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退预期加强的德国经济：前奏与后势

　　12月德国消费者信心先行指数爬出了历史最低点，并抬升至-40.2的位置，却仍处于创纪录的次低水平，权威机构对德国经济趋势的悲观判断因此很难逆转。按照德国联邦统计局的预测，2023年德国经济将萎缩0.4%，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指出，明年德国GDP将下降0.6%，成为欧元区唯一一个负增长的国家。

　　衰退预期加剧

　　相比于整个欧元区今年通货膨胀创出23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德国物价上涨的步伐可以说有过之无不及。9月份德国居民消费价格（CPI）以10.9%的同比升幅创下71年来的最大涨幅，10月份虽然有所回落，但10.4%的涨幅依然还是近50年的最高水平，同时也是2022年连续八个月CPI超过7%。按照德国央行的预估，未来12个月国内通胀率仍将维持在8%以上，即持续徘徊在最近三年来的最高水平。

　　日本通胀主要因日元贬值引起，美国通胀表现为能源与食品价格全面上涨，与日、美格局有所不同，德国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由能源价格上涨所驱动。据欧洲输电系统运营商Tennet的数据，过去一年德国国内能源价格的平均涨幅达到147%，其中天然气价格涨幅高达200%，并由此带动德国电网成本狂飙250%。问题的关键是，石油、煤炭、天然气在德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达75%，对外依赖度超过60%，这种输入性通胀或者说成本推动式通胀远非德国政府所能掌控，其最终给民众生活与企业经营带去的灼伤也远超预期。

　　据报道，通胀之下，近一半的德国民众被迫改变生活方式，削减开支，其中有近1/6的民众为了省钱少吃一顿饭，另有42%的民众做饭时“省食材”，比如不放贵的食材或者干脆戒掉餐后甜点。对于企业来说，危及生存的除了飙涨的能源价格残酷侵蚀着利润外，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所形成的“工资—价格”螺旋压力同样巨大。2022年全年，德国全国范围内已经两次提高最低时薪，薪水从当初的9.82欧元上升至12欧元，不仅如此，为防止工人罢工，德国最大的工会IG Metall日前无奈推出了两年共两轮的涨薪方案，即从2023年6月开始，德国汽车、金属和电气行业390万名员工薪资上涨5.2%，2024年5月再涨3.3%，两年合计增加8.5%。

　　制造业是德国经济的中枢与根基，但恰恰是这一核心部位，通胀所形成的损伤还在发酵。除了欧洲最大的钢铁集团安赛乐米塔尔公司已经关闭了在德国的两座工厂外，德国工商大会发布的报告显示，逾四分之一化工企业、16%的汽车企业被迫减产；另据德国工业联合会的一项调查，超过一半的公司表示能源价格飙升正在危及他们的生存，有近十分之一的公司目前在德国减少或中断了生产，而德国哈雷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德国合伙企业和股份公司的破产数量在今年10月份同比增加了36%。

　　如果说减产、停产以及申请破产是德国企业应对成本压力的无奈之举，那么更多企业将生产与经营地迁出德国并增资海外似乎是规避国内商业风险的明智选择，其中仅2022年就有德国最大的化工公司巴斯夫宣布将把业务永久迁往中国，汉莎航空、西门子在内的60多家德国企业纷纷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州扩产增资，大众集团、宝马公司不约而同地在田纳西州和亚拉巴马州增设新的电池工厂，德国制药巨头拜耳和德国特种化工企业赢创工业集团分别在波士顿和宾夕法尼亚州新设技术创新中心等。按照德国工商大会的报告，国内17%的汽车企业计划把部分生产迁至国外，另有超四分之一的公司正在考虑将部分生产和工作转移到国外。

　　企业的减产、停产以及外迁必然引起国内供给侧产能的急剧萎缩，并由此导致德国对外出口发生惊人的逆转。今年5月，德国出现30多年来的首次进出口逆差，贸易赤字高达10亿欧元，且接下来的数月在经常项目盈余方面也未见实质性好转。更为要害的是，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德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占GDP的比例高达47.5%，高于欧元区任何一个发达经济体，出口额的萎缩对德国经济的打击可见一斑。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预测，德国今年的经济仅增长1.2%，明显弱于欧元区的绝大多数国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反映经济前景两个最重要期限的国债利率即2年期与10年期德国国债收益率日前发生30年来最大幅度的倒挂，代表德国经济很可能接下来会继续向下俯冲。

　　绕不开的三大长痛

　　跟随美联储加息步伐，今年来欧洲央行也连续大幅升息，此举有望逐渐缓解德国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为稀释通胀的影响，德国政府明年准备拿出1000亿欧元用于对中小企业与居民家庭的能源价格补贴，同时投入830亿欧元用于设定天然气和电力价格上限，但通胀的遏制显然不等于经济的提振，德国接下来将面临更多带有长期性的掣肘难题。

　　首先是能源安全性问题。俄乌冲突爆发前，德国约55%的天然气、50%的煤炭和35%的石油来自俄罗斯，在整体切断俄罗斯能源进口管道的背景下，相对于煤炭与石油较容易找到替代来源，天然气进口替代对于德国来说却是一个十分艰巨的挑战。一方面，德国虽然可以从美国、中东、挪威以及北非买到天然气，但价格都是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两三倍以上，而且天然气价格又由市场决定，即使德国采取限价措施也无济于事，其他国家不可能按照俄罗斯天然气的价格卖给德国，否则就是赔本买卖。另一方面，德国可以寻找到的天然气替代卖家所能提供的都是液化天然气（LNG），不仅依靠海上大型船只运输，而且还需天然气接收站等基础设施，而问题是，德国既没有自己的LNG专用码头，更没有布局在国内的天然气接收站，只能借助西班牙、荷兰等国境内的天然气基础设施，为此需支付巨额成本。根据IMF估算，如果德国天然气供应问题得不到解决，2022年德国的GDP将会减少1.5%，2023年减少2.7%，到了2024年减少0.4%。

　　其次是制造业稳定性问题。德国制造业在全球首屈一指。除了建起了汽车和汽车配件工业、电子电气工业、机械设备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等丛林般的支柱产业之外，德国的西门子、奔驰、宝马、拜耳、汉高等驰名品牌也享誉全球，而在德国的GDP构成中，制造业占比达23%。但不得不承认，德国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却是建立在对外部廉价能源和初期产品尤其是俄罗斯进口能源基础之上的，别的不说，仅天然气进口方面，德国每年从俄罗斯的进口量就超500亿立方米，占本国天然气用量的50%，而且德国还是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最严重的国家，可如今，“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被毁，制造企业所必需的天然气遭遇断供，虽然德国政府正在积极寻找替代气源，但企业却没有足够的时间给予耐心等待，大量制造业以“用脚投票”方式迁移到海外，德国制造业能力是否因此受到稀释以及是否会对产品设计、工艺流程与供应链渠道等产业体系构成分裂与肢解，充满悬念。

　　再次是劳动力供给弹性问题。借助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婴儿潮以及“冷战”时期数十万的国外年轻移民，德国制造业享受到了30多年的“人口红利”，但是，昔日的“婴儿潮”与“移民潮”如今变成了“退休潮”， 德国目前人口平均年龄增至44.6岁，比30年前增加了5.3岁，人口老龄化态势格外明显，并且德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22%。按照德国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究所的分析报告，最新10年德国国内的岗位需求一直大于劳动力卖方市场，目前已经形成多达200万的职位空缺，并创出历史最高；同时，据德国联邦劳工局的数据，随着“婴儿潮”一代退休后留下的劳动力缺口，德国需要在未来几年每年吸引大约40万名工人。但动态地看，德国国内的失业率长期稳定在5%左右，劳动力供给弹性非常之小。而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德国的人口出生率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日益走低，去年直接沉降至1.54的历史新低，受到影响，德国当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04%。新增劳动力严重不足，原有维系德国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优势必然越发式微。

　　未来还会腾跃？

　　论经济总量，德国经济居欧洲之首，列全球第四，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德国GDP排名世界第五，按年度平均汇率换算，德国2021年GDP为42151.68亿美元，而且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大关，而即便是今年以来德国经济增长步履蹒跚，但前三季度也录得了GDP超3万亿美元的不错收成，说明德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截至目前并未受到实质性破坏，而且德国还具备蛰伏后再度腾跃的诸多优势。

　　首先是中小企业的本土集群创造力。总量超350万家的德国企业中，不到500人的中小企业占比高达98%，而且德国中小企业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特点，如绝大部分是家族企业，寿命较长，不少是几百年的老字号，其中德国的家族企业百强中，平均寿命超过了90岁。这些低调的德国中小企业往往能在一些极其独特简单的细分领域排名世界前列乃至第一，也就是俗称的“隐形冠军”，对此，著名的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曾在全球找到2734家“隐形冠军”，结果发现德国独占近半，且其中大部分是制造企业。值得关注的是，德国的中小企业普遍位于偏僻小村庄里，当地政府、银行会为其提供融资，当地学校会提供技术支持，当地民众则是世世代代的劳动力来源，德国本土对其形成了极强的黏性，而且以德国人的耐性，他们会希望企业传承下去，从而构成了支撑德国经济韧性的微观鲜活动能。

　　其次是“莱茵模式”下的技能人才沉淀力。以经济学家欧根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创建的经济发展“莱茵模式”强调市场自由竞争，破除各种障碍，激发企业的创造力，同时也强调有限的国家干预，维护市场秩序，并通过税制改革等扶植中小企业，培养市场主体。因此，在“莱茵模式”下，德国不仅诞生了大量的中小企业并成为本土经济的稳定器，而且创造了技能专科教育和学徒制作为制造业的教育基础，并为企业输送了大量的廉价熟手工人。虽然德国的高校录取率和毕业率都不高，六成以上的应届学生没有就读大学，但却有大量德国孩子进入职业技术学校，而在德国的就业市场上，雇主看重的并非学历高低，而是学历和专业与自身需求的契合，因此职业教育反而更受企业青睐。对于企业来说，通过人才市场招聘获得的不仅是即时可用的技术工人，而且德国技术工人在同一家企业的平均上班时间达到33年，基本等于做到退休，这种技能劳动力极低流动性相应生成了德国中小企业竞争力的稳定性，同时这种技能人才的沉淀方式无疑在德国还将持续释放出更强大的能效。

　　再次是欧洲“经济引擎”的市场聚合力。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经济萎缩必然会对欧盟的财政收支、欧元汇率、欧债问题等产生严重影响。而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德国一方面是整个欧盟的“制造中心”，德国汽车、化工、机械及电子电气等行业尤其是汽车产业链遍布欧洲；另一方面，德国又是整个欧盟的“消费重心”，庞大的进口额使德国充当了“最终消费者”的角色，并扮演着域内贸易的主要驱动力。欧洲智库Prognos的研究显示，德国近52%的进口来自欧盟国家，其中德国是捷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家最重要的销售市场，这些国家1/4到1/3的出口流向德国。显然，德国经济一旦受伤，欧元区乃至欧盟成员国都会感到疼痛，反过来说，只要德国需要，这些盟友都会尽力伸出援手，比如增加对德国产品的进口，积极支持德国作为“轴心国”的经济政策主张等。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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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