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谈谈你应当了解的价格革命|价格革命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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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谈谈你应当了解的价格革命

　　而是价格革命的后果自中世纪迄今

　　总是在被不平衡地分担

　　可以直白地说，总是穷人更加遭殃

　　有待驯服的价格革命

　　文/苏琦

　　发于2022.1.10总第1028期《中国新闻周刊》

　　面对人类历史上不断上演的兴衰起伏的剧目，人们一边以宿命论的观点哀叹“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一边孜孜不倦地试图发现其中的规律，为国家与社会的兴亡更替找到根本性的原因。这种努力的结果林林总总，阶级斗争、气候变化、技术革命、地缘政治、统治者的贪婪、人口的增长等等，在令人眼花缭乱之余更加剧了人们的无常之感：导致衰败的原因如此复杂多端，看来确非人力所能掌控。

　　但人们寻找解释和再解释的努力并没有止步的迹象，比如《价格革命》一书的作者便试图以“价格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加入兴衰规律发现者和阐述者的战团。所谓价格革命，是一连串事件和一个四部曲的过程。首先是供给平衡欣欣向荣的均衡期，然后价格上涨的魔鬼开始出笼并造成繁荣的假象。接下来人们在应对价格上涨的过程中会犯下包括竞相涨价、压低工资和滥发货币等等在内的种种错误，导致价格革命一发不可收。最后自然是不可持续的债务危机和通胀泡沫迎来灰飞烟灭的终局，一场繁华落幕，迎来通缩和萧条，直至新的均衡建立，开启另一场新的价格革命的征程。

　　这个解释框架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得益于它可以涵纳历史上多个兴衰周期，且能弥补之前解释的不足。比如此前人们对于中世纪晚期和17世纪的经济危机，倾向于分析比较其中的不同点，比如前者可能更多是一场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增长多过资源的危机，而且很不幸又遇到了黑死病这样的大瘟疫；而后者则可能更多是一场货币革命，也即过度输入的美洲白银的兴风作浪所引发的经济大起大落，后来又由于宗教革命引发的三十年战争和小冰河期的来袭而令危机加剧。

　　而在《价格革命》的作者大卫·哈克特·费舍尔看来，这两次价格革命之间并无太大区别，都是人口增长导致需求上升引发价格上涨，然后价格革命剧目展开，所谓美洲白银并非价格革命的导火索，因为据他考证是价格上涨在先，美洲白银的输入只不过助长了价格革命的声势，重要的还是人们面临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胀时种种应对失措，在这方面中世纪晚期的危机和17世纪的危机并无二致。

　　更令人脑洞大开的是，根据费舍尔的观点，像黑死病这样的瘟疫和小冰河期这样的天灾，并非这两次危机的推手，而毋宁说正是由于两次价格革命导致的经济危机的爆发，破坏了人类社会的团结和正常的运转，使其无法同心协力应对各种天灾人祸，方才使得黑死病和小冰河期能够如此肆虐，带来如此惨重的后果，甚至导致三十年战争惨烈后果的宗教革命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价格革命带来的社会失范所引发的。

　　如此一来二去，价格革命的解释力暴增，因为以价格革命为纲，纲举目张，别的解释和说法尽可以作为辅助项纳入其中，不仅无损其威力，反而丰富了其解释力，还扩张了价格革命的场景。

　　但如此一来，新的问题出现了。既然所有的兴衰起伏都是价格革命惹的祸，而且价格革命似乎总是由人口增长引发的需求增长导致的供给不平衡所推动的，那么由于人口总是在不断地增长，我们是不是永远无法摆脱价格革命的宿命了？

　　虽然认为“价格革命”可以包打天下，但费舍尔倒没有陷入宿命的论调。相反，他通过大量的史实反复强调，虽然我们可能无法摆脱价格革命，但是应对价格革命倒是一直在进步，一次比一次做得好。比如17世纪危机时对于穷人的救济就比中世纪晚期危机要好上一些，避免了人吃人的惨剧，而到19世纪危机时，一方面由于全球市场的初步出现令各种资源的调配更为有力；另一方面由于各种社会救济措施更多也更具针对性，价格革命引发的危机基本不再以饿殍遍地、社会大规模失范的面目出现。

　　但如果把两次世界大战归因于价格革命的后果，则应对价格革命一次比一次更成功的说法会大打折扣。事实上，正是在对20世纪和“我们时代的困境”的阐述中，《价格革命》一书略微给人一种虎头蛇尾的感觉。费舍尔没有浓墨重彩地描述1929年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和之后的凯恩斯主义革命，让人觉得他只不过把20世纪的种种状况，看作是漫长的19世纪危机的遗绪。这无疑削弱了价格革命的解释力。

　　其实，20世纪所发生的种种危机与应对，及其未尽之意，反而能更好地从价格革命的角度来加以阐释。1929年的危机彻底凸显了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价格革命所能释放的破坏性力量的规模，而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报复性纠偏，更是应对价格革命危机不同方案之间的竞夺。而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兴起，正是因为创痛之深而令人们彻底放弃或者说再也无法忍受任由价格革命走完自身周期，任由市场力量恢复供需平衡的自（被）由（动）放（无）任（能）之策。

　　接下来的故事依然可在价格革命的框架内加以解释，当人们以为能通过凯恩斯主义革命来克服供需矛盾熨平经济周期时，价格革命并没有被驯服，而是以滞胀或金融危机的方式以不同的面目重复着自己“执拗的低音”。时至今日，那些认为靠财政和货币政策修修补补不断将危机人为延后的局面终将不可持续，人们会在不久的将来面临一场惨烈的危机总爆发的末世预言家们，似乎多了起来。比如《人口大逆转》的作者们，便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背景下，债务不可持续叠加通胀的价格革命的可怖图景。

　　而更令人沮丧的甚至不是价格革命的顽疾，而是价格革命的后果自中世纪迄今总是在被不平衡地分担。可以直白地说，总是穷人更加遭殃，因为直接影响他们生计的粮食和燃料的供给更缺乏弹性更容易面临价格暴涨，而富人反而能从应对危机所释放的货币狂潮中阶段性得利，身家在一轮轮资产价格泡沫中水涨船高。

　　当然，说到底，任何解释框架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都是为了更好地提醒人们意识到自身认知的局限，一如任何逆周期、顺周期和跨周期的应对之道，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驯服经济的波动和起伏。一帆风顺时少一些骄狂，逆风时多一些共度时艰的悲悯之心，尽量缓和兴衰起伏所释放的破坏性力量，就已经是不可多得的上上之策和上善之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