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上观新闻
急诊量下降了！
“常规的门诊量已经恢复到60-65%，急诊的人次在持续下降过程中，一些病人经过治疗已经出院了，病房开始流转起来了。
经过大家的一致努力，疫情已经到了一个平台期，希望能早日转为正常。目前，我们90%以上的医务人员都已经回归，冬将尽，春可期，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党委书记郑军华在上海两会期间告诉了大家这些好消息。
就在不久前
急诊量还在高峰
那时120志愿者们都经历了什么？
新年伊始，深夜的上海街头，120救护车的深蓝色警示灯在夜色中急切地闪烁，每一次灯光亮起，都意味着一次与时间的较量。
这是郑春彬到120救援队上的第一个夜班。从晚上8时到第二天早上8时，老郑和队友们救治转运了9名病患，都是感染了新冠的高龄老人，症状多为高热、缺氧、神志不清。对患者进行紧急施救，送达医院后，他们马上又接到新的单子，一刻也停不下来。
郑春彬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在上海经历新冠感染高峰期间，他主动报名响应上海120的招募，成为一名救护车司机。和老郑一样，前来支援120的志愿者们来自各行各业，其中有康复治疗师、核酸检测员、搬家公司员工……他们因这次疫情相遇在一辆救护车上，共同经历那些跨越生死的时刻。
在飞驰中护送患者到达医院门口。因为救人而走到一起
同一台救护车上，志愿者们根据不同职业，分别担任医生、驾驶员和担架员，3到4人组成一个班组。
急救车医生王凤爽是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的康复治疗医师。和他一起搭班的除了郑春彬以外，还有担架员老李，他是核酸检测机构的采样员。另一名担架员平时不太说话，但人很壮，在抬患者的时候经常担任主力，大家都叫他“老哥”，后来才知他是搬家公司员工。
“我们每个人的特点不同，但少了谁都不行。”王凤爽说，志愿者们每天按照急救中心的排班表上岗，第二天碰到的可能不是前一天同车组的人，“大家都来自各行各业，从来没有接触过院前救治，但我们都是抱着一颗想救人的心而走到一起”。
志愿者们通过招募选拔后，经过一个上午的培训，当天下午3时他们就上岗了。在车内待命时，刚上岗的4人都有点紧张，总台就近给每一台救护车派发任务。10分钟后，他们接到了第一个呼叫：“宜山路上有患者突发运动障碍，疑似脑出血，需要紧急送医。”接单后，车载显示屏上马上出现一条导航线路，老郑跟着导航向患者所在的地方急驶而去。
现场是一个新小区，车刚停下，队员们立即跳下车。患者是一名90岁的老先生，高血压，意识模糊，身体无法动弹。楼内虽有电梯，但电梯太小，担架进不去。“我们担心患者有脑出血，必须保护头部。”老李把老先生抱到一张椅子上，通过椅子送进电梯，下楼后再把人从椅子上抱到担架上抬走。这是急救小队接到的第一位病人。
急救队一路狂奔，将患者送进急救室。“这段时间，我们抢救的病人里面有70%是高热、胸闷、呼吸困难的患者，高龄老人居多，病情进展都很快。”王凤爽说，一晚12个小时，急救小队护送了9车病人到医院。“时间非常仓促，病人抬上来，我们马上发车送走，把病人平安送到医院后，看到急救医生把病人转进去，后面的事情我们就不参与了，因为马上要去接下一单病人。”
对于每一位患者，志愿者们都只有匆匆一面，而这一段短暂的时间，却是他们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刻。
“我们都是‘新手’，必须尽快适应任何困难环境。”王凤爽说，“每次把病人安全送达，大伙儿都会松一口气，然后新的单子来了，又要立刻提起斗志，再接再厉。”
忙碌的一夜过去，到了天亮时分，人才逐渐感觉到疲惫。
一分钟就是一分生机
“我们是120，病人现在什么情况？”“血氧饱和度只有80，人已经神志不清了……”听到王凤爽打给病患家属的电话中传来的话语，郑春彬立即在心里拉响警报，踩下油门，15分钟内就赶到现场。
郑春彬是强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一分公司109车队的队员。去年12月26日，出租车公司向驾驶员发出支援120的招募，老郑第一时间给队长打电话报名。“当时我是感染后的第10天，已经康复，觉得自己身体还行，想为帮助其他人出一分力。”在公司里，和老郑一样前来支援120的出租车师傅共有70多名。
作为一名老司机，第一次开救护车的老郑说自己仍会紧张。“我没有开过救护车，对于怎么接病人、如何救治，心里没底。救护车里的设备也都是我没有接触过的。”相比起出租车，救护车的长度和高度都更大，晚上进出小区时驾驶很困难。
上岗时，郑春彬全程穿着隔离衣，因为担心影响视野，他往往不能戴面屏。“以前是搭载乘客，现在车上搭的是病人，心理压力大，担心车辆晃动会对病人造成伤害，有时在送医过程中，听到医生在车上抢救病人，我也会很紧张。”而更大的压力来源于时间，“我清楚地知道，在路上每耽误1分钟对病人来说就多一分危险”。
凌晨1时15分接到的求助，患者是一位老先生，4天前因高烧送到华东医院救治，病情好转后回家，没想到这天晚上病情又突然加重。急救队员冲上楼时，老人正高烧到40摄氏度。经过紧急供氧后，他们把老人抬下楼，小区楼道很窄，抬着担架床的几人一路狂奔，汗水浸透了防护服里的衣衫。
进入小区后，队员在询问患者家属所在的楼栋位置。老人居住的是一个老旧小区，狭窄的小路两旁还停满了车，光线昏暗，这些都考验着郑春彬的驾驶技术，“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急，急了容易出事故，更耽误病人”。应家属要求，他们把老人送到比较熟悉其病情的华东医院，然而到达医院后他们才发现，急诊室门口已停着4辆救护车，每过十几分钟就有一辆救护车开进来。急诊室处于超饱和状态，没有临时床位，病人只能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等待诊治。
在就诊高峰下，这样的“压床”事件，他们几乎每天都在经历。一旦发生“压床”，连车带人就此停摆。患者在院外大厅等待，院内几乎撑到极限的医护人员反馈：“实在是一点资源都挤不出来。”病人的情况刻不容缓，王凤爽立即提议转院，把病人往同仁医院送去。一路上，王凤爽给老人进行物理降温，紧急吸氧，救护车在空旷无人的街道上飞驰。然而当救护车到达同仁医院愚园路病区时，还是没能把病人送进去。老郑立即调转车头，开往长宁区中心医院，终于把老人送进ICU。急救小队长舒一口气，几个人累得瘫倒在路旁。
那一夜，在送下一单病人进医院时，王凤爽又碰到那位老人的女儿。“管子接好了。氧饱和度到92了，体温也下来了，真的谢谢你们。”家属说。“虽然辗转换了三家医院，但人救回来了，我们心里都感到欣慰。”王凤爽说。
“在支援120的日子里，每天都希望自己能快一点。”王凤爽还记得有一天清晨6时半，急救小队接到一单求助，“老爷子胸闷气促，呼吸困难”。四个人把老人送往中山医院的路上，赶上早高峰，原本15分钟的车程，那天早上开了半小时才到，“途中老爷子胸闷得非常难受，我实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20志愿者们按照一天日班、一天夜班交错排班。夜班从晚上8时持续到第二天早上8时。“夜班虽辛苦，但我更愿意上夜班，因为晚上开车顺，快1分钟就能给病人多一分希望。”
三人合力将患者抬上救护车。看过生死不放弃希望
王凤爽是一名康复科医生，此前没有参与过院前急救工作。“来120之前，我想象过会遇到各种困难，但真正到了前线，还是有很多意料之外的情况。”
早晨5时50分，王凤爽接到田林十村的求救信息，一名90岁老人突然昏迷在家。车子5分钟就开到了。小区很大，在邻居的带路下，找到这户人家。开门的是一位阿婆。王凤爽冲进屋时，发现老先生已没有生命体征了。王凤爽让担架师傅向阿婆询问情况，自己跪下来给老人做胸外按压。一下、两下、三下……王凤爽用尽全身力气，老人一直没有反应。“他是不是不行了？”阿婆脸色苍白。“你让我再试试。”王凤爽没有放弃。
过了10分钟，急救依然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最终，老人还是没有救回来。“看到阿婆哭，我心里也特别难受。”老郑忘不了那个画面，“之前我没有经历过这些，没有心理准备。我感觉现在需要帮助的人真的太多了，而我们能做得很少。”
“我是学医的，对生死看得淡一些，知道很多事情是不可控的，但还是希望救活每一个病人。”王凤爽回想起那一幕时难过地说，“这是两位相依为命的老人，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一定要争取。”
这段时间，王凤爽所在的第一康复医院也面临人手不足。每天从120下班后，他都会回医院去看看自己的病人，没问题才放心回家。“我有两个手机，其中一个是专门接听病人电话的，让他们有问题随时都可以找到我。我虽是康复医生，但只要是我了解的，都会为他们解答，这对病人来说也是一种心里安慰。”
在支援120前一周，王凤爽感染了新冠。在当志愿者这段时间，他刚刚转阴，咳嗽还很严重，每天晚上都要靠吃平喘药才能睡着。这次疫情期间，他全家都感染了。但院里就支援120的事情询问他意见时，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段时间，感染的医护人员很多，只要你的状态还行，需要你的时候就要上。我是医生，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都是救人。”王凤爽的爱人也是医生，8岁的儿子白天没人管，只能跟着妈妈上班，在医院的更衣室里上网课。
“在外面我是医生，回家了我还是丈夫和父亲。”只要有时间，王凤爽每天晚上都会陪家人一起吃晚饭。
“今年过年，我可能回不去了。”老郑说。他一个人在上海打拼了8年，老婆和孩子都在老家河南。“女儿今年18岁，马上要上高三了，儿子也11岁了。我跟他们说了，现在我在当志愿者，如果120还需要我继续支援，今年过年就不回去了。老婆很担心我，但她也没说什么，只是让我一定要做好防护。”最近，老郑经常累得靠在救护车的驾驶座上睡着。他算了算，自己一晚上最多拉过13个病人。除了开车，他还要上下楼抬病人，一刻也停不下来。
在参加志愿服务以前，老郑也刚感染新冠后转阴不久。“每次下夜班，走路脚步都不稳，但想想自己是去救人的，就不觉得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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