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舶来品”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他们这样说

■本报记者 冯丽妃

最近，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洪永淼向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提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ChatGPT回答：“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在中国经济学领域形成的，即有独立特色和创新成果的学术理论框架。”

这一问一答是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评价高峰论坛的核心议题——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很多中国社会科学学科是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中国学者一直在尝试探索一条构建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道路”，但这条路行之惟艰。

从“在中国的”到“中国自主的”

“舶来品”一词，最初指通过航船从国外进口来的物品，后来引申为引进自国外的东西。中国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就是这样的“舶来品”。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民法’这个词，以及‘民法学’这个术语都是西学东传、西法东渐的产物。”民法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说。

王轶表示，中国民法学的西学东传经历了清末民初、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三个时期，造就了一个“在中国的”民法学学术体系。“之所以强调它们是‘在中国的’，主要原因是它并没有经过我们主动的选择和思考，只是在中国而已。”他说。

在王轶看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完成两个转变：从“在中国的”学术体系转变为“中国的”学术体系；从“中国的”学术体系转变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与会专家认为，构建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必要性、紧迫性。其重要原因在于社会科学在学科起源上的“先天弱势”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

“从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原著、教材，到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学领域的海归回国，无论在教育还是在研究方面，西方经济学在中国都有着全面、深刻的影响。”洪永淼说，“这使得中国经济学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非常薄弱。”

他认为，这导致中国的经济实践未能被世界充分认识，甚至被曲解。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院长王伟光说，在全球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版图中，长期存在知识出口国与知识进口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前者借助期刊、出版社、世界大学以及学科排名等机构与手段，不断巩固其知识霸权地位。扭转全球不合理的知识生产分工，破除知识生产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依附式知识生产模式，迫切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从学科建设到知识体系建设

与会学者认为，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把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紧密勾连起来，夯实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学科基础。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认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要将扭转强弱关系作为一个目标。

“当前，从权利布局到学术资源分配，人文社会科学在大学中都是弱势学科。”任剑涛说，“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承载，首先要解决强势学科和弱势学科之间的关系，让三种文化——自然科学文化、人文学科文化，以及当前正在离析出的社会科学文化在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并驾齐驱。”

同时，与会专家认为，社会科学学科建设要处理好学科交叉与学科边界的关系。

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分支，考古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考古学因交叉而生，靠交叉而长，未来的学科自主体系发展也必须靠交叉而行。”考古学家、北京联合大学校长雷兴山说。

但雷兴山表示，目前中国考古学最大的问题在于与历史学外的其他学科的结合不够，致使中国考古尽管有大量发现，但相关研究和阐释不尽充分。“考古学家扬扬自得的著作、考古报告，自己看着都睡着了，原因就在于和其他学科没有结合。”

对此，雷兴山呼吁应改变考古学研究范式，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结合，共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

王伟光也表示，随着科技发展，各学科的边界逐渐模糊，知识生产的交叉性、融合性、组织性、集群性越发明显，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在重塑知识生产的方式、方法，哲学社会科学迫切需要转变传统知识生产模式，鼓励跨学科协同，创建文科实验室，适应大科学、大数据、大智能条件下的知识生产规律。

不过，任剑涛认为在知识碎片化的今天，要实现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应在汲取其他学科领域知识的同时尊重知识的分工。

“今天的硕博生在学科训练时所表现出的‘雄心’和狂妄让我深感惊讶。学生生成研究方法时，经常是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多学科交叉，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多方法利用。”任剑涛说，但其背后的问题是——他们甚至一个学科也未搞清楚。

为此，他呼吁在打破学科壁垒和界限的同时，要建立知识的“高墙深院”，这样才能让知识更具有透彻性。

从生产于中国到分享于世界

与会学者表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最本质特征是原创性与创新性。

“这首先意味着要有学术自觉。”王轶说，新中国的民法学前辈已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他举例说，北京大学教授魏振瀛主张建立中国独特的民事责任制度，使中国民法通则的民事立法编排体系的确定不仅以权力为核心，而且按照权利、义务、责任的相互关系，有机协调配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利明在中国民法典编篡的过程中，最早提出并深入论证人格权应当独立成编，使我国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具有独立人格权编民法典的国家，在世界上发挥了引领作用。

这些实践中，中国社会科学家不断探索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式方法，回答在这个体系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以考古学为例，雷兴山表示，其关键是“着眼于中国自身的考古材料”，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等重大学术问题。沿着这条道路，中国考古学者在世界考古学的三大终极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上，已经提交了经得起检验的中国答案。

“自主知识应是产生于中国、分享于世界的知识。”雷兴山说，为此，中国的自主知识需要为世界问题提供中国答案，能够解决中国问题，为世界作贡献，让中国的创新成为世界的样板。

王轶表示，强调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绝不意味着对域外优秀研究成果视而不见，也不会因其是域外成果便断然拒绝或全然接受，接受与否取决于独立自主的思考。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张静表示：“社会科学让世界读懂中国，普遍采用的方式是论证中国的独特性、本土特征、差异模式、独特道路等。这种做法不是不对，而是效果有限。一个问题不可回避——那就是如何阐述独特性，从而有助于加深他人的理解，在沟通中产生话语权和影响力。”

她同时表示，中国的社会科学正处于变革的前夜。“中国正处于巨大而深刻的变迁当中，这正是从特殊经验发现一般知识的机会。扎进中国的具体实践当中，将会有真实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