上非常稀缺。 目前，市场共识在于，市场化母基金可以较好解决这一问题。在唐宁看来，市场化母基金一方面给初创企业提供了发展动能，另一方面也为高净值人士的资产配置和家族传承提供了科学方式，其可以成为撬动新旧经济转化的重要杠杆。“市场化母基金的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受益的第一批富起来的企业家、创业者。他们很多都是在传统行业创造了财富，目前面临数字化转型的巨大挑战与机遇，他们也非常希望投资于新经济。” 根据宜信研究团队数据，如果高净值、超高净值群体把他们资产组合之中的1/4配置到一级市场创投、风投上，大概就有25万亿元的资产。“25万亿元进入到科技创新之中，而且如果还能是？十年的钱，这对中国的科技创新是巨大的推动。”唐宁表示。[详情]

　　原标题：金碚：金融业发展应促进实体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本报记者 慈玉鹏 张荣旺 北京报道 在12月17日《中国经营报》举办的“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发表了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 “12月10日到12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总结了2019年并部署2020年经济工作。可以发现，会后通告中有关‘稳’的用词升格了，使用了‘稳字当头’的表述。”金碚表示：“实际上，稳这个字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年，比如说从‘稳中求进’到‘稳字当头’，其中含义并不一样。几年前‘稳中求进’提出的时候，刺激了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发现金融行业面临着杠杆相对过高的风险。于是有了针对金融业的去杠杆、严监管和防风险。目前重点谈到稳字，其中的意义又是什么？中国货币发行量、债务额度已经很大了。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业发展有没有促进实体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才是值得思考和关注的。”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均有很快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中美贸易谈判结果的逐步明朗，也将促使金融业更进一步的深度开放。”金碚说。 从金融业本身发展来看，12月5日，央行宣布推出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北京率先开展，探索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引导持牌金融机构依法合规，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金融。 他表示：“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机构，金融行业需要服务实体经济，随着实体经济的壮大，金融也会变得更加强大。同时，金融行业也是一种特殊的产业，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金融机构既要防范个体风险，也要不断创新提高竞争力。” “随着金融科技的进步和运用，中国金融业的科技力量在不断壮大。未来，金融产业如何与国际金融巨头、科技巨头同台竞争，怎样不断塑造自己的生长力，这都是金融机构需要面对的大课题。”金碚说，“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金融行业整体也会发生很大变化。” （编辑：曹驰 校对：翟军）[详情]

　　交易所债券市场盘活存量资产 累计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3.5万亿 本报记者 李慧敏 北京报道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获悉，2019年1-11月，交易所企业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近8300亿元，约占全市场各类资产证券化产品的46%。截至目前，交易所市场已累计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3.5万亿，其中，兑付1.8万亿，存续规模达到1.7万亿。 证监会公司债券监管部副主任刘榕 “当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式，已呈现扩张增量转向盘活存量的趋势，投资也由只关注主体信用逐渐转向重视资产信用。资产证券化能够发挥盘活存量、降低杠杆的重要作用，匹配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证监会公司债券监管部副主任刘榕表示。 此外，近年来，证监会联合有关部门，推动了PPP项目、住房租赁、知识产权等创新领域资产证券化，有效服务国家战略，取得了较好的市场效果。 刘榕表示，后续，证监会将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基础设施领域REITs发行试点，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创新投融资机制，促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详情]

　　原标题：交易所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升 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本报记者 李慧敏 北京报道 在12月17日举行的《中国经营报》“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中国证监会公司债券监管部副主任刘榕作了题为《服务实体经济 建设高质量的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主题演讲。 中国证监会公司债券监管部副主任刘榕 刘榕表示，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基础制度逐步健全，监管体系得到初步构建；市场功能稳步发挥，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逐步加强。后续将积极推进交易所债券市场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总体方案的实施，进一步完善制度规则和基础设施，优化功能结构、提高监管效能，防范市场风险，推进对外开放，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1月底，中国债券市场托管面值96.7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截至2019年11月底，交易所债券市场托管面值12.2万亿元，约占中国债券市场的1/8；仅就非金融企业债券来看，交易所市场托管面值8.5万亿元，约占中国债券市场的1/3。 健全基础制度构建监管体系 近年来，证监会积极推动交易所债券市场改革发展，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初步建立了交易所债券市场基础制度与监管体系。 首先是建立了分类管理、效率提升的发行制度。以《证券法》为基础，2015年证监会制定发布了《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落实国务院简政放权的改革精神，提高准入环节效率，完善公募发行制度，全面建立私募发行制度。 “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依法由证监会核准，但主要审核工作由交易所预先开展；私募发行的公司债券由交易所做挂牌审核，证券业协会备案。债券审核速度加快，效率明显提升。”刘榕表示。 同时，交易所市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实行严格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相关数据显示，机构投资者是交易所债券市场的绝对主力，且投资者结构较为多元、均衡，基金产品持债约30%，银行（含理财）、保险、券商持债均在10%-20%之间。个人投资者持有债券余额不足400亿元，持债占比仅0.3%。 刘榕指出，个人直接投资债券在规模经济、信息处理和风险控制等方面不具备优势，因此监管鼓励个人投资者购买政府债券等低风险品种，对其购买公司债券实行严格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同时，交易所市场开展了广泛的投资者教育工作，通过多种方式把债券投资者教育内容推送给投资者，提示投资者重视信用风险。 与此同时，交易所债券市场根据投资者多元化的需要引入了多种交易方式以及实时逐笔、净额轧差等多种结算模式。 从近两年情况看，交易所市场的债券交易，以协议成交为主，竞价交易为辅。债券现券通过竞价系统成交金额占比约16%，协议成交占84%，这与债券大额、低频的交易特征相符合。 此外，交易所债券市场建立了高效、便捷的债券回购交易方式，包括质押式回购、协议回购、三方回购等，为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管理流动性提供了重要平台。 交易所债券市场还建立了行政、自律相结合的监督管理体系。 刘榕表示，交易所债券市场坚持以信息披露为中心，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构建了证监会业务部门、各地证监局、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登记结算机构协同参与，行政监管与自律监管有机结合，相互补充的债券监管架构，形成“五位一体”的监管体系。 2015年以来，对发行人、承销机构、评级机构等开展多轮次现场检查，基本覆盖全部市场主体，提升市场参与主体合规意识。与此同时，证监会十分注重行政监管与民事、刑事追责的有序衔接，不断加强与司法机关协作，推动对债券欺诈发行案件进行刑事追责，对打击恶意欺诈、逃废债务等违法违规行为起到震慑作用。 发挥融资功能服务实体经济 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通过改革，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活力增强，融资功能稳步发挥，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明显提升，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有力地促进提升直接融资比重，降低融资成本。数据表明，2015-2019年11月，交易所市场分别发行各类债券20.4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在交易所市场发行公司债券净融资额6.8万亿，占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券净融资额的比重为64%。同时，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加权平均利率较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低70-130个BP，为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二，大力支持民企债券融资，疏解民企困境。交易所市场强调审核标准和流程的公开透明，公平对待各类发债主体，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目前，中国债券市场的民营企业债券存量约1.8万亿元，其中交易所债券市场1.2万亿元，约占66%。还推出了用于纾解民企困境的专项债券、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等，有针对性地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其三，助力地方政府债券融资，优化市场结构。刘榕表示，近年来，经过各方积极努力，交易所债券市场已成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重要平台。 数据显示，2018年至2019年11月，地方政府债券在交易所市场发行5.4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总量的63%，交易所债券市场拓宽了地方政府债的投资者范围，对地方政府通过债券市场融资提供了有力支持。 其四，稳步发展企业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资产。“当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式，已呈现扩张增量转向盘活存量的趋势，投资也由只关注主体信用逐渐转向重视资产信用。资产证券化能够发挥盘活存量、降低杠杆的重要作用，匹配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刘榕表示。 2019年1-11月，交易所企业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近8300亿元，约占全市场各类资产证券化产品的46%。截至目前，交易所市场已累计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3.5万亿，其中，兑付1.8万亿，存续规模达到1.7万亿。 此外，近年来，证监会联合有关部门，推动了PPP项目、住房租赁、知识产权等创新领域资产证券化，有效服务国家战略，取得了较好的市场效果。 刘榕表示，后续，证监会将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基础设施领域REITs发行试点，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创新投融资机制，促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 其五，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刘榕介绍，近年来，在人民银行的统筹协调下，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交易所债券市场开放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支持境外主体到我国债券市场发行债券，不断健全熊猫债券发行制度， 目前交易所市场累计发行1200余亿元。支持境外机构通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等渠道投资交易所债券市场。 推进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2018年底，证监会下发了进一步推进交易所债券市场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总体方案，拟进一步完善制度规则和基础设施，优化功能结构、提高监管效能，防范市场风险，推进对外开放，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立足于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促进金融稳定，坚持质量第一，不盲目追求规模的扩张。”刘榕强调，接下来将以建设高质量的债券市场为目标，推动交易所债券市场稳健发展。 而建设高质量的交易所债券市场，至少包含以下要求：一是服务实体经济作用显著提升。二是运行安全具有坚实保障。三是制度规则与组织架构基本健全。四是市场结构得到明显优化。五是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六是严格监管，信息高度透明。 而积极防范和化解潜在的各类风险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具体到债券市场，实体企业杠杆率依然较高，财务负担重，经营困难较多，现金流紧张，偿债压力较大。同时，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持续增长动能减弱，经贸形势和产业格局正发生复杂变化，境外金融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加。这些因素都可能对债券市场稳定运行带来一定影响。 “在此背景下，我们将加强研判，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认真落实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任务部署，持续做好风险排查、监控，推动畅通债券违约的司法救济渠道，致力于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违约风险处置机制。”刘榕表示。 目前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还不高，但扩大开放的方向是明确的、趋势是向好的。 尤其是2014年11月“沪港通”开通，2016年12月“深港通”开通，2017年7月银行间债券市场与香港债券市场之间的“债券通”开通，这“三通”为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参照。 今后一段时间，证监会将按照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整体部署，切实尊重境内外发债主体、投资者的合理需求，积极推动深化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拓展投资渠道，欢迎更多的境外技资者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详情]

　　证监会公司债券监管部副主任刘榕在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表示，下一步将会继续会同相关部门，积极推动基础设施领域REITs的发行试点工作，盘活存量增长，创新投融资机制。[详情]

　　本报记者 李慧敏 北京报道 近年来，经过各方积极努力，交易所债券市场已成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重要平台。 数据显示，2018年至2019年11月，地方政府债券在交易所市场发行5.4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总量的63%，交易所债券市场拓宽了地方政府债的投资者范围，对地方政府通过债券市场融资提供了有力支持。 这是记者在“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获得的消息。[详情]

　　原标题：机构投资者为交易所债券市场绝对主力 个人投资持债占比仅0.3% 本报记者 李慧敏 北京报道 机构投资者是交易所债券市场的绝对主力，而且结构多元，个人投资者持债占比仅为0.3%。 刚刚，《中国经营报》记者在本报举办的“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了解到，截至2019年11月底，中国债券市场托管面值96.7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其中，交易所债券市场托管面值12.2万亿元，约占中国债券市场的1/8；仅就非金融企业债券来看，交易所市场托管面值8.5万亿元，约占中国债券市场的1/3。 中国证监会公司债券监管部副主任刘榕 “很多人认为交易所债券市场是个人投资者占比很大的市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交易所债券市场也是一个以机构为主的市场。”中国证监会公司债券监管部副主任刘榕介绍，机构投资者是交易所债券市场的绝对主力，且投资者结构较为多元、均衡，基金产品持债约30%，银行（含理财）、保险、券商持债均在10%-20%之间。个人投资者持有债券余额不足400亿元，持债占比仅0.3%。 个人直接投资债券在规模经济、信息处理和风险控制等方面不具备优势，因此监管鼓励个人投资者购买政府债券等低风险品种，对其购买公司债券实行严格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同时，交易所市场开展了广泛的投资者教育工作，通过多种方式把债券投资者教育内容推送给投资者，提示投资者重视信用风险。 （编辑：曹驰）[详情]

　　原标题：民企债券存量1.8万亿 交易所市场占比66%成民企融资主渠道本报记者 李慧敏 北京报道目前，中国债券市场的民营企业债券存量约1.8万亿元，其中交易所债券市场1.2万亿元，约占66%。还推出了用于纾解民企困境的专项债券、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等，有针对性地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中国证监会公司债券监管部副主任刘榕“交易所债券市场大力支持民企债券融资，疏解民企困境。交易所债券市场强调审核标准和流程的公开透明，公平对待各类发债主体。”中国证监会公司债券监管部副主任刘榕在“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如是表示。(编辑:曹驰)[详情]

　　原标题：高比例质押一年累计化解278家 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得到有效遏制 本报记者 李慧敏 北京报道 12月17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在“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获悉，经过一年的努力，上市公司高比例质押累计化解278家，考虑新增质押后，目前高比例质押公司已从去年高峰时的702家压降至548家，下降约22%；全市场质押融资金额2.28万亿元，较年初减少2100亿元；整体履约保障比例由年初的174%上升至205%。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孙念瑞 “总体来看，场内外质押融资总余额已出现下降趋势，化解股票质押风险的良好氛围和机制已形成，股票质押违约、强平带来的二级市场风险得到了有效遏制。”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孙念瑞表示。 为化解大股东股票质押风险，一行两会在金融委的协调指导下，各方面加强协作，不断加大力度，开创了良好局面。[详情]

　　原标题：资本市场四项改革见成效 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生态体系逐步形成 本报记者 李慧敏 北京报道 在12月17日《中国经营报》举办的“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上，中国证监会公司债券监管部副主任孙念瑞作了题为《深化监管改革，共建优良生态 努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主题演讲。 中国证监会公司债券监管部副主任孙念瑞 孙念瑞表示，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2020年资本市场改革进行了部署，中国证监会党委迅速贯彻落实会议部署，紧扣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落实落地。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点工程，也是检验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此前，上市公司监管推进的增量入口改革、存量入口改革、基础制度改革和监管方式四项改革措施，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资本市场是一个生态体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齐抓共管，创建良好生态。目前，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四个生态正在逐步形成。”孙念瑞指出，与司法、相关部门形成了政策协同，督促中介机构归位尽责，与媒体的沟通得到高度重视，引导市场各方诚信守诺、彰显投资信心。 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改革落实落地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2020年资本市场改革进行了部署，提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健全退出机制、稳步推进创业板和新三板改革等重点任务。 孙念瑞表示，中国证监会党委迅速贯彻落实会议部署，紧扣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落实落地，研究提出了六方面重点任务。 一是提升资本市场治理能力。抓紧研究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内涵、外延以及改革的思路举措，努力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不断提升资本市场治理能力。 二是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坚守科创板定位，加快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深化新三板改革，促进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三是更好发挥“晴雨表”功能。综合施策，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推动上市公司“做优做强”的制度安排，畅通多元化退市渠道，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晴雨表”功能。 四是推动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在融资端加强改革的同时，在投资端采取更多措施，推动完善中长期资金入市的制度安排，优化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的制度体系。 五是切实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落实中央六稳方针，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原则，强化对股票质押等重点领域风险的防范化解，努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 六是加快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积极有效应对国内外各类风险挑战，办好资本市场自己的事，坚定推进资本市场对内对外双向开放，加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确保放得开、看得清、管得住。 “当前，证监会已经制定改革总体方案，下一步将加强统筹协调，按照时间表、路线图、时间序，抓好落实。”孙念瑞强调。 深化监管四项改革提升上市公司监管效能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点工程，也是检验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孙念瑞指出，围绕资本市场改革的总体部署，上市公司监管推进四项改革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是增量入口改革。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平稳开局，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持续监管制度、机制，为今后注册制下的上市公司日常监管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是存量出口改革。2019年年初至今，通过多种渠道实现退市18家：其中，主动退市1家，以面值退市为主强制退市9家，以重组出清资产方式退市8家，退市家数创近年之最。退市本身不是目标，是盘活资源、倒逼改革的有效手段。 “今年科创板退市制度改革，首次建立了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的综合类退市指标。这意味着过去濒临退市的公司靠卖房、卖资产、财政补贴等非经常性损益，简单拼凑甚至虚构利润保壳成为历史。”孙念瑞认为，这对下一步创业板等各板块注册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一方面，可以解决当前空壳公司和僵尸企业长年保壳，二级市场“炒壳、炒垃圾股”的现象；另一方面，为那些符合国家创新驱动战略、长期投入研发，虽然短期难以盈利但具有实质经营能力和发展前景的创新型企业提供发展空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优质优价、劣质劣价、有进有出、优胜劣汰”，同时具有包容性、适应性的市场化淘汰机制。 三是基础制度改革。推进上市公司停复牌改革以来，两市停牌公司家数稳定在20家之内，最低时仅为8家，停牌率不超过0.5%，位居世界前列。深化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修订发布重组办法，优化重组上市认定标准，允许创业板重组上市，回复重组上市配套融资功能，更好发挥市场吐故纳新、提高质量功能。数据显示，1—11月全市场并购重组2542单交易金额1.65万亿，需行政许可交易数量占比不到5%，市场化并购与产业整合成为主流。经过十几年的反复酝酿，境内分拆上市政策于上周落地，为拥有优质资产的上市公司提供了市场化工具和战略发展机会。 四是监管方式改革。为落实易会满主席“管少管精才能管好”、精准监管、科学监管的指示，我们将分类监管作为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基本方法。下一步，我们将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监高等“关键少数”为重点，推动自查自纠，解决大股东高比例质押、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公司治理的痛点问题。 孙念瑞强调，在上市公司监管四项改革的基础上，证监会近期印发并实施《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行动计划》，力争通过3—5年的努力，使上市公司质量有较大提升。 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生态正在形成 资本市场是一个生态体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齐抓共管，创建良好生态。经过努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四个生态，发展生态、中介生态、舆论生态、文化生态正在逐步形成。 一是与司法、相关部门形成了政策协同。 2019年来，围绕上市公司发展，外部协同收到良好效果，监管效力和效率均得到很大提升。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效力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为从源头上遏制上市公司违规担保创造了条件。再比如，为化解大股东股票质押风险，一行两会在金融委的统一指导下，各方协作力度不断加大，开创了良好局面。 经过一年的共同努力，高比例质押公司累计化解278家，考虑新增质押后，目前高比例质押公司已从去年高峰时的702家压降至548家，下降约22%；全市场质押融资金额2.28万亿元，较年初减少2100亿元；整体履约保障比例由年初的174%上升至205%。总体来看，场内外质押融资总余额已出现下降趋势，化解股票质押风险的良好氛围和机制已形成，股票质押违约、强平带来的二级市场风险得到了有效遏制。 二是督促中介机构归位尽责。 2019年来，证监会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多措并举压实保荐承销、审计评估、法律服务等中介机构责任，对于执业过程中未能勤勉尽责、甚至与上市公司等相关主体串通违规的实行一案双查，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督促资本市场“看门人”归位尽责。 三是与媒体的沟通得到高度重视。 孙念瑞强调，资本市场是“信息+信心”的市场。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过程中，优化舆论环境无疑相当重要。证监会欢迎更多媒体关注上市公司的市场行为，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也欢迎媒体对监管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更欢迎全面、准确的客观报道。 “此前有媒体报道仅四成上市公司完成回购计划，部分公司有‘忽悠式’回购之嫌，这种报道造成市场误导。”孙念瑞举例说，事实上，回购制度改革一年多以来，执行情况良好。 例如，伊利股份回购58亿元，中国平安回购计划尚未到期，目前已回购超50亿元。中国建筑、招商蛇口、美的集团、中联重科等大盘蓝筹股实际回购也超过30亿元。数据显示，沪深两市共计披露721单回购方案，实际回购金额已达1265亿元，回购方案有效执行率超过90%。 “报道之所以与事实存在较大偏差，一是由于回购通常有一年执行期，正在实施过程中、尚未执行完毕的公司接近37%，有关媒体很可能将其纳入统计；二是将部分经过决策程序合理变更方案的公司也纳入‘老赖’、言而失信的范围。”孙念瑞认为，主因是相关媒体对披露的信息未进行深入研究。 四是引导市场各方诚信守诺，彰显投资信心。 经统计，确实有少量公司回购计划到期仍未回购或回购规模未达承诺。目前，交易所和证监局已对13家未履行承诺的公司采取了监管警示函、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纪律处分、监管措施。 另外，对于通过“忽悠式”回购炒作公司股价或进行内幕交易，损害投资者的利益的行为，监管部门将予以高度关注和警示，对于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查处，以维护良好的市场信誉环境和公平交易环境。 孙念瑞强调，此外，证监会也在不断研究、完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等相关配套制度，努力为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打造文化生态、创造优良“软环境”。 (编辑:曹驰)[详情]

　　原标题：基础制度改革见成效 停牌率不超0.5% 年内并购重组2542单 本报记者 李慧敏 北京报道 围绕资本市场改革的总体部署，上市公司监管推进的基础制度改革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 推进上市公司停复牌改革以来，两市停牌公司家数稳定在20家之内，最低时仅为8家，停牌率不超过0.5%，位居世界前列。 深化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修订发布重组办法，优化重组上市认定标准，允许创业板重组上市，回复重组上市配套融资功能，更好发挥市场吐故纳新、提高质量功能。 数据显示，2019年1～11月全市场并购重组2542单，交易金额1.65万亿元，需行政许可交易数量占比不到5%，市场化并购与产业整合成为主流。 经过十几年的反复酝酿，境内分拆上市政策于上周落地，为拥有优质资产的上市公司提供了市场化工具和战略发展机会。 这是记者在《中国经营报》举办的“2019（第十一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获得的消息。 (编辑：曹驰 校对：彭玉凤)[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