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的“丧”与“明快”

■私读  《女生徒》

◎太宰治/著        译林出版社

·竺祖慈 

太宰治这些年在中国大热，且已进入公版领域，仅《人间失格》就有几十个中文译本，译林社也有一个译本，且反响不错，此套文集的计划，似乎也是受此鼓舞吧。同事告诉我，此套文集按作品的创作时间分为四册，除《人间失格》为中长篇外，其余基本上都是短篇作品。同事告诉我，计划中的三册译本中，早期的一本已约译林版《人间失格》译者王述坤老师承译，建议我翻译内容相对明快一些的中期作品集。我看了一下篇目，除了《奔跑吧，梅勒斯》一篇外，其他篇目我以前好像都没读过，这一方面让我反省自己读书不够，一方面倒也减轻了自己对此项译事的抵触，因为至少新鲜感还在。2019年秋我陪太太去澳、新旅游二十余日，便把这本中期作品集的日文原文带在身边，旅途中自然无法翻译，于是我便破了旧习，决定先通读一遍再说。

　　这遍阅读基本上是在长途大巴或飞机航班上进行的，幸运的是，我被带进了作品之中。这种“带进”，不是进入作品的情节故事，而是其中浓烈的情绪。太宰治这个阶段的作品确实被普遍认为是他整个创作生涯中比较明快的一个部分，但那毕竟只是与他自身的比较，纵贯其一生的“丧”感在这个阶段也是不会逸离的，只是其中不乏作者对于新生的追求。这种“丧”感与作者的挣扎和追求的冲突，便构成了作品强烈的情绪张力，令人产生阅读冲动，也令我产生移译的欲望。

　　剩下的便是“重译”的问题。我查了一下，此集中的篇目确实也多已有中文译本，散见于海峡两岸的各个版本，但数量远不可与《人间失格》《斜阳》相比。我因已有移译的欲望，便说服自己不去考虑“重译”的种种问题，决心自己闭门造车先干起来。我译出两篇初稿后，试着与能找到的其他译本比较了一下，发现阅读体验其实是不一样的。仔细推敲了一下原因，觉得首先是因为原作语言文字的丰富性为移译转换提供了相当的想象和再塑的空间，另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作品中那种浓烈的情绪感在不同性格的译者笔下必然会有不同程度，乃至不同方式的释放和表达。有了这种认识，我便比较放心地不以其他译本为意了。

　　这本中期作品集选收了太宰治1938年到1945年间初次发表的作品，我归纳了一下，十四篇作品中，《新树的话》《富岳百景》《东京八景》《黄金风景》《兄长》等五篇都带有自传性质，《皮肤与心》《女生徒》《等待》《蛐蛐》《千代女》《羞耻》《雪夜的故事》等七篇都以女性自述形式写作，唯有《古典风》和《奔跑吧，梅勒斯》不属于这两类。归类如此明了，大概是早期和后期两本所未见。

　　以自传体性质的五篇而言，虽然此时作者的心境普遍被研究界认为是其一生中相对比较明快的一个阶段，但因作品内容溯及更早时期，所以颓废、晦暗与挣扎、求进的情绪在作品中常常互见，形成强烈的张力，也构成了作品不以故事情节而体现的矛盾冲突。《新树的话》中，面对幸吉兄妹的乐观、自强、进取的精神面貌，作者发出感慨：“这十年来我曾被感伤烧得体无完肤，现在我为自己这种骨子里的愚昧感到痛切的羞耻，为自己此前那种丧失睿智的盲目激情甚至感到丑恶。”他自省的“感伤”“体无完肤”“愚昧”“羞耻”“丧失睿智”“盲目激情”“丑恶”等等，都可在此书中其他自述体的篇目中找到根由和具体反映。作者并非从未在生活中遇到过积极和美好的人与事，包括真挚、可贵的友情和亲情，例如《新树的话》中的幸吉兄妹和他们的母亲，《黄金风景》中的阿庆夫妇，《富岳百景》中的茶店老板娘母女，《东京八景》中的 T君小两口，还有在多篇作品中都提到的几位兄长……所有这些无不使性格敏感的作者深受感染、感动乃至鼓舞，促使他反思、内疚、自责，或许也能在短暂间激起他洗心革面、重寻人生之路的欲望，但他的性格悲剧终究使他未能完成这个自我净化的过程，在完成了《斜阳》《人间失格》这样的传世杰作之后，他依旧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

　　相对于几篇自传体作品，本书中几篇女性自述体作品的基调显得更加积极一些。太宰治是一位特别了解女性的作家，很少有男性作家能像他这样以女性自述的形式把女性的心理活动细腻入微地剖析和展示。其中涉及的人物类型既有初中小女生（《女生徒》），也有已为人妇的普通市民（《皮肤与心》）和中产阶级太太（《蛐蛐》），还有待嫁的女青年（《等待》）。综其一生情史，太宰治可算是一位情种，对女性充满依赖，生活中不能离开女性，乃至三次带着女人一起上演“心中”（日语汉字词，“殉情”之意）大戏（《东京八景》中有相关情节），并令其中两位做了牺牲品。也许正因如此，加上他的一种负疚感，他笔下的女性多数具有一种相对较高的精神地位，例如《女生徒》中主人公的叛逆、独立精神，《蛐蛐》中画家太太的厌弃虚荣，不愿依赖家庭和丈夫的女性主义倾向，《等待》中自述者的愤世嫉俗和对新生活的渴望，无不给人一种有别于作者本人的积极形象，那种丝丝入扣、层层递进的心理活动的展现，给我的阅读和移译体验似也好过书中有的自传体篇目。

　　《奔跑吧，梅勒斯》在本书中乃至在太宰治的整个创作生涯中似乎都是一个异类，那种高尚的道德追求，昂扬的拼搏精神，激越奔突的语言节奏，都一扫“无赖派”的低迷和颓丧，难怪会被选入日本国语教材。关于此文的别具一格，其原因有种种解释，一说是因为作者当时新婚燕尔，生活稳定，精神处于比较积极的状态；一说是因为战时严苛的文化管制，作者不得不强作振奋状。可是我想是否还可能是作者对于自己一生中的种种背信行为———例如书中多次提及的他对家乡亲人的欺骗和失信，还有众人皆知的因他失信而致好友檀一雄被人扣押十余日的故事———所做的一点反思和补偿？ 我更希望是这样。

　　在全书翻译过程中，我努力移情于作者及作品人物的情绪状态，采用相应的语言风格和表达形式，例如《新树的话》《奔跑吧，梅勒斯》《古典风》之间的语感就有明显区别，作者身份的自述与女性身份的自述也有不同。好在大多数的篇目都以第一人称自述，因此在同一篇中语感的一致性就有了依据，给翻译带来了方便。

　　这是我第一次涉足“重译”，唯愿能给读过其他译本的读者提供些许不同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