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郭雳 3月1日，新修订的证券法正式生效，对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及优化市场生态具有重要意义。新证券法针对投资者保护增设专章（第六章），从不同角度切入，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该章的亮点包括：明确了证券公司所担负的充分了解客户、充分揭示风险、匹配投资适当性的义务，突出了投资者保护机构的作用，强化了针对债券投资者的保护等。 本次修法的一个重要突破是将投资者进一步划分为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由证监会考虑财产状况、金融资产状况、投资知识和经验、专业能力等因素，来划定专业投资者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差异化的保护。例如，新法规定当普通投资者与证券公司发生纠纷时，由证券公司来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身行为合规，不存在误导、欺诈等情形。经过30年的成长，我国资本市场不断成熟，正提供越来越多的复杂产品，投资者之间也存在天壤之别。分类施策、区别对待是市场发展的需要，更有利于集中资源保护弱势中小投资群体。 与此同时，在受损投资者利益补偿方面，新证券法有三项重要的制度变化，即先行赔付制度的入法、责令回购以及中国版民事集体诉讼机制的推出。第九十三条规定，发行人因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等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相关的证券公司可以委托投资者保护机构就赔偿事宜与受到损失的投资者达成协议，予以先行赔付。在此类做法正式入法之前，证监会出台过《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2015年修订）》，并在“万福生科”“海联讯”“欣泰电气”等案例中有少量实践。 责令回购制度体现在新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当股票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等证券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已经发行并上市的，证监会可以责令发行人回购证券，或者责令负有责任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回证券。作为帮助投资者逃出欺诈泥潭的一种手段，责令回购制度也常为学者所呼吁，并在美国等地应用，不过它们主要是由法院来决定。 新法中的第九十五条第三款，被称作中国版的证券集体诉讼。“默认加入+明示退出”（opt-out）机制的引入使得大规模群体性诉讼获得了一条较为可行的实施路径。该款还巧妙地引入公益性的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代表人来主导实施诉讼，有望避免美国等法域出现的律师为谋取自身利益而坑害投资者的情形或顾虑。 通常情况下，国家对证券违法案件采取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处理，这虽然能对行为人加以惩治并对其他市场主体产生一定威慑作用，对于投资者而言却无助于弥补他们遭受的经济损失。由于存在以行政处罚或刑事判决为前提、受害主体分散且数量庞大、诉讼成本高且获偿时间长等问题，原先证券欺诈民事赔偿诉讼难以展开，中小投资者权益不易得到保障。上述三项制度的引入，均有利于消解投资者经济上的损失，提高我国投资者保护水平。 另一方面，三者的着力点有所区别。从效果来看，责令回购制度比较适合于上市时间不长、责任主体资金偿付能力尚可的情况。在操作细节如回购价格上，美国法采用“发行价加算同期利息”，中国香港地区“洪良国际案”采用“停牌日收盘价”，而“群星纸业案”采用“购买证券产生的实际成本”。该制度要在中国内地落地，类似环节以及责任性质、触发条件、回购范围、实施程序、配套措施等，还有待具体规则跟进。 先行赔付和集体诉讼制度也是如此。两者相互补充，分别以诉讼外（前）和解及代表人诉讼的手段来全方位保护投资者权利。当然，二者在衔接上仍需要进一步考量。 其一，尽管先行赔付制度得到立法层面的确认，但当事人之间所达成的先行赔付协议从本质上来说，仍是和解协议，属于私法行为，协议本身并不具备强制执行力。因此，当责任主体不履行赔付义务时，可能还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只不过是从侵权之诉转变为以先行赔付协议为基础的违约之诉。顺此来思考，其二，未经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和解协议通常只具有实体法上的效果，是否必然导致程序法上侵权之诉的诉权丧失，理论界存在争议。其三，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合同效力原则上只能及于签署合同的当事人，倘若法律条文所列的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相关的证券公司中，仅有某一或部分主体签署和解协议，合同效力能否及于其他主体，藕断丝连会引发新的疑问。 不仅如此，受损投资者往往分散且数量庞大，因此在第九十五条集体诉讼相关规定中，投资者保护机构需经五十名以上投资者委托方可作为代表人启动机制，诉讼结果的效力及于所有投资者，除非某投资者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诉讼。然而，类似设计在先行赔付的场景下却未见明确，相关法条中仅规定责任主体可以委托投资者保护机构就赔偿事宜与投资者达成协议，那么，倘若签署该协议时有部分投资者不知情或者不同意，先行赔付协议的效力与这些投资者的关系如何？他们又将以何种方式对其诉讼权利或其他救济手段予以保留？总之，制度创新为我国证券投资者民事赔偿、权利保障提供了关键基石，但不同制度之间的协调配合仍待后续不断完善。[详情]
□ 罗培新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变革，发轫于科创板。抽丝吐绿，茁壮成长，科创板终于撬动了资本市场的全局性制度再造。焕然一新的证券法，增设“信息披露”专章，充分体现了该项制度之于资本市场的扛鼎之功。 熟悉美国资本市场演变历史者，应当对1916年至1939年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不会陌生。在其传世之作《别人的钱》(Others’Money)中，布兰代斯挥笔写下经典名句：“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光是最好的警察。”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对信息披露制度的倚赖，已然成为全球共识，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对此也倚重有加。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导向，对全球190个经济体的商事监管规则，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评估，并逐一排序。此项评估，堪称全球营商环境便利度的风向标。 世行评估中，“保护中小投资者”是十项指标之一，该项指标近年大幅攀升，从2018年的全球第119名，飙升至2020年的第28名，对我国综合排名的提升，立下了汗马功劳！ ■ 上图为世行营商环境评估中我国“保护中小投资者”指标的近年排名 “保护中小投资者”这项指标，构造了一个关联交易场景：詹姆斯先生拥有卖方公司90%的股份和买方公司60%的股份。买方是一家上市公司，詹姆斯是买方的董事，此外，在买方的五人董事会中，詹姆斯任命了其中两名董事。卖方最近关闭了许多店铺，闲置了一些卡车。詹姆斯提议买方支付相当于其自身资产10%的现金，购入卖方的闲置卡车。该交易履行了必须的批准程序，以及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后来买方股东发现，卡车的交易价格高于市场价值。因而，该交易对买方造成了损害。买方的股东想对詹姆斯和所有投票支持该交易的董事会成员提起诉讼。 世行在以上题设之后，设置了“信息披露指数”、“董事责任指数”等考查指标，新证券法对于信息披露制度的再造，毫无疑问，将进一步强化我国这些指标的全球排名。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优化了信息披露的一般要求。新证券法的第七十八条在原来“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基础上，增设了“简明清晰，通俗易懂”的规定。在实践中，有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过于模式化，废话连篇，或者都长着一副网红脸，读不出任何个性化信息，投资者读之无味，起不到投资参考作用。新证券法提出了可读性、易懂性的要求，颇有针对性。当然，以什么语言披露信息构成“简明易懂”？对于同样一则信息，专业人士与普通投资者，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解读。甚至信息披露是否“准确”，都会引发争议。例如，最近科创板某公司被上交所处以纪律处分，原因是该公司公告披露，成功仿制开发了有关抗击新冠肺炎药物的原材料，并且已经“批量生产”。公司所理解的“批量生产”，是特指药品研发领域的“小试、中试”等阶段的生产，但在信息披露的语境中，特别是在一般的理性投资者看来，容易理解为规模化、商业化的生产，故而遭到纪律处分。 监管部门此种“管早管小”的监管姿态，势必催生上市公司改良自身信披工作的内生动力，有利于我国营商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提升。 其二，确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民事责任过错推定制度。按原证券法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过错的，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此为过错责任制度，即要追究其赔偿责任，原告需证明其过错。此种制度安排，导致我国世行评估一再失分。 世行营商环境评估，在前文的题设之下有一道题：如果有证据表明存在不公平、利益冲突或者损害，是否足以就该交易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追究詹姆斯的责任？世行问卷提供了以下四个选项：1.不能，根据这些事实与假定，不能认定詹姆斯负有责任；2.不能，还必须证明詹姆斯存在重大过失、欺诈或者恶意；3.不能，还必须证明詹姆斯存在过失、过错或者影响了董事会的决定；4.可以。 如果不能对詹姆斯追究责任或者只能追究他的欺诈、不诚信或重大过失责任，得分为0；如果只有詹姆斯影响了交易的批准或有过失时才能追究其责任，得分为1；如果交易对其他股东不公或造成不利时，能够追究詹姆斯的责任，得分为2。 DB2018与DB2019我国均未得分，原因是对于控股股东的责任，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是过错责任，即“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世行专家认为，要让詹姆斯承担责任，必须证明其“利用了关联交易”，也就是说，原告必须证明其有过错。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五)》（2019年4月29日施行）规定“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原告公司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请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赔偿所造成的损失，被告仅以该交易已经履行了信息披露、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公司没有提起诉讼的，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经过一番艰辛的说服工作，世行认可了司法解释的效力，我国DB2020此题艰难得分，但基础并不牢固。此番新证券法在第二十四条与第八十五条中，确立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担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由此前的“过错原则”，统一调整为与上市公司董监高、保荐人、承销商一样的“过错推定原则”。此一法理，可以延展至关联交易中控股股东的归责原则，我国此题有望巩固分值。[详情]
来源：姜超宏观债券研究 原标题：注册制全面开启，债市有哪些影响？（海通固收杜佳） 注册制全面开启，债市有哪些影响？ （海通固收杜佳） 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新证券法）自3月1日开始施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修订后的证券法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20〕5号，下称《国办通知》）宣布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自3月1日起实施注册制。《国办通知》发布后，证监会、发改委相继发布文件明确了公司债、企业债的公开发行全面实施注册制。 文件主要讲了什么？1）公司债、企业债改注册制发行。公司债在证监会注册，交易所负责受理、审核，企业债在发改委注册，由中债登和交易商协会负责受理审核。2）公开发债条件放松。新证券法和《国办通知》对公司债券公开发行条件的相关规定做了相关调整，总体而言有所放松。主要删减的条例包括净资产规模要求、“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40%”等，改为新增要求 “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具有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和正常的现金流量”。3）申请上市交易条件有所调整。删减了“公司债券的期限为一年以上”；“公司债券实际发行额不少于人民币五千万元”等条件，赋予了证交所更多的自主决定权力。此外，新证券法删去了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债券暂停上市交易的表述，暂停上市制度不再继续。4）完善信息披露规定，扩大义务人范围。明确并压实发行人、证券服务机构的法律职责。 对发债有何影响？1）发债约束确有减少。新规实行后最大改变之一就是删掉了40%约束条件和净资产规模要求。40%约束条件，在此之前不同部门执行标准各有不同，统一去掉有助于避免监管竞争。删掉这一比例限制，并不意味企业可以无节制发债，依然有很多其他标准，比如资产负债率、募集规模合理性等，只不过这一约束的去掉可能意味着审核重心更加放在总债务压力上，发行人对自身债务结构更有决定权。此外删掉净资产规模要求则有助于质地较好的轻资产公司发债融资。2）发债流程有望加速。这一点对于企业债尤其如此。企业债规模近几年有所萎缩。一是发行条件限制比较严格，二是审批流程也比较繁琐，注册制后发改委作为监管机构不再负责审核，只负责政策制定，中债登和交易商协会成为正式的审核机构，审核口径可能会更加市场化导向，审核效率有望提升。注册制后取消了企业债申报省级转报，简化流程，但省级发改委要审核募投项目并承担责任、防范风险，企业债申报前端趋严，后端放松。我们认为短期经济下行压力下，项目审核整体有可能会偏宽松些。3）公司债不再区分“大小公募”，公募发行吸引力增强。 对债市投资有何影响？ 有助于推动债市健康发展。从债市制度建设上看，注册制后监管机构审核权下放，审核由更加市场化的主体来操作，执行标准也会更加市场化导向。而监管机构重心则放在制定规则、维护规则上，均有助于推动债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顺应背景，信用债扩容可期。一是符合支持实体融资背景，债市推进注册制速度不可谓不快，除了顺应监管方向之外，或许还有当前实体承压下，支持企业融资、缓解资金短缺的意味。去掉40%约束或有顺应非标转标的考虑，企业对自身债务结构更有决定权后，从非标融资转为债券融资的难度降低。 新券发行或提速，缓解配置压力。2月以来信用债利差冲高回落，当前已经重回低位，背后的推动力主要是货币政策偏松、配置力量强劲。注册制实施之后，通过债券进行融资的主体数量和金额都将有所上升，有助于缓解配置压力。具体配置上，我们建议关注地产债机会，房企当前融资需求较强、融资政策有概率边际放松，叠加注册制实施利好，可能会有更多新券发行出来，另外考虑到房企调债务结构的需求也比较大，40%约束去掉后，部分房企可能会抓住机会以较低成本的债券融资置换高成本非标融资；城投债在稳基建重要性提升后，信仰得到充值，再融资政策向好，可关注优质企业的新券及存量券投资机会，但同时我们也提示城投尾部风险，平台间分化比较明显，一是要充分考虑疫情对当地土地市场及地方财力造成的影响，二是要考虑新基建与旧基建的不同，平台也会因业务类型导致地方政府支持力度的变化。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新证券法）自3月1日开始施行，新证券法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实行注册制，并明确了具体细节由国务院统一部署。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修订后的证券法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20〕5号，下称《国办通知》），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自3月1日起实施注册制。 1． 债市新证券法的主要政策变化 1.1 公司债、企业债改注册制发行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由证监会或者发改委注册，由证券交易所或中债登、交易商协会负责受理、审核。《国办通知》指出：依据修订后的证券法规定，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应当依法经证监会或者国家发展改革委注册。依法由证监会负责作出注册决定的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由证监会指定的证券交易所负责受理、审核。依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作出注册决定的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定的机构负责受理、审核。其中，证监会指定的证券交易所包括上交所和深交所，发改委指定的机构包括中债登和交易商协会。 核准制全面转变为注册制。《国办通知》发布后，证监会和发改委相继发布了《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实施注册制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办发[2020]14号）和《关于企业债券发行实施注册制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财金[2020]298号），明确了公司债、企业债的公开发行全面实施注册制。 1.2 公司债券公开发行条件有所放松 新证券法和《国办通知》对公司债券公开发行条件的相关规定做了调整，总体而言有所放松。主要新增的条例包括要求发行主体“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具有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和正常的现金流量”等，主要删减的条例包括净资产规模要求、“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前一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尚未募足不得再公开发行”等。 1.3 公司债券申请上市交易条件有所调整 公司债券申请上市交易条件有所调整，赋予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债上市条件作出具体规定的权力。此次新证券法关于公司债券申请上市交易条件也有所放松，删减了“公司债券的期限为一年以上”；“公司债券实际发行额不少于人民币五千万元”；“公司申请债券上市时仍符合法定的公司债券发行条件”的申请上市条件。同时，赋予了证交所更多的自主决定权力，新证券法中关于此方面的表述：申请证券上市交易，应当符合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应当对发行人的经营年限、财务状况、最低公开发行比例和公司治理、诚信记录等提出要求。 此外，新证券法删去了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债券暂停上市交易的表述，暂停上市制度不再继续。 1.4 信息披露相关规定更加完善，扩大了信息披露义务人范围 新证券法完善了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新证券法对上市交易公司债券应予公告披露的重大事件做了细化规定，具体包括：公司股权结构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公司重大资产抵押、质押、出售、转让、报废；公司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公司新增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公司放弃债权或者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公司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公司分配股利，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被责令关闭；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公司涉嫌犯罪被依法立案调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范围扩大。根据新证券法和《国办通知》，注册制监管理念以信息披露为中心，发行人是信息披露的第一责任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发行人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发行人不予披露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可以直接申请披露。同时强调了中介机构的责任，承销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应对债券发行人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协助做好信息披露等工作，对所出具的专业报告和专业意见负责。 1.5 明确了发行人、证券服务机构的法律职责 新证券法明确了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欺诈发行等行为，以及证券服务机构及其责任人员的过错和责任认定。据新证券法，对于欺诈发行行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保荐人，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责任。为证券发行出具审计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证券服务机构和人员，在该证券承销期内和期满后六个月内，不得买卖该证券。此外，新证券法新增了如下表述：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收购人、重大资产交易方出具审计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证券服务机构和人员，自接受委托之日起至上述文件公开后五日内，不得买卖该证券。实际开展上述有关工作之日早于接受委托之日的，自实际开展上述有关工作之日起至上述文件公开后五日内，不得买卖该证券。压实了相关证券服务机构的法律职责。 2． 信用债市场会有哪些变化？ 2.1 减少发行约束，有助债市扩容 新证券法实行后，对于公司债券发行，最大改变之一就是删掉了40%约束条件和净资产规模要求。对于此，我们点评如下： 1）40%约束条件，在此之前不同部门执行标准各有不同，统一去掉有助于避免监管竞争带来的差异性。企业债属于发改委监管线条下的，公司债属于证监会线条下的，而中期票据、短融都属于银行间协会产品。此前这些公开发行债券的额度不能超过企业净资产的40%，但具体执行各部门有很大不同，比如企业债在计算该品种总发行规模上限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会用企业净资产*40%减去已公开发行的公司债、中票、短融额度。公司债发行规模上限一般只考虑扣除公开发行的企业债额度。 2）删掉了40%的约束条件，并不意味着没有了发债约束，依然有很多其他标准，比如资产负债率、募集规模限制等。 3）40%约束去掉后企业对负债结构更有决定权，审核关注点会更多放在总的负债压力上面。企业可以选择多种融资渠道，包括债券融资、银行信贷、非标融资、股权融资等，放开发债的40%约束条件，企业可以对自身负债结构更有决定权。 4）删掉净资产规模要求，有助于债市扩容，有助于质地较好的轻资产公司发债融资。当然短时间内较难看到小资产规模的公司大量进入债市，毕竟我国评级体系中对于资产规模仍然看中，小型优质企业还是难拿到较高评级，发债上会有困难或者成本降不下来。 2.2 发债流程有望加速 这一点对于企业债尤其如此。企业债规模近几年有所萎缩。发改委主管的企业债过去几年规模一直萎缩，而交易商协会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交易所的公司债规模发展迅猛，截至19年底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公司债规模分别是10.6和6.9万亿，企业债只有2.4万亿。 过去几年企业债市场萎缩，主要是发行条件限制比较严格，一个是要求发行企业债要对应项目，根据发改委企业债发行审核手册，公开发行企业债券募集的资金，必须用于核准的用途，少部分补充流动资金。当然关于企业债募集资金投向的问题，近年来已经不断放开，按照发改委3127号文补流比例全面提升至40%。 还有一个拦路虎是审核流程也比较繁琐。在主体发债申报审批流程方面，按发改委3127号文，发债时先由发债企业将相关申报资料报省发改委审核，由省发改委转报国家发改委核准，只有信用示范城市所属企业发债申请和创新品种债券发行申请，可以不经过省发改委转报。理论审核用时看，信用示范城市所属企业发债和创新品种债券发行这两类，如果债项评级在AA+级及以上，可以不超过10个工作日。但如果是一般债发行申请，债项评级达不到AA+级，审核用时理论上不超过35个工作日，如果有特定原因，可能还会延长。 注册制后发改委作为监管机构不再负责审核，只负责政策制定，两家预审机构中债登和交易商协会成为正式的审核机构。未来审核口径有可能会更加市场化导向，审核效率可能会有明显提升，具体流程和审核标准还要看后续细则的出台以及执行层面的进一步明确。 此外，注册制后取消了企业债申报省级转报，简化流程，省级发改委只对项目本身有监管责任，不再对资金端有干预。当然省级发改委现在要审核募投项目并承担责任、防范风险，企业债背后多对应项目，省发改委对项目的审批是会更严格还是会放松，也决定了企业债申报的容易度。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企业债申报在前端趋严，后端放松，而前端项目审核也会受到经济走势影响，短期经济下行压力下，项目审核整体有可能会偏宽松些。 2.3 公司债不再区分“大小公募”，公募发行吸引力增强 根据新的政策文件，所有拟在交易所上市的公开发行公募债券均由交易所受理、审核，通过后报证监会注册，大小公募不再做区分。而此前是大公募由证监会审核，小公募由交易所预审核，证监会核准。证监会的审核权下放有助于推动大小公募共同发展。 近年来公司债私募债占比有所上升，15年底的时候占比为34%，截至19年末已经达到45%。此次新证券法实行后，公开发行的门槛有所降低，主要体现在删除40%约束条件和净资产规模要求，公募公司债发行吸引力增强。 3． 评债市新证券法的实施 注册制有助于推动债市健康发展。短期内政策制定了衔接安排，3月1日前已受理的项目按现行规定完成预审核和核准，未受理的新项目虽然是按新实行的政策实行注册制，但发行债券的各项要求和细则短时间里还是会延续此前的规定。 但长期看其深远的影响会逐渐体现出来，注册制后监管机构审核权下放，审核由更加市场化的主体来操作，可以预期未来审核流程会有明显提速，执行标准也会更加市场化导向。而监管机构重心则放在制定规则、维护规则上（比如严惩违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注册制并非放松监管，新制度下对发行人、中介机构和投资者的专业水平都有很高的要求，未来还会看到更多对市场参与主体监督管理和相关制度的建设。而这些制度的搭建和完善，均有助于推动债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率先在债市大力实施，符合支持实体融资的背景。尽管新证券法表明自3月1日开始施行，企业债、公司债发行推进注册制是市场预期之内的事情，但推进速度不可谓不快。除了顺应监管方向之外，或许还有当前实体承压下，支持企业融资、缓解资金短缺的意味。 同时，去掉40%约束或有顺应非标转标的考虑，审核关注点会更多放在总的负债压力上面，企业对负债结构更有决定权。非标转标大背景下，企业可以把非标融资转为贷款融资，也可以转为债券融资等直接融资，放开发行债券的额度不能超过企业净资产的40%的约束条件，企业在债务结构上会有更灵活的选择，除此之外可能也是为了支持直接融资工具的发展，和银行信贷业务平衡。 落实到投资上，信用债或将扩容，有助于缓解配置压力。2月以来信用债利差冲高回落，当前已经重回低位，背后的推动力主要是货币政策偏松、配置力量强劲，并非信用的好转。注册制实施之后，通过债券进行融资的主体数量和金额都将有所上升，有助于缓解配置压力。 具体配置上，我们建议关注地产债机会，房企当前融资需求较强、融资政策有概率边际放松，叠加注册制实施利好，可能会有更多新券发行出来，另外考虑到房企调债务结构的需求也比较大，部分房企可能会抓住机会以较低成本的债券融资置换高成本非标融资；城投债在稳基建重要性提升后，信仰得到充值，再融资政策向好，可关注优质企业的新券及存量券投资机会，但同时我们也提示城投尾部风险，平台间分化比较明显，一是要充分考虑疫情对当地土地市场及地方财力造成的影响，二是要考虑新基建与旧基建的不同，平台也会因业务类型导致地方政府支持力度的变化。 [详情]
原标题：首批“注册制”公司债券获交易所受理 ⊙卢丹 ○编辑 朱茵 3月2日，新证券法实施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沪深交易所合计受理了5个公开发行公司债项目，首批“注册制”公司债高效、平稳落地。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为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实施注册制后首批获得上交所受理的两个公司债项目之一，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和中信证券，申报规模为不超过100亿元（含100亿元）。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深交所首批“注册制”公司债券，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主体覆盖央企、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累计申报募集资金规模217亿元，牵头主承销商分别为中信建投、兴业证券和中信证券。 从宣布公开发行公司债实施注册制，到首批“注册制”公司债券获得受理，仅用了一个工作日的时间。高效的背后，是证监会、交易所5年来持续推进公司债改革所奠定的坚实基础。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在证监会的领导，以及交易所一直以来‘准注册制’的执行下，已具备较为成熟的实践和制度基础，所以公司债由‘准注册制’过渡到‘注册制’也非常平稳。”海通证券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 5年来，在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下，上交所秉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遵循债券市场特点和发展规律，切实贯彻注册制理念开展公司债审核工作，着力提升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实现了公司债发行规模稳步增长、发行人融资成本不断下降以及助力民营企业融资取得积极进展等成效。 首批“注册制”公司债券快速获得受理，体现出注册制下交易所审核工作的高效，而与注册制相伴而生的另外一个特点便是透明。 上交所表示，将进一步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发行上市审核制度。通过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审核反馈，督促发行人充分披露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尤其是对公司经营或者偿债能力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增强审核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上交所还将进一步完善审核政策、要点和流程。以降低发行人沟通和信息披露成本为宗旨，不断更新完善审核规则、标准和审核流程，并提高审核标准发布频次、丰富发布形式、提升发布质量，确保审核工作公开透明，审核流程高效便捷。此外，上交所将严格落实申报即纳入监管，继续压严压实发行人和证券服务机构责任，督促证券服务机构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和核查把关责任，切实发挥“看门人”的作用。 中金公司债券业务团队有关人士表示，新证券法实施后所推行的公司债注册制发行，是更为市场化的发行方式，在充分披露对投资者“实质有效”信息的基础上，投资者是否认可发行人公司债券产品成为债券发行成功与否的关键。这一方式符合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要求，有利于推动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是公司债券市场驶入新时代的重要推手，公司债券市场有望迎来新一轮的改革红利。[详情]
3月1日，中国证监会、沪深交易所分别发布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实施注册制有关事项的通知，标志着作为新证券法“注册制新政”落地的第一个品种——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实行注册制启动。2日，中煤能源、华侨城等首批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分别获沪深交易所受理，公司债券注册制发行落地。 专业人士表示，本轮证券法修订的核心是全面推进公开发行证券的注册制改革。此前，公司债券“准注册制”发行的市场化改革自2015年起步，交易所按照注册制理念开展公司债审核，取得显著成绩，为全面推行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实施注册制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和实践基础。 “准注册制”成果丰硕 2015年以来，证监会对公司债券发行制度进行了市场化改革。2015年1月，证监会推出《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取消了公司债券保荐制度和发审委制度，发行主体由上市公司拓展至非政府融资平台的公司制法人，正式引入非公开发行方式等。 随即，沪深交易所根据证监会简化核准程序安排，按照注册制理念开展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上市预审核工作，建立了由证券交易所上市预审核、证监会采用简易核准程序的发行监管制度，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健全了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信息披露制度和投资者保护制度，公司债券发行审核效率和透明度有所提高，市场成本下降。海通证券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上述改革非常贴近注册制，可称之为“准注册制”。 “准注册制”实施五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公司债券发行规模持续攀升，创新产品序列不断丰富，预审核机制平稳高效运行，公司债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大幅提升。 据中金公司提供的数据，从发行数量和融资规模来看，2015年至2019年期间共发行8328只公司债券，为2007年第一只公司债券至2014年末公司债券发行总数的6倍以上；发行规模91182.27亿元，为2007年至2014年发行规模的10倍以上，极大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上交所相继推出绿色、扶贫、住房租赁等服务国家战略的创新产品，以及可续期债券、可交换债、双创可转债等股债结合产品，公司债券市场落实国家战略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著提升，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取得积极成效。 交易所负责审核 本次证券法关于公司债券发行条件、发行机制等方面的修订，是在2015年《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基础上的深化改革，进一步简化了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优化了公司债券发行机制。 上交所人士分析，本次证券法对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制度的修订，充分考虑了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差异性，体现了债券市场的特点与规律。主要修订内容包括：一是将核准制改为注册制。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由证券交易所负责发行上市审核，由证监会进行发行注册。二是对公司债券公开发行条件作出调整。 新增“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的条件，删除了“最低公司净资产”“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等条件。三是对公司债券申请上市交易条件作出调整，授权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债券上市条件作出具体规定。四是完善了持续信息披露要求，扩大信息披露义务人范围。五是压实发行人、证券服务机构的法律职责。明确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在欺诈发行等行为、证券服务机构及其责任人员在应尽未尽职责等方面的过错推定、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 为平稳有序推进公司债券的发行上市审核工作，沪深交易所于3月1日分别发布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实施注册制相关业务安排的通知。上交所通知明确，上交所发行上市审核重点关注《证券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修订后的证券法有关工作的通知》规定的发行条件、上交所规定的上市条件及证监会和上交所有关信息披露要求，督促发行人完善信息披露内容，明确了发行上市申请文件、募集说明书内容与格式、审核流程以及市场各方的主体责任。深交所的通知同样向市场各方明确了注册制下的审核标准、审核程序和各主体责任等。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注册制发行是更为市场化的发行方式，是服务和效率的提高，但绝不是监管标准、监管要求的降低。注册制遵循市场化和法治化原则，宽进严管，更注重对发行人、证券服务机构的事中事后监管。上交所表示，公司债券实施注册制后，上交所将继续优化发行上市审核工作。 一是进一步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发行上市审核制度。通过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审核反馈，督促发行人充分披露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尤其是对公司经营或者偿债能力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增强审核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二是进一步完善审核政策、要点和流程。以降低发行人沟通和信息披露成本为宗旨，不断更新完善审核规则、标准和审核流程，并提高审核标准发布频次、丰富发布形式、提升发布质量，确保审核工作公开透明，审核流程高效便捷。三是严格落实申报即纳入监管。继续压严压实发行人和证券服务机构责任，督促证券服务机构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和核查把关责任，切实发挥“看门人”作用。四是强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加强投资者教育，培养投资者风险自担的投资意识，建立健全市场主体自主决策、自担风险、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治理约束机制。 中金公司表示，新证券法的颁布施行和注册制发行的推行，对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具有重大和深远意义，我国债券市场将沿着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之路，更为高效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详情]
证券时报记者 张婷婷 3月2日，即公司债、企业债券公开发行全面施行注册制后的首个工作日，中信建投证券和中信证券联合担任主承销商的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上交所同意受理，成为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实施注册制后首单获得交易所受理的公司债项目，拟募资规模不超过100亿元。 据记者统计，这天，两大交易所受理的注册制公司债至少有5单，累计募资金额不超过322亿元，除了中信建投证券担任两单主承销商外，兴业证券、中信证券、大同证券分别担任相关债券的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任两债主承销 在上交所受理首单注册制公司债申报的同日，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深交所受理，为深交所首单注册制下的公司债申报，拟发行金额20亿元，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证券法》修订案自2019年末通过以来，公司就在主动学习注册制定位导向，公司会坚持“让最好的企业成为我们的客户，让我们的客户成为更好的企业”的业务理念，未来将持续以客户为中心、全方位为企业提供更为优质的专业服务。 3月1日，在新《证券法》实施的首日，证监会发布通知表示公司债券公开发行实行注册制。同时，还对公司债公开发行条件做出调整，比如新增“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的条件，删除了“最低公司净资产”、“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等条件；并且，还对公司债券申请上市交易条件作出调整，删除了“公司债券的期限为一年以上”等条件，授权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债券上市条件作出具体规定。券业人士普遍认为发行条件较此前进一步“宽松”。 记者了解到，上述券商在筹备这两单债券发行上市的过程中，已经按照新《证券法》相关规定，比如将面向“合格投资者”变为“专业投资者”。不过，在公司债发行条件中，这些债券都满足公司债原有发行条件。 两交易所受理5单债 据记者统计，3月2日，两大交易所首批注册制公司债至少有5单，累计募资金额不超过322亿元。除了上述两个“首单”之外，由兴业证券担任主承销商、中信证券等6家券商联合承销的华侨城集团195亿元公司债券获深交所受理；由中信证券担任主承销商的蓝帆医疗2亿元公司债券获深交所受理；由大同证券担任主承销商的欣捷投资控股集团5亿元公司债券发行获上交所受理。 梳理发现，这5单公司债中，中信证券参与3家公司债的发行。中信证券相关负责人表示，2019年，中信证券境内债券承销规模超万亿，市场份额、承销家数均排名同业第一，《证券法》的修订以及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实施注册制，为中信证券在新阶段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新的契机，中信证券将根据相关规定，完善内部管理和风控制度，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和核查把关责任，切实发挥债券市场“看门人”的作用。 中信建投证券和中信证券在债券发行注册制首日表现较为抢眼，而就2019年主承销公司债规模来看，中信建投证券和中信证券同样位居前二。其中中信建投证券以3381.12亿元的承销规模，独占13.26%的市场份额；中信证券以2019.60亿元的承销规模，排名行业第二，占7.92%的市场份额。 光大证券研报认为，债券发行注册制改革放松了发行条件，无疑会刺激企业债券、公开公司债券的发行，未来预计这两类债券的净供给将会上升。这一改革也是“宽信用”政策的延续，从融资端刺激信用扩张，有效改善债券融资过度萎缩的困境，同时增加融资供给亦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未来随着信用债发行的增多，一定程度上也能改善实体经济融资环境。 预计品种、供给量双升 自3月1日起，公司债公开发行将此前延续五年的“交易所上市预审核、证监会核准”的发行监管制度，优化为“交易所负责受理、审核，报证监会发行注册”的程序，同时对上述发行条件进行了增减。 一家券商债券发行负责人认为，公开发行公司债，原来大公募公司债由证监会审核，小公募公司债由交易所预审核，证监会核准。现在取消大小公募之分，统一由交易所审核，在证监会注册，证监会的审核权下放。 中信证券分析师明明表示，边际上看，发行债券的准入门槛低，债券发行量有望增加。后续观察具体政策落地情况对发行人再融资情况和债券市场供给的影响。在此之前，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多为中长期品种，期限长于一年。目前一般公司债存量票面总额3.91万亿元，票面总额占比8.82%。此次放开后，公司债品种有望丰富，供给量有望提升。 他还进一步表示，本次新规在强调市场化运作的同时，也强调中介要尽职履责，扩容不代表放任风险，此举有益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防范金融风险，促进我国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详情]
证券时报记者 杨卓卿 债券市场全面开启注册制。 3月1日，发改委发布通知明确，企业债券发行全面施行注册制，并明确企业债券发行条件，包括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企业债券一年的利息等。 同日，证监会也发布通知明确，公司债券公开发行实行注册制，由证券交易所负责受理、审核。上交所和深交所也发布通知，明确实施注册制相关业务安排。 毫无疑问，债市全面实施注册制可以简化发行流程、提高发行效率，有利于扩大企业债券的融资，未来整个债券市场的上行空间有望增大。那么，这对于以非标融资为重头业务的信托公司又将带来哪些影响呢？ 对信托影响有限 沪上一位资深信托从业者对记者表示：“从当前的社会融资结构来看，债券占比还是比较低，扣除政府性及政策性债券，通过债券获得融资的企业仍是少数，多数企业还是通过银行贷款。债券发行从核准制度改为注册制，显然已落后于股票发行制度改革，是一种政策倒逼。” 上述人士分析称，对于企业来说，债券融资途径通畅、便捷了些，可能会减少对融资类信托需求。但对信托工具需求可能并不会减少，这里面有几个因素：第一，企业整体债务率已经达到一个高位，加杠杆的主体更多是政府，企业加杠杆面临宏观约束和微观制约；第二，存量债务结构调整，“非标转标”，企业对融资类信托需求会减少；第三，信托作为一种灵活的资源整合金融产品，具备丰富的想象力，不仅可以为企业家解决一般融资问题，还能提供降低负债率、盘活存量资产、财富传承、员工持股、企业年金等服务。 资深信托研究员袁吉伟分析，“短期看，我觉得影响不大，非标的对象很多是中小企业、民企等企业，受到债券市场资金偏好等因素制约，这部分融资主体短期仍很难进入债券市场。长期看，债券市场融资功能增强，市场准入更加便利，有利于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分流部分非标客户。不过，非标融资的多元功能以及架构设置灵活性还是债券融资所无法取代的，更多需要看企业融资目的来选择融资渠道。” 博人金融创始人宋光辉认为，这些年里，能够发债的优质客户已经出现较强的“金融脱媒”势头，未来将会愈演愈烈。所以债市开启注册制将使银行业务受到冲击，而对信托公司影响相对较小。“因为信托业务本身就是在银行的信贷业务和证券的债券业务的狭缝中发展起来的。信托当前的业务，属于利基市场。在国外的金融产品里，和国内信托业务最为相近或是竞争最强的业务是CDO。CDO的客户都是投资级以下的客户。这些客户通常不能够直接发行信用债券，需要金融机构更深入的治理，比如说地产项目融资中对于抵押品的监管、对于资金用途的监管。而信托机构当前的地产业务中，就提供了这类治理。这和证券公司承销地产公司信用债券的模式完全不同。”他说。 信托发力债券业务 根据Wind资讯统计，截至2020年2月末，中国98.95万亿元债券中，企业债2.31万亿元，占比2.33%；公司债7.16万亿元，占比7.23%；其中一般公司债3.91万亿元，私募债为3.24万亿元。 注册制的开启，对债市影响深远。业内人士认为，债市全面实施注册制可以简化发行流程、提高发行效率，有利于扩大企业债券的融资，未来整个债券市场的上行空间有望增大。 在此之前，由于资管新规对非标产品形成较大约束，以“债券”为代表的“标品”逐步受到信托公司的重视，以此提高标准化业务水平，推动机构转型升级。 据了解，除了参与债券二级市场投资，资产证券化、债券承销等也是信托公司目前开拓债券业务的主要方式。 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最新数据，截至2019年3季度末，投向证券市场的信托资金余额为2万亿元，其中有高达1.3万亿元投向债券市场。 以资产证券化业务为例，信托公司的主要参与方式主要包括担任受托人和特殊目的机构（SPV/SPT）、形成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底层信托受益权资产（信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担任受托人/发行人参与资产支持票据业务。2019年以来，由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的资产支持票据（ABN，Asset-Backed Medium-term Notes）增长迅速，在该领域，华能信托、五矿信托、平安信托等公司表现相对突出。[详情]
原标题：企业债公司债进入注册制时代 信用债开启新一轮增长期 中国信用债市场已进入新时代。 3月1日，新《证券法》正式生效，国家发改委、证监会同时发文称，企业债、公司债将实行注册制。两部委的发行新规，均延续了新《证券法》的要求，债券发行取消了“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40%”的规定。 企业债、公司债是构成信用债的重要主体。记者根据Wind统计，截至2月末非金融企业发行的信用债（企业债、公司债、短融、中票、PPN）存量余额20.65万亿，其中企业债2.3万亿，公司债7.1万亿。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解到，本次发行机制改革将使发债效率提升，缩短发债周期。另一方面，将助推信用债市场开启新一轮的增长期，其中企业债发行规模可能回升更大，一定程度上助力宽信用、稳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改革后发改委监管的企业债、证监会监管的公司债与交易商协会（央行）监管的中票、短融、PPN的发行机制趋同，债市的统一监管再进一步。 “（企业债、公司债）注册制的推出标志着债券市场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技术副总监张伊君表示，“不同券种注册标准逐步趋同，和债券市场统一执法机制的落地，将共同推动债券市场的统一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市场亦反馈迅速。3月2日，由中信证券主承销的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注册材料已成功提交上交所并获受理，成为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迎来注册制后首单获受理的公司债券项目。同日，中债登亦开展企业债券受理工作。 信用债发行规模将上升 近年来信用债市场的格局已悄然生变。交易商协会监管的中票、短融、PPN年发行规模一直维持在5万亿左右；证监会监管的公司债2015年异军突起，当年发行规模增至2.7万亿，此后回落至年发行规模1-2万亿之间；发改委监管的企业债年发行规模从2016年的6000亿下降至2019年的3000亿左右。 “企业债实行核准制，发行效率相对较低，对项目的要求又高，这几年已不是券商的主要着力点，因此2015年来发改委企业债发行规模日趋萎缩。”北京某中型券商投行部人士表示。 3月1日，国家发改委、证监会同时发文通知，将企业债、公开发行的公司债改为注册制。上交所、深交所亦下发相关通知，明确相关事项。如深交所明确，注册制实施后，不再区分“大小公募”债券，所有拟在深交所上市的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均由深交所受理、审核，审核通过后报送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同时，还明确公司债不再执行暂停上市制度。 随着此次注册制改革的实施，公司债、企业债发行制度的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升。比如债券发行效率将大幅提升，发债周期将明显缩短。市场人士预计，实行核准制之时，企业债券发行一般需要2个月到6个月不等的时间，个别可能会更长。但推行注册制之后，所用时间可能压缩至2周到2个月。 前述券商投行人士称，几类券种中企业债审核流程较为繁琐，因此之前一部分准备发企业债的企业会选择发公司债或者中票，但本次注册制改革后中间环节减少、效率提升，企业债的发行规模有望明显增加。 中金证券固收分析师王海波表示，虽然此次企业债和公司债同时实施注册制，但企业债的改革力度相对更大，取消省级发改委转报环节之后，申报环节也大大缩短，短期内企业债发行有望扩容。由于企业债发行人绝大多数是城投，整体有利于城投的再融资。 一些细节也值得关注。2014年版的《证券法》规定，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应当符合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40%等条件，但新修订的《证券法》删除了这一规定。本次发改委企业债、证监会公司债的发行新规，均延续了新证券法的发行条件，取消了这一规定。 “为了符合这一规定，之前发债各种腾挪。比如交易所的额度认定包含公募公司债和企业债，但不考虑私募公司债和协会品种。因此有时为了不突破交易所认定的40%比例，就会发中票去规避。”前述券商投行人士称，“现在这条取消之后，发行额度不再受到限制。” 广发证券测算称，目前累计债券余额/净资产大于35%的主体有48家。删除主体评级为A+及AA-的公司后，还剩31家。这些主体有望在短期内受益，拉长时间来看，受益主体将不断增加。 一些市场人士也担心，一些低评级（AA以下）主体仍难以发债。张伊君称，如注册条件进一步放宽信用等级限制，那么信用结构性分层将常态化。换言之，更多不同类型的企业有望通过债券市场直接融资，债券定价将更趋于市场化，高收益债市场也将加速形成。 “这一改革也是‘宽信用’政策的延续，从融资端刺激信用扩张，有效改善债券融资过度萎缩的困境。”光大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张旭称，“同时增加融资供给亦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未来随着信用债发行的增多，一定程度上也能改善实体经济融资环境。” 债市统一监管再进一步 在此之前，交易商协会（央行）监管的中票、短融、PPN等债务融资工具已实行注册制，企业债、公司债实行注册制改革后，三者的发行机制趋同，债市统一监管再进一步。 长期以来，中国债市存在市场分割的局面，业内称之为“九龙治水”。市场分为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不同的债券品种则由人民银行、发改委、证监会等多个部委分别监管，不同的监管模式也产生了差异化的业务标准，增加了金融机构之间竞争的不公平，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监管套利。 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债券监管部门的协调监管工作开始变得更加有效。2018年8月，国务院金融委召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专题会议，首度提出“建立统一管理和协调发展的债券市场”。两年来，随着债券信用评级行业互联互通、债券市场统一执法等措施的推出，债券市场统一监管已经形成大致框架。 对于本次注册制改革，张伊君认为，不同券种注册标准逐步趋同，和债券市场统一执法机制的落地，将共同推动债券市场的统一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张伊君表示，债券注册制加速推动多层次信用债市场的成型。在信用分层常态化下，不同层级的发行人如何进行分类注册，如何针对各自的信用风险特征探索交易机制的完善，尤其是违约债券交易机制的完善，还将是监管机构和市场参与各方的共同任务。 [详情]
原标题：首批适用“注册制”公司债获交易所受理 制度变革将大幅提升直接融资比重 证券日报本报见习记者 吴晓璐 3月2日，新证券法实施后的首个交易日，中煤能源公开发行公司、欣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券发行获上交所同意受理，同时，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深交所同意受理，成为公司债券实施注册制后，首批获得交易所受理的公司债项目。 2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实施修订后的证券法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落实好公司债券公开发行注册制要求。3月1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实施注册制有关事项的通知》（简称《通知》），明确自3月1日起公司债券公开发行实行注册制。 据悉，自2015年证监会对公司债券发行制度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以后，公司债发行程序已经比较接近注册制。上交所表示，新证券法对公司债券的主要修订内容包括六点，一是将核准制改为注册制；二是对公司债券公开发行条件作出调整；三是对公司债券申请上市交易条件作出调整；四是完善了持续信息披露要求；五是压实发行人、证券服务机构的法律职责。 招商证券首席债券分析师尹睿哲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债由核准制改成注册制，发债条件边际有所放松。具体来看，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公司债券公开发行条件中，删除了“最低公司净资产”“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40%”等条件；二是公司债券申请上市交易条件中，删除了“公司债券的期限为一年以上”。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理论上标准化融资成本会更低一点，有助于其拓展融资渠道，改善信用环境。对于市场来说，也符合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方向。”尹睿哲表示。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注册制实施后，公司债的审核程序更加简便透明，有助于发行规模进一步提升，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较强的积极意义。“对实体经济来说，注册制也有利于企业化解融资约束，无论是疫情期间防范金融风险，还是后续助力稳增长，都有积极作用。” “公司债准入门槛降低后，超短期限公司债券变为可能，品种进一步丰富；其次，实施注册制，也将加速债券发行进程。”财达证券总经理助理、地方政府投融资研究中心主任胡恒松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预计债券发行量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信用债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 同花顺iFinD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2日，沪深交易所共发行375只公司债，同比增长86.57%，合计发行规模为3657.86亿元，同比增长69.1%。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债券实施注册制，除了扩大公司债的发行规模，也将降低优质企业的融资成本，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对于公司债的发行利率，李奇霖表示，要取决于债券市场的整体表现。“当债券市场处于牛市的时候，供给压力不会是大问题。当前机构普遍存在一定的配置压力，信用利差压缩至历史低位，发行利率预计不会受到供给扩容的影响。” 胡恒松表示，注册制带来的制度变革将增强资本市场的服务能力，更大的发挥优势，改善融资环境，预计未来直接融资的比重将会大幅提升，达到更加及时、有效地为实体经济输血效果。 公司债的发行门槛降低，但是对发行人的信披要求更高，交易所对发行过程的监管更严，“申报即纳入监管”。 刘哲表示，未来债券市场的监管重心，将从以准入审核为基础的时点监管，进入到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过程监管，更加强化发行人以及中介服务机构的责任，加大违规违法的处罚力度，推动债券市场健康发展。[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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