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为什么要重仓日本？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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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很多。宏观层面有分析日本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微观层面有分析日本旅游业复苏、产业资本支出加速回暖，企业基本面（包括营收和净利水平）上升的；投资层面有分析日元走势和其对冲美国经济硬着陆风险优势的……等等。

　　本篇先说结论：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是美国太平洋政策的棋盘重子。日本历史上就是强者对抗的受益者。

　　点到为止。

　　大家经常底部留言说啰唆，能明白的就不用往下看了。

　　一

　　2011年巴菲特就造访过日本，视察了伯克希尔旗下工具制造商伊斯卡金属加工公司。当时他说：“任何地方都有机会。如果能在日本这里找到我欣赏且了解的事业，像是他们的竞争地位、价码、财务状况还有管理，我们明天就会出手。”

　　但他很久都没有出手。

　　直到中美贸易摩擦明面化之后，他才频繁地将目光投向了日本。

　　截止2020年8月30日，巴菲特对日本5家商社（下图中橙色企业）持股超过5%，在此之后，又数次追加。

　　上面这五大商社，共同控制了日本接近99%的大型生产企业及贸易公司，贸易额占了日本对外出口的43%，进口总额的62%。几乎承包了日本人的衣食住行，小到商超里的鸡蛋，大到媒体、矿产、高科技产业等，背后都有这五家的身影。

　　同时，他们不仅仅局限于日本国内，国际贸易也只是它们的业务之一。它们还大量投资全球的石油天然气及矿产资源，扮演了全球产业组织者的角色，把控着产业链，渗透到各行各业各环节当中。

　　它们的显著特征，是背靠各自的财团，而财团内银行、综合商社与制造业企业交叉持股，即通过“股权换商权”来实现财团内各成员之间利益的绑定，形成“产商融”相结合的体制。在财团企业中，主办银行负责资金融通和集团内交易，为其他企业参与项目和开拓海外市场提供资金支持。

　　例如，净利润排名第一的“三菱商事”，其背靠的三菱集团控制着三菱商事、三菱银行（现三菱UFJ银行）、三菱重工等，集拥有钢铁、重型机械、汽车、能源、化工、建材、海运、保险、水泥、造纸等工业门类，二次大战时曾是日本最大的军火工业集团。背靠集团的优势，三菱商事的贸易收入很多是来自关联企业的代理佣金收入。

　　（三菱商事2022年净利润来源构成）

　　同时，各个综合商社实力较为平均，行业集中度较高。换句话说，巴菲特把这几家投个遍，就等同于是投资了整个日本。

　　巴菲特是怎么想的呢，来看看他自己的亲口解释：

　　把日本和美国捆绑在在一起说，绝不是巧合。

　　2022年11月15日，伯克希尔哈撒韦披露的13F文件显示，三季度公司建仓台积电共6006万股，持仓市值达41亿美元，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公司持有约6010万股台积电美国存托股票。然而到了2023年一季度，伯克希尔持有的台积电股票彻底归零。

　　闪电式清仓，不是巴菲特的一贯风格。

　　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直言——台积电是一家很好的公司，但是不喜欢公司的“地点”，鉴于正在发生的某些事情，他偏好将资本配置在日本而非台湾地区。

　　故而清仓台积电，也不是巧合。

　　2022年，中日贸易量比去年下降了4.6%，为3735亿美元，虽然依然是相当不错的贸易数字，中国依然是日本的最大贸易国，但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减少了10%以上，对中国的进口增加了1.7%，这导致了日本也成了对中贸易赤字国。38亿美元的赤字。而在2021年，日本对中国有超过2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这也不是巧合。大家边走边看。

　　二

　　日本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决定了它如果不能与这边进行有益的商业往来，就要在在那边寻求经济支持。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繁荣和骤停积滞，与日本内部的政策和国民努力有关，也与美国对日本经济先后的扶持拉拢与瓦解打压有关。

　　俯仰之间自有因果。

　　这一点在半导体产业上尤其明显。

　　二战之后，为了对抗苏联，华盛顿采取了一项官方政策，即“一个强大的日本比弱小的日本风险更小”：在关闭日本核物理研究的同时，美国政府支持日本作为科技大国复兴，帮助日本重建经济，让日本成为“晶体管推销员”是美国冷战战略的核心之一。

　　1953年，索尼当家人盛田昭夫前往美国贝尔实验室，日本皇太子访问了美国无线电研究室，日本通商产业省全力配合支持电子公司发展。这一年，索尼从贝尔实验室获得了晶体管许可证，而后在此基础上发明了晶体管收音机。

　　日本人在定价和营销上赢了美国人，消费类产品和人们需要的电子产品远销世界。日本的电子产品（包括半导体和依赖半导体的产品）出口从1965年的6亿美元激增到1985年的600亿美元。

　　美国企业不是没有意见——1959年，美国电子工业协会曾呼吁美国政府提供帮助，以免日本产品损害“国家安全”和协会底线。

　　但是华盛顿置若罔闻——帮助日本建立电子产业本来就是美国冷战策略的一部分，因此，华盛顿并未就此问题向东京施压。

　　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变化了。硅谷本来以为自己是半导体行业的佼佼者，但是在经历了20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它发现自己面临了来自日本的残酷竞争：

　　索尼的电子产品是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消费品；东芝、日立、富士通、NEC的DRAM把英特尔、AMD一度打得毫无还手致力，被迫停产；尼康的光刻机抢占了美国GCA的市场份额……

　　美国人认为，他们面临着日本企业的不公平的竞争，日本公司从知识产权盗窃、受保护的市场、日本政府的补贴和廉价的资本（80年代，美国利率升至21.5%；日本的企业的贷款承恩却只有6%）中获益。日本公司可以向美国出售产品，但硅谷却难以在日本赢得市场份额。

　　到1985年，日本公司在半导体上的资本支出占全球的46%。日本的经济发展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在一些工业领域（包括半导体）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

　　这个华盛顿培育的资本主义成功者开始翘尾巴了，不那么听大哥的话了。

　　极右翼政治人物石原慎太郎在议会中鼓动修改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当局制定的日本宪法，试图让日本建立强大的军队。他在《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中写道，“无论是中程核武器还是洲际弹道导弹，确保武器准确性的正是紧凑、高精度的计算机。如果不使用日本的半导体，这种精度就无法保证。”他还提出，日本甚至可以向苏联提供先进的半导体，从而打破冷战期间的军事平衡。他说，“电脑核心中使用的1兆位半导体，在一个只有小指甲三分一大小的区域内承载着数亿个晶体管，只能在日本制造……日本在这一领域至少领先美国五年……使用日本芯片的电脑是军事力量的核心，也是日本力量的核心。”

　　当时的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公开表示，切断日本电子产品出口将导致“美国经济出现问题”，并预测“亚洲经济区将超越北美经济区”。

　　《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在美国国内引发巨大争议，并不是因为它的观点不对，而是因为它写的事实，恰恰击中了某些政客的内心。

　　随着日本的经济成功开始威胁美国的政治和军事优势，美国人不再想让日本人受益于既有的供应链政策了。

　　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CEO斯波克冷酷地对五角大楼表示：“没有半导体，你们将无足轻重。”

　　美国显然不打算让半导体行业发生与电视行业、相机行业、电饭煲和唱片机行业一样的事情。

　　于是，国际上，美国拉拢自己的欧洲小伙伴，1985年签订了“广场协议”，放任美元贬值。从1985年到1988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翻了一番，美国出口的商品更加便宜；美元利率急剧下降，美国半导体企业的融资成本骤然降低。

　　美国逼迫日本签订了《美日半导体保障协定》，要求日本增加进口美国半导体产品；对日本产品则增加关税，对日企频繁使用“301调查”，对日企的贸易进行审判，然后由总统出台政策制裁相关公司。

　　产业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打压日本的同时，扶植起韩国和中国台湾。美国企业也将更多的生产外包到中国台湾和韩国，以更低的成本重新获得相对于日本的竞争优势。

　　而日本，在“广场协议”后打开了经济疯狂与衰败的双级反转，1990年爆发经济危机，陷入了“失去的三十年”……

　　时至今日，美国假象的竞争对手已经发生了变化。

　　但美国人依然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是建立在技术优势、军事实力以及将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联系在一起的贸易和投资共同体上的。

　　对待日本，从扶持拉拢，到瓦解打压，现在又回到了扶持拉拢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