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我军旅生涯的急救包 | 上海解放75周年特别报道

陆伟群

口述｜陆伟群  整理｜宓正明

1993年，我从上海嘉定区安亭医院放射科的工作岗位上离休了。从1947年开始，伴随我整个军旅生涯的那个医用急救包也被我捐赠给嘉定区博物馆了。如今，我不禁思绪万千，回忆起那难忘的岁月。

提起我的少年时代，是十分辛酸的。我是上海人，出生于1933年7月。七岁丧父，家中一贫如洗，母亲无奈，卖儿葬夫，以50块大洋把我卖给上海一家开当铺的翁家做养子，翁家仅有一个女儿。到了翁家，我便得以在佛教协会主办的新蒙小学免费就读。小学毕业时，翁家又先后生了两个儿子，便开始虐待我。我不堪忍受，便逃离了翁家，流落在街头做小贩。

1947年我15岁那年，国民党青年军的上海兵站招兵，为了果腹，我只得报名从军，因我读过几年书，便当了一名卫生兵。先是调防台湾，后又回到北平香山。此时正逢平津战役期间，我不愿替国民党打内战，也不愿送死。在1948年8月的一个黄昏，我背着那个医用急救包，悄悄地溜出国民党的部队。人生地不熟的，我也不知自己糊里糊涂地走了多久。晚上，我竟然来到解放军四野的部队，事后才知道这是48军143师429团的卫生队。团卫生队指导员郭玉璞、队长任秀川见我是个娃娃兵，背着医用急救包，便收留了我，还让我留下那个急救包，我从此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参战的头一仗便是解放隆化的战斗。当时我在三营，在消灭隆化中学敌人火力点时，二营的董存瑞同志高举炸药包英勇献身，那气壮山河的事迹使我的心灵深受震撼。

1950年4月5日我随四野部队南下，行军七天七夜，部队抵达江西赣州。作为卫生队的一名卫生员，每逢战斗打响，往往要下到连队去执行救护任务。那次正逢一起南下的兄弟连队因误食了桐油所炒的菜，出现战士边行军边拉肚子的非战斗减员的状况。那位连长便到九连来问我怎么办。我说，只能用土办法了。到肉店买一点猪骨头将它烧成炭，然后到中药店用碾子把它碾成细粉，分发给腹泻的战士每人一勺，连服两次，果然奏效了。这一剂药在中药方里称之为“骨碳末”。

在赣州，部队剿匪的战绩十分骄人。我亲身经历的是活捉赣州的惯匪匪首李楚瀛。当时有人举报，说一位老乡每天提着一个瓦罐，为山里某人送饭。我们便定点守候，及时拦截住送饭的老乡。经过询问，老乡说出了实情。原来，有人躲在深山中的一个洞穴里，有枪械，并答应给送饭的人20块大洋。我们立即向老乡申明，那个躲藏者很可能就是土匪，便向老乡宣传党的剿匪政策，并答应解放军也可以给他一些报酬。老乡领着我们走向山洞，终于一举抓获了如丧家之犬的匪首李楚瀛。

1950年，我们部队作为炮兵21师205团在辽宁阜新受训，装备了苏联援助的“喀秋莎”火箭炮十余门。当地老乡见了很是好奇，便问我们是什么部队，为了保密，我们就回答：是架桥部队。接着，我们就过了鸭绿江，来到了朝鲜。在行军途中，有一次敌机来袭，我和九连连部通信员赵鹏如当即一起趴在路边的一个水沟里。只见敌机一梭子机关枪弹打下来，打中了赵鹏如的下体，他光荣地牺牲了，我与他可是近在咫尺啊！赵鹏如同志新婚三个月便入伍了，每当想起他的牺牲，总是让我泪目，我想，自己只是个战争的幸存者而已。我们在朝鲜西线沙里院建立了炮兵阵地，我部还参加过上甘岭战役。在我们205团，战斗英雄杨思南一根扁担抓获了8个美军士兵的故事也十分脍炙人口。停战协定签订之后，1954年底我部悄然从新义州出发乘火车回到阜新。1955年我因双膝盖患疾住院，正逢部队命令伤病员复员转业，我便复员回上海，先被分配至市卫生局，随后到市结核病防治所放射科工作。

我从未接触过X光技术，但是，只要意志坚，“铁杆磨成针”。于是，我从头学起，还考出了X光技术资格证书，当上了X 光技师。离休之后，我也不断地学习，在市老干部大学里我学习英语，还学习摄影的图像处理技术。（本文由上海市委老干部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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