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三联生活周刊
文｜兰茜 刘畅
理想中，我们更容易与熟识的朋友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现实中，却常有一股无形的压力让我们保持沉默。
上大学后，小吴发现自己经常身处“不知当讲不当讲”的纠结中：小组作业碰上划水的队友，倘若对方是不太熟的同学，还能轻松地提出意见；若是自己的朋友，聊天框里的字打了又删，就是迟迟按不下“发送”。同样的纠结也发生于宿舍生活中，对铺起床的动静远胜闹钟，提醒后室友虽会道歉，却依旧改不了这点。几次三番，他不由为难，想直接表达自己的不适，又觉得十分别扭。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在表达意见前先把想说的话发给文件传输助手，等做好心理准备再一口气转发。但草稿写了一版又一版，真正发出去的却寥寥无几。
《二十不惑》剧照这种小心翼翼的沟通方式与他过去的经历大相径庭。从前和父母闹矛盾，不开心可以直接写在脸上，又随着一声“吃饭了”消散在饭菜热腾腾的蒸汽中。再回想中学时的友情，也充满少年人的心直口快，没有那么多婉转不已的心思。在大学里，有话直说成了罕事，同学们不约而同开始遵循起“成年人”的社交法则。
这种困扰正是“00后”在大学阶段人际关系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大学生活的开始，正是年轻人离开熟悉的社会环境、独立面对复杂集体生活的开端。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在同一个空间中学习生活，想要各自相安，探索彼此的社交边界成为绕不开的步骤。《相处的艺术》将边界感描述为人与人之间，内心的自我界定。小吴“不知当讲不当讲”的纠结，也是出于会不会侵犯室友心理边界的担忧——自己认为合理的提议，在他看来是管得太多吗？如果对方也在默默忍受我的一些习惯，我说了岂不是十分尴尬？
《一起同过窗》剧照不仅宿舍关系需要摸索，小组关系同样让人头疼。在大学，小组作业也被称为“小组作孽”，其恐怖之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平常“人还不错”的朋友在小组里是什么样子。更恐怖的是，无论遇到的是认真靠谱型还是摸鱼划水怪，你都必须学会处理与其的合作关系。心理学家阿德勒将合作看得极为重要，他在《自卑与超越》中写道：人类的活动是建立在与其他人联系的基础之上的，假如我们采取孤立的姿态来为人处世，必定会走向灭亡。可以说，学会合作是成为一个合格社会人的必经道路，这也许是大学老师乐此不疲布置小组作业的原因之一，即使它让无数大学生宁愿走向灭亡。
但不管朋友在小组中表现得多么糟糕，直接指责或撕破脸皮的人还是少数。年轻人更愿意让其他组员发表意见，或是直接将对方的那部分工作重做，不想因为小组作业破坏彼此的情谊。无论是与朋友、室友还是同学相处，年轻人都表现出一种倾向，对伤感情的恐惧胜过忍受不便的痛苦。根据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的观点，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可以按照亲疏程度分为三个类型，依次为家人关系、熟人关系、生人关系，其中朋友、同学、室友等都属于熟人关系的范畴。
《七月与安生》剧照从中学迈入大学，意味着年轻人需要构建新的熟人关系。而从陌生人变为熟人，则需要付出时间、人情和信任，高昂的经营成本让每一段关系都弥足珍贵。熟人关系中的两人如果互动不好，还会产生耻感（shame feeling）、焦虑或愤怒等负向情绪，为了减除这些以熟人为对象的不良情绪，中国人比较会采取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与自卫性投射（protective projection）等防卫方法。因此对于犯下的错误，熟人往往会选择设法通融，而不是轻易指出。
难将意见说出口，还与我国根深蒂固的“和文化”息息相关。杨国枢指出，中国文化的和合性落实在社会关系上，便是强调与追求所有人际关系的和谐。无论是我们的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化，都十分注重和谐观念，传统中国人对不和谐或冲突会形成一种焦虑甚至恐惧。为了保护他人的面子，避免可能的冲突，人们会在不同关系中分饰多角，满足对方根据角色规范所形成的期望。就像加拿大社会学家戈夫曼说的那样，人生是一场表演，社会是一个舞台。在熟人社交中，人们大多会展示自己积极向上的一面，比如同学面前热情亲切的同窗，朋友眼中真诚可靠的伙伴。交往中难免产生的负面情绪，一般不会对当事人宣泄，而是会转向其他出口，比如跟社交平台上形象模糊、匿名未知的陌生人吐槽。
《欢乐颂》剧照当然，维持一段良好关系不可能只靠默默忍耐，或是等待一切不好的事情自己消失。无论是直面问题，还是回避矛盾，都不失为一种解决方式。在被小组作业折磨两年后，小吴得出了一个教训——只和磨合多次的固定组员合作，其他人哪怕是最好的朋友，也不要轻易答应对方的组队请求，从此摆脱了小组作业中百分之九十九的社交烦恼。
至于室友的习惯问题，他下定决心和对方认真谈一谈，虽然不一定能改变清晨的“叫醒服务”，但至少自己明确表达了希望改善现状的意愿。澳大利亚作家乔治·戴德在《自我边界》里指出，边界混乱是生活中所有问题和矛盾的核心。我们喜欢说某人“让”我感觉如何，但事实上每个人的感受是由自己负责的。将控制情绪的权利拱手交给他人时，人际关系就会变得紧张。在因他人的行为感到不快时，提醒自己是否先默许了对方越过自己的边界，倘若答案为肯定，那么现在永远是重新厘清这一范围的最佳时刻。
（本文源自《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19期，参考书目：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著，徐珊译，《自卑与超越》，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乔治·戴德著，李菲译，《自我边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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