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条路 | 一个中国人对日本地震应持何种态度？|日本_新浪财经

“中国立国，以敦厚为主，数千年之精神涵养所入甚深，故对外则讲平和，对内则尚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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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1日，日本能登半岛发生地震，至6日，126人遇难。这是自2016年熊本地震以来，该国地震死亡人数首次超过100。

地震次日，海南卫视主持人肖程皓在抖音说这是“报应来了？”，抖音用户为此点赞数万，随后，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宣布这是“在个人自媒体账号上发布不当言论”，将肖程皓停职。

本来，这件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不会允许“地震报应说”登堂入室，否则，我们如何解释我们本国仍然处于甘肃地震救灾过程之中？更不用说，我们经历过汶川大地震。

连“天谴论”的大推手，在2023年8月25日日本远海地震时说“这时骂一句日本‘遭天谴’，不过分”的前总编胡XJ，也在肖程皓被停职后说：“他受到处罚是应该的……有公职身份的人、特别是公众人物，就不能那样做……”

但是，事情似乎才刚刚开始。在肖程皓被停职之后，他的抖音号开始“暴力涨粉”，迅速在1月5日突破了700万人。抖音平台将肖程皓推为热点，抖音用户们将肖程皓捧为“英雄”，他们在各个留言区谴责海南卫视，冲进肖程皓抖音商品橱窗买东西。今天是1月6日，刚刚再看，肖的抖音粉丝又增长了一百多万，来到832.8万人。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并未成功“引导舆论”，遭到了反噬。

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面对日本地震，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才是最恰当的？这个问题，事关一个人的格调，也能显露一个人的底色。

有四种选择，而且，在1923年的中国，大家已经认真地争论过一次，选择过一次。

1923年，中日关系正处于激烈的对立状态。远的什么八国联军、甲午战争这些重创且不说，这一年，日本政府拒绝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归还业已到期的旅顺、大连，已经是公开耍流氓了；6月1日，日本水兵还在湖南长沙枪击市民，造成“六一惨案”，2死数十伤，这就更是与土匪无异。当时，各界奔走呼号，对日进行“经济绝交”。

到了9月1日，日本关东突发大地震，死亡99331人，失踪43467人。尤其是东京地区，死亡7万余人，遇难则大多是被烧死。东京城内85%、横滨96%的建筑物不复存在。

消息传来，彼时彼刻，中国人持什么态度呢？

确实，有那么一些人，持与肖程皓、胡锡进类似的“天谴”“报应”论。

比如，9月6日《新闻报》发表《吊东京火灾文》：“东京一炬，几成焦土。呜呼，烧东京者，地震也，非火也。起火者，电也，亦天意也。”

比如，当年出版的《日本大震灾实记》中，曾赴日调查灾情的中华学艺社代表林骙就在序言里这样写道：

日灾的结果，日本人均说是“天罚”。即我不信天、不信神，素无迷信的人，走到灾地一看，亦觉如此。……就是没有迷信的人，到这个时候，也不能不信起孔夫子所说的那个天命，而视出什么天罚来了！我呢？我虽然是科学之徒，也不能不说是“宇宙的索债”。

一篇“仿热昏调”写成的《东京火灾》也登上了《苏州晨报》:

吃饱饭来无事情，还是唱唱看报景。

新闻报里看分明，看见一庄大灾情。

就是日本格东京，外加还有是横滨。

诸君听见吃一惊，就是地震大火情。

从古未有如此情，死脱格人弄弗清。

人家烧脱数弗尽，就勒九月二日浪，

上午前头六点零。

地震炸开顶吃紧，火山喷火喷得紧。

人家烧得痛伤心，四十万家有挂零。

单说电气厂里人，二人有格六百零。

富士纺织二厂人，亦有二千挂点另。

诸君听见吃一惊，阿伤心来弗伤心。

照我区区想一想，本常矮奴狠劲劲。

要想中原来吞进，天上看看气不平。

此次一次大灾情，拨里一点小灵星。

但是，当时中国的主流，是另一种态度：悲悯与同情。

关东大地震的次日，9月2日，来自《申报》《时报》《民国日报》等中国最早的一批报道是这样的：《日本东京地震大火之惨状》《空前悲惨之日本大地震》《愈形凄惨之东邻灾讯》《日本空前之浩劫》《可骇之日本天灾》……这里面的措辞，多是惊骇、悲悯、同情：“至惨之巨灾”“惨不忍闻”“人类之至悲”……

《民国日报》迅速刊登了一首诗：

《日本大地震》

黑烟满塞大空，

红焰紧幕天宇……

一片惨景。

我捧着一张新闻

只看见，

爆裂、淹没、惨极、剧烈、全毁、全没等字样,

只看见，

空前、未见、浮尸、难民、践踏、死伤等字眼。

只看见，

万、兆、千、亿、无数、无数、全死等字样。

我急等着看，

捧着报纸却只是眩然。

我不能驾起飞机去慰问，

我只得在黄海岸上和他们同声叫天。

我不为伟大的建筑物悲伤,

我不为绝世的珠宝怜惜，

我不为东方的文化中心地哀恸，

我只为无数万冤魂嚎啕，

参天的黑烟红焰中，

咆哮着多多少生灵，

一片瓦砾焦土上，

腐碎了多多少父母妻子，

……

各地的小曲，也有很多创作，基本都是同情。

最早的评论中，《申报》说：“凡属人类，皆当闻而同悲。”第二拨是社论《吾国民对于日本大劫之态度》，进一步说：“视人之难，若已之难。”“天胡不吊，降此鞠凶，凡在人群，孰不洒其一掬同情之热泪。”

《民国日报》说，同情日本震灾“是因为人类本有好善心理”。《中华新报》发表的《沪人救济日灾之热心》说：“中国立国，以敦厚为主，数千年之精神涵养所入甚深，故对外则讲平和，对内则尚仁政。”中国人“依然牢守数千年来之遗调，而成为天性。即此次沪人全体对于日本巨灾之恳切同情，固人类当然之事，尤为吾民必然之事也”。

这些态度，与当时的北京政府的态度一致。地震次日，当时的外交部就派人前往慰问，致电日本政府“表我政府及国民之哀情”。

其实当时的北京政府自己也比较尴尬，总统黎元洪下台后，政局正处于飘摇之中，直系军阀控制的政府，既无总统，也无总理，由内务总长高凌蔚等几位总长组成“摄政内阁”摄行总统职权，但依然在财政困窘之下筹银20万两（一元可买20公斤大米）政府捐款和大量药品食物汇交日本政府，发布《大总统令》，确认官方态度——同情：

《大总统令》

日本东京市及横滨各地，于日前午后突起地震。市廛多被延烧，人民惨罹浩劫，奇灾巨变，亘古未闻，曷胜惊愕。著派驻日本代办代表政府即日亲诣日本外务省慰问，深致惋惜之忱。

这种态度是一种恻隐恤邻、不忍坐视的人道主义。

不仅如此，当时处于对立状态的孙中山和各地督军，也纷纷表示同情与慰问，态度一致，在本国处于水灾、旱灾、战争的困难状态下，积极带头捐款捐物，组织赈济日本灾民。

这就与第三种态度有关：“大国民”。当时的《努力周报》以《“大国民”的外交》为之总结：

常常听见国人说如何才是“大国民”的态度，现在我们要在对于遭受惨劫后的日本的态度等问题上，寻求这句话的例证。这一次天灾地变，使日本遭空前未曾有的惨劫，在我们自诩为“大国民”的中国人，自不忍隔岸观火，自不应在这种人间惨劫中，想到以前民族间的仇恨。

……从今以后，恐怕要改变从前排日仇日的态度。我们不欢迎从前的日本打出帝国主义的旗子来替我们东方的鱼肉民族，张一张威风，亦能在我们身上与欧美的帝国主义者机会均平的分一杯羹。我们却欢迎这一位不能再打帝国主义的旗子的日本，投入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里，作一个先驱。

当时的中国各界，赈济日本的行为很是积极，三百六十行，几乎每个行业，都拿出了切实的救助日本灾民的举措。尤其是上海，几十个社会组织迅速联合成立了“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募集了大量的款物。包括刚刚经历了“六一惨案”的湖南，也积极捐赠。当时的报纸，甚至劝大家节省纸烟、打醮，用来救济日本。

这些积极行动的国人希望中日关系改善，同时认为，不能将中日之间的恩怨与人道救灾混为一谈，否则，有失“大国民”的风范。如《新闻报》所评论的：“外交为一问题，救灾为又一问题。盖本诸人类之同情，固有不容坐视者，不若是，且失其大国民之态度矣。”

9月13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说：“中国人会出此热心来救日人的灾难，是日人梦想不到之事。”日本随后还派出“国民表谢团”来中国答谢。

正是因为当时各界对关东大地震的充分讨论和积极行动，使得这个问题得到了进一步延展，于是，出现了第四种态度：呐喊。

《申报》说:“中华民国的国民啊，我们且慢悲悼日本人，要知我们中国也正有地震和大火灾啊！请看北京的政变和地震有什么两样，各地的兵乱，简直和大火灾相同。我瞧日本经了这一劫，还不难恢复，我们的地震和大火灾怕要永远继续下去，万劫不复咧。”

《时报》说：“或问日本此次之灾，无论何人，莫不同声悲悼，倾囊助之。而我国连年以来，内地人民所受兵匪之祸，其惨酷较诸日本人民，殆有过之无不及，何以不闻有人怜而拯之乎。”

《新闻报》说：“日本有火海，中国也未尝没有火海。日本的火海在横滨，中国的火海便在上海。……不但上海是无形的火海，试看全中国，又何处不是无形的火海。有了军阀的专横，有了政客的捣乱，有了社会上种种恶劣分子的诪张为幻，凡是良好的人民，差不多一个个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水深火热，岂非就是现成的火海呢？”

有形的火海是天灾，无形的火海是人祸。日本的天灾有人怜悯，举世同悲，中国的人祸损失更大，持续时间更漫长，却没有人体恤。天作孽与自作孽，其中的区别，令人感叹，也令人奋起。

于是，《努力周报》以《中国的大地震》一文，直指中华民国政府当局：

若有人不信我说中国的地震比日 (本)的大，请大家拿两国的损失比较一比较:

(一) 时间:日本地震六天，中国地震十几年

(二) 灾区:日本本部二万方英里。中国除了香港、上海、旅顺大连几个割让给外国人作殖民地租界的“口岸”以外，全国版图二十二省，蒙古、青海、西藏一一都是灾区。

(三) 灾民:日本被灾的人民不过一千五百万，中国至少在三万九千万人以上。

(四)人口的损失:日本约一百六十万人，中国至少在一千六百万人以上。

(五)财产的损失:日本约二百万万元以上，中国至少在二万万万元以上。

(六)家屋的损失:日本约一百万户，中国至少几千万户。

“日本几个小小的几十年事业的中心点，所受的小损失，大家都注意；中国这几千年的东亚文化中心点，反而不足惜了。日本由中国传去的几件古物，火烧了，大家深以为可惜；中国历代相授受几千年传国的历史至宝，一任五大民族中的一个受优待的乳臭平民的家仆摧烧了，反而无人过问。东京人并没有受饥寒，你们赶快的送衣食去救济；北京人受冻饿每年死了许多，你们反而熟视无睹”。

“孙慕老、汪伯老、熊秉老、王幼珊先生、徐幼铮先生你们的救灾固然是义举，但是能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好。段祺瑞将军、曹锟将军、吴佩孚将军、张作霖将军，你们捐赈地震，未免太客气了。你们少造作几次地震，世界已经感激不尽了。”

如此一来，我们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当时国人思考的犀利程度了：日本关东大地震死伤很大，但相比当时中国的人祸——持续经年的无形火海和无形地震，也是小巫见大巫。因此，国人赈济日本固然是好，但更需要关注自己身边的悲剧，提升国家文明。

到这里，四种选择、四条路，都已经展现了：

1、恨斥：报应、天谴。

2、悲悯与同情，人道主义。

3、做一个“大国民”。

4、为“身边无形的火海”而呐喊与行动。

这四条路不只是在面对日本地震时会出现，在其他好些问题上也同样会出现。如何选择才好呢？

第一种，一眼看过去，最简单、最爽，因为它属于骂的范畴，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有实际行动就可以占据制高点，日本人给中国带来那么多创伤，老天爷帮忙惩罚了，“天谴”了，多好。不过，偏偏是它，又同时是最复杂的，因为，除了未经思考的人群之外，还有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人也夹杂其中。头脑简单的人，在这条路上往往走向高举U型锁的处境，但深思熟虑的人走上这条路，往往是为了收割同一条路上行走着的、最为盛产的“韭菜”。

在1923年，喊出“报应”“天谴”，往往就是喊而已，是一种宣泄，危害性不大，所以，说的人少，但是，在2024年，出现了一个变数——平台流量。当一个主持人在抖音上喊“报应”“天谴”，迎合了最简单最多数的一种情绪，就容易得到情绪+算法的即时支持，几乎没有延迟，在平台加持之下，携流量巨浪，冲刷着一切，包括当事人所在单位试图纠偏的努力。

一个国家，如果人人都做第一种选择，最终的结果，恐怕就是人人避而远之。正如歌德所言：“人变得真正低劣时，除了高兴别人的不幸外，已无其他乐趣可言。”有多少人会真心和低劣的人交朋友呢？

所以，我们应当在排除第一条路之后，再做选择。

第二条路是大道——悲悯、同情、人道主义，看起来是很容易就能做出的选择。但事实上它并不容易做到。因为这条路上并没有“爽”的感觉——悲悯与同情天然地远离激情和狂人而倾向于沉静，不适合于短视频时代。更因为，真正的人道主义，不只是“面子”而已，更不是“乡愿”，只有在个人自我觉醒之后，才能诞生。这种觉醒甚至无法借助外力的引导，它需要的是，一个人自己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

这条路上，敦厚是外表，悲悯与同情是肌肉，人道是心脏，理性是骨髓。这需要持续的修炼，不可能容易。

第三条路在人道主义中加入了国际关系的元素，做一个“大国民”，对全球化的未来寄予希望。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大国文明传统的国家来说，这一点比较自然。但它也会受困于其他国家政府的态度，会伤心，战略与战术上难度升级，比如，在1923年，在中国人民铺天盖地的赈济声中，就在9月，日本的极端主义势力仍然杀害在日华人。

还有一些狠人，选择第四条路。这条路对自己国家和身边的人帮助最大，对他们来说，这就够了，即便它最难，即便对于个人来说，这条路属于自找苦吃，甚至是自寻死路。这也是当年中国人曾经达到的高度，有最犀利的锋芒，也有最大的善意。这条路，从谭嗣同主动走到菜市口的铡刀之下开始，一直铺到今天。

看吧，这一分析起来，三条路都不好走。即便是第一条路，说到底，同样也不好走。其实，今天到这里已经五千多字了，这么多字，并不是一定要人去做出抉择，不是要某一个人一定要走哪一条路。能让大家看清楚一点，包括我自己，写完后能更明白一点，就不错了。

而且，我总觉得，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尽量避免普通人频繁去做这样的“艰难抉择”。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在选择过后能形成善的传统并维系它，聚众之力，星火燎原，应该是正道上的榜样代代相传，同时也充分保障和容忍少数人的选择。少一些激烈震荡，多一些温情相传。

您说呢？

前面几篇文章都无法查看了，尊重平台规则，不重发，不私发。今天题目中，关于1923年日本地震时中国人的表现，更详尽的资料可参考当时《申报》等各家报纸在图书馆的电子存档、代华著《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中国响应》（20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援助1923年日本震灾史料一组》、杨鹤庆著《日本大震灾实记》（1923）、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2003）、梁瑞敏论文《日本关东大地震与中国朝野的救援》（2011），同时还可以查阅有关日本在关东大地震期间惨杀中国华工的资料，这方面论文很多，其中，为底层华工服务的“五四”先驱王希天先生为日本军方所谋杀，且就在大地震当月遇难，尤其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