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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德需要暂时松口气。
瑞德西韦(Remdesivir)2月4日下午抵达中国,这种治疗埃博拉病毒的广谱抗病毒药物,将在国内开始治疗新冠病毒肺炎的临床试验。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论文披露,美国首例新冠肺炎患者住院6天后,开始持续高烧,常规治疗难以控制病情发展,只靠能吸氧维持,医生决定使用还没获批的新药瑞德西韦。第二天,患者奇迹般恢复了,不再需要吸氧,除了干咳和流鼻涕,也没有其他任何症状。
新冠病毒肺炎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上市的特效药。2月4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团队表示,在体外细胞实验中,治疗流感的阿比多尔和治疗艾滋病的达芦那韦能有效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虽然这两种药的效果还没有临床数据支撑,仍让战胜病毒有了更多可能性。
而瑞德西韦正式投入临床试验,同样是为攻克新冠疫情添了一份希望。
瑞德西韦在体外和动物模型中,对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病毒病原体均有活性,二者和新冠肺炎病毒在结构上非常相似。这次瑞德西韦在国内的临床研究,直接跳过了一期和二期,进入了第三期,堪称史无前例。
瑞德西韦背后是一家年轻的生物医药公司吉利德科技。相比辉瑞、默沙东这样的百年巨无霸药企,吉利德科技在国内没什么知名度。它2017年才在上海设立中国总部,目前只有8款新药在中国获批上市。
但这家曾经的全球药企TOP 10公司不容小觑,它一直专注于抗病毒药物领域,稳坐丙肝药物和HIV药物的头把交椅。
实际上,瑞德西韦在这之前籍籍无名,这款药主要针对埃博拉病毒研发,冠状病毒并不是它关注的重点,但在针对埃博拉病毒的临床试验中,瑞德西韦的表现远不及其他药物,获批上市更是遥遥无期。
如果这次瑞德西韦真能成为抗击冠状病毒的特效药,不但能给患者带来福音,也会带给这款药巨大的转机,让吉利德暂时松口气。
吉利德正面临危机。
它的丙肝药业务急速缩水,HIV药又被大药厂追击,市值相比2015年高位已经跌去一半。2017年高价收购了抗癌制药商Kite,却没什么产出,被Leerink Partners分析师列为过去10年最糟糕的交易之一。2019年,他们挖来了罗氏制药的CEO丹尼尔·奥戴(Daniel O‘Day)掌舵,他上任后裁掉了20%的销售人员,转型却仍然看不到成效。
从这点看,瑞德西韦在中国的临床试验也是吉利德的一次机会。
艰难的崛起
吉利得成立于1987年,起家于离硅谷三十公里的福斯特城,由医生Micheal Roirdan创立。
和大多数创业型药企一样,在创业最初几年,吉利德一直处于研发期,没有产品、没有收入,一直为了研发新药而烧钱。直到1990年,恰好葛兰素史克青黄不接,四处寻找新公司合作。吉利德拿到了和葛兰素史克合作研发反义药物的合同。这490万美元的收入,成了吉利德当时最大的一笔进账。
跟动辄收入几百亿美元的巨头辉瑞和葛兰素史克相比,490万美元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零头,但是对创业公司吉利德而言,这笔收入背后是葛兰素史克的认可。
1992年,亏损中的吉利德上市,募集了8625万美元。又过了四年,即创业近10年后,吉利德首款独立研发的新药Vistide才正式上市,这款药物用于治疗艾滋病患者因为病毒感染引发的视网膜炎。Vistide研发费用高达9000多万美元,年销售额却从未超过1000万美元,2002年就从财报中消失了。
Vistide虽然赔钱,但证明了吉利德的研发实力,也让吉利德有了募资的底气,他们很快又募集到了2.5亿美元。
有了资金,也就有了继续“烧钱”的底气。医药界素来有“十年十亿美金”的说法,以形容新药研发耗时之长久、耗资之巨大。但一款新药如果通过了临床研究,审批上市,在专利期内往往能带来巨额的收入。
另一个特点是,为了避开激烈竞争,应用新的实验室技术,创业型药企往往会选择一个前人难以攻克的领域着手研发特效药,譬如艾滋病、丙肝等都在此列。某种程度上,面对它们,大药企和创业型药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2001年,吉利德迎来转机,推出了首款抗艾滋病药物替诺韦福(Viread),迅速打开了在HIV药物市场的局面,2002年收入就达到了2.3亿美元。
2004年,吉利德开始自己的扩张之路。它的首个FDC(固定剂量复合剂)的艾滋病药物特鲁瓦达(Truvada)一炮打响,此后吉利德乘胜追击,接二连三推出Atripla、Complera、Stribild 等一些列组合药,将曾经把持HIV药物市场的葛兰素史克赶下了神坛。
吉利德自己的成功曲线证明了创业药企的潜力,站上神坛的它同样乐意复制这种成功,扶持“当初的自己”。
2011年,吉利德第二任CEO约翰‧马丁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以112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Pharmasset公司。这家公司名不见经传,和当年的吉利得一样,没有任何药物上市,只是正在开发包括索非布韦(Solvadi)、吉二代(Harvoni)几款口服丙肝治疗药,而且一直亏损。吉利德当时只有300亿美元的市值,112亿美元显然是一次豪赌了。
马丁精准毒辣的眼光很快就得到了印证,这成为吉利德历史上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收购案。索非布韦不久获批上市,引爆市场,被称为一代“神药”。它终结了丙肝不可治愈的历史,每日只需要服用一次,治疗周期仅12周,还没有明显副作用。
这款药给吉利德带来的收益远远不止112亿美元。索非布韦一片高达1000美元,12周疗程耗资8.4万美元。2013年上市后,全球一年销量就高达102.83亿美元,吉利德当年就收回了收购成本,营业收入翻了一倍。
2014年,吉利德二代上市,在第二年卖了138.64亿美元。这两个爆款药让吉利德的市值相比收购前翻了5倍,达到了1600亿美元,帮助吉利德打败了有100多年历史的礼来公司,一跃成为全球十大药企之一。
盛世之下,危机却开始暗涌。
迫在眉睫的转型
索非布韦和吉二代之后,更多药厂都盯上这块市场,大药企艾伯维(Abbvie)2017年也推出了丙肝药艾诺全(Mavyret),疗效和吉利德所有丙肝药比肩,治疗周期缩短至8周,全疗程定价仅为2.6万美元。
有意思的是,高治愈率直接导致患者和新感染者数量下跌,发达国家丙肝发病出现拐点,对这些“神药”需求量自然减少。第54届欧洲肝脏研究学会大会的数据显示,2020年美日欧三大市场的丙肝患者有望相比2013年下降25%-30%。
蛋糕变小,竞争者却变多了。加上大量仿制药出现,索非布韦销量2017年暴跌到10亿美元以下,新的吉三代(Epclusa)也难挽颓势,上市半年后销量就开始下跌。
也是在那一年,因为丙肝药物起势的吉利德,也因为它的衰落被挤出了top 10榜单。
艾滋病药物成了吉利德的支柱。2018年吉利德总收入中,近七成为艾滋病产品,达到了146亿美元。
然而,这个领域都是大玩家。尤其是市占率第二的葛兰素史克,一直在攻打吉利德的城墙。他们2009年和辉瑞、盐野义制药联合成立了公司ViiV Healthcare,专注于艾滋病药研究。ViiV推出的绥美凯(Triumeq)2016年销售额达到22.51亿美元,让葛兰素史克的市占率提升了5%。
当然,短期内葛兰素史克等还无法动摇吉利德的根基。但吉利德必须提前押注,转型迫在眉睫。
2017年,吉利德斥资119亿美元并购Kite,这家公司是开发CAR-T(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疗法,可治疗白血病和淋巴瘤)的龙头之一,拥有抗癌药物Yescarta,吉利德想借此进入抗癌领域。
这次下注的结果目前看起来不太妙。因为报销体系还没完善,价格高昂, Yescarta2019年上半年只贡献了2.64亿美元的收入,而分析师此前的预测是20亿美元。
除了肿瘤学,吉利德还想进入炎症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炎(NASH)领域,但他们再次撞到硬墙:寄以厚望的抗炎药Filgotinib在两项临床试验中“均未达到主要终点”——换言之就是失败了。治疗NASH的Selonsertib首个三期临床也未成功。
吉利德只有靠艾滋病药物的收入,支持自己的下一场赌局。
但前有大药厂盘踞,后有新公司追击,索非布韦的神话已经很久未重现。
瑞德西韦似乎带来了这样的机会。
仅就抗病毒药物而言,2005年禽流感大面积暴发,一下子让销量平平的达菲爆发式增长,各国政府订购量飙升至2亿盒,罗氏制药一年收益30亿美元。
显然,如果这次临床试验有满意的结果,瑞德西韦能够顺利上市,吉利德会打造出另一款“达菲”,再次演绎原研药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神话。
责任编辑: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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