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导致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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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追求民富国强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经济在最近30年来取得的进步可从三方面加以说明：第一是中国经济以每年近10%的速度高速增长。到201年，长期积累的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也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第二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第三是减贫取得的成效。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3.5亿，人类发展指数(HDI)也有很大提高。但”减贫”不等于”灭贫”，更不等于现在的民众已经富裕了。

事实上，”民穷”依然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着严峻挑战。

从经济生活的现象层面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自然资源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环境恶化更是触目惊心。爆发性的环境危机在各地不断发生，有些地方甚至不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另一个问题是社会环境恶化，其中最严重的，一个是寻租腐败蔓延，一个是贫富差距扩大。从经济生活的深层结构看，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

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投资过度膨胀和消费在GDP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使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大大偏离了正常状态。这样就造成了诸如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水平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则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以及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这造成中国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本国的贸易条件变差，出口产品贱卖，还搭上了我们的资源和环境。

经济结构内外失衡的宏观经济后果是：货币供应过量、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加等。这时遭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经过一年多来”扩需求、保增长”的巨大努力，虽然GDP增速回升，但上面说的这些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会发现，根源在于不彻底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保持国有经济原有地位和行政主导大体不变的条件下，实行了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解开了原有大一统命令经济体制的束缚，扩大了居民的自由择业和创业的权利，使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从而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

但是，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并没有及时地被更加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所取代。相反，它们逐渐固化为一种国家主导型的重商主义体制，各级政府官员依然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而且通过行政审批权限的设定侵犯了企业的市场进入权，与此同时国有大型企业在许多领域保持着垄断地位。

可以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履维艰，结构失衡难以解决，寻租腐败猖獗，贫富差距拉大，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最令人忧虑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动力不足。

一方面，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活动中得益的人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既有可能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阻碍改革进程，也有可能假借”改革”的名义，强化行政权力的控制和腐败寻租的空间。

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公众对腐败、贫富分化等的不满情绪，用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论转移目标，把民众的情绪引到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

2004年以来，主张回到国家主义旧体制的言论逐渐升温。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把全能政府控制整个社会说成可以拯救世界的”模式”。其实，行政干预和国家垄断的加强，只能反过来使权力腐败和贫富分化愈演愈烈。是什么导致了贫富差距呢？我认为有两个：

第一，腐败；第二，垄断。

这两项事实上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这里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

举一个例子，原来的中石化，2009年盈利第一名，原执行长（CEO）陈同海因受贿被捕，之后查出来，陈同海平均每天花公司公款人民币4万元用在个人享受上。

也有人揭露，这个公司大厅装一个灯，就花几千万元（后有相关部门公开应答，称此吊灯实际价格为156万元）。按原来的改革计划，不应该这样。但改革不到位，就变成现在这样。

中国现在有三家石油公司，全部都是国有;电信、电力，全都是垄断的。近年来出现”左”的思想回潮，其中一项内容特别容易误导部分民众：把贫富分化归因于市场经济、邓的政策。

但”仇富”的本质是”仇腐”，对腐败的仇恨。我始终认为，有人在刻意转移目标，把民众对腐败的憎恶，转移到一般富人身上。富人各种各样，有靠勤劳、善于经营致富的;也有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

不加区别地把二者混为一谈，提倡盲目仇富，把公众愤怒转移到普通富人身上，不但不利于民富，相反会扰乱社会阵线，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

于是，在我们面前再次出现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向少数人专制和民众贫困的旧体制复归，还是走向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答案当然是后者。

如何实现？首先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

我们都知道普通老百姓（甚至我们的专业人员）的消费不足，根本原因在于收入水平不高。

靠投资拉动的增长只能使得资本的收入增长，而资本的收入增长在中国有两种情况：第一部分资本是国家的资本。国家的资本只能造成国家的收入增长、国有企业收入的增长。第二部分资本是特别有钱的人的资本。如果他们的份额增加，也只能使得极富的人收入增加。

所以，不可能依靠投资的增加来增加普通人的收入。如果要解决长期的问题，还是要转变增长模式，使产业升级。

我们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对制造业来说，我还是想重复一下我这两年常说的，就是施振荣讲的”微笑曲线”。微笑曲线要向两端延伸。以我们现在巨大的制造业来说，就是制造业本身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

这两端在传统意义上都是服务业，不管前端的研发、设计还是后端的品牌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在原来的含义上都是服务业。向两端延伸的结果会使一部分服务业成为独立的产业。

要使老百姓富起来，走向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当然要靠经济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一定要实现小平同志1980年代的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此外，我还想重复一下这几年一直强调的建设法治国家。这个问题目前无论在立法方面还是司法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难。至于说到民主、宪政问题，我认为一蹴而就不太可能，但要想办法推进。

这里首要的一点是应该有一个好的讨论气氛。不但要让老百姓富起来，还要让老百姓敢说话。

作者简介

吴敬琏：1930年生于南京，江苏武进人。中国经济学家，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学界泰斗 ，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本文发表于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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