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宏观||李超】创造性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浙商宏观||李超】创造性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2024年07月22日 08:32 市场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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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李超(金麒麟分析师) / 孙欧(金麒麟分析师) / 林成炜(金麒麟分析师)廖博(金麒麟分析师) / 潘高远(金麒麟分析师)

研究助理:王瑞明

具体参见2024年07月22日报告《创造性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深度解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如需报告全文或数据底稿,请联系团队成员或对口销售。

全文约10000字,阅读大约需要24分钟

新华社7月21日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简称《决定》)。《决定》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重点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决定》共有15个部分,分三大板块,内容条目通篇排序,开列60条。第一部分为是总论,主要阐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第二至第十四部分为第二板块,是分论,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等方面部署改革。第十五部分为第三板块,主要讲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大类资产方面,围绕统筹发展与安全的主线,我们建议关注三大方向:一是资产荒背景下的高股息红利类资产,二是上游资源品有望形成量价齐升的行情,三是发展与安全融合的相关领域。固定收益方面,预计10年期国债收益率总体呈现震荡后逐渐向下的走势,下半年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的低点可能触达2.2%左右,利率较难出现超预期上行。

>>奋斗目标长短兼顾,重点方向六大聚焦

我们认为,三中全会奋斗目标长短兼顾,既体现长期的战略远见、政策定力,也注重短期的政策落地及稳步推进,同时重点方向六大聚焦,全面系统地指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

一方面,《决定》对2035年、本世纪中叶的长期目标提出明确指示。另一方面,《决定》也对短期五年内的任务给予明确。“到二〇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改革任务聚焦于六大方面,分别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

我们认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在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完善体制机制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需要建立完善的体制机制,具体涵盖:1)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避免无序竞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支持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创新。2)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3)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支持服务业发展和标准化建设,破除跨地区经营壁垒。4)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强调新型基础设施规划及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5)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打造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探产供储销衔接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

>>新型举国体制助力突破新质生产力

我们认为,新型举国体制是助力突破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助力,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在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科技社团管理制度有助于鼓励和规范发展科技类社会团体,有助于新型举国体制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在改进科技计划管理方面,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是新型举国体制凝聚科技创新能力重点突破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有助于强化新型举国体制中的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科技保险政策体系是金融助力新型举国体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量。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有助于进一步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障碍,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创造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此外,我们认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也需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推进。一是,教育综合改革,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二是在国家层面,科技经费、验证平台和政府采购等是重要的支持方向。三是在科技人员层面,科技人员更大的自主权是关键变量。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核心在于财税与金融体制改革

“宏观经济治理”的概念来自2020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这一文件指出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我们认为,就目标体系而言,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仅兼顾了传统宏观调控关注的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等基本目标,而且囊括了民生保障与生态治理等重点内容;就治理方式而言,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求从全局出发、从系统出发,在多重治理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我们认为,重点需关注财税与金融体制改革两个方面。

>>城乡融合发展强调要素交换流转

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在于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本次《决定》主要聚焦人口要素和土地要素。

人口要素方面,主要目的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抓手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我们认为当前农民工已基本实现城镇化,但受限于户籍制度和经济条件等限制,农民工的家属(比如老人和孩子)仍留在农村,因此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核心,在于提高城市对农民工及其家属整体在城镇落户的吸引力,以真正实现的市民化。

土地要素方面,其一,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我们认为这一方针旨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确保他们不因进城落户而丧失基本生存利益,同时通过市场机制合理安排其土地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其次,关于健(金麒麟分析师)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强调了“推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以及“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分别从国家和跨省维度双重补充农民粮食收益,调动种粮积极性。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一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尤其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预计未来将以自贸区作为主要抓手先行先试。二是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预计重点围绕三方面开展,分别是: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三是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外商投资重在缩减负面清单,对外投资重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四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重视香港相关表述。五是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重点在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深化多领域社会改革,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决定》其余部分提出我国民主、法治、文化、民生、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党的领导八个领域深化改革的政策内容。重点关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建立国际传播体系以维护外贸和投资,优化收入分配制度以促进社会公平,完善就业和人口政策以应对经济结构变化,继续推行“市场+保障”的房地产政策,扩大社会保障网以提升民生水平,推进生态文明改革以实现绿色发展,重视国家安全保证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激励实干。

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地缘政治博弈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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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目标长短兼顾,重点方向六大聚焦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认为,奋斗目标长短兼顾,既体现长期的战略远见、政策定力,也注重短期的政策落地及稳步推进,同时重点方向六大聚焦,全面系统地指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

一方面,《决定》对2035年、本世纪中叶的长期目标提出明确指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决定》也对短期五年内的任务给予明确。“到二〇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改革任务聚焦于六大方面,分别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方面,我们认为,“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等重要原则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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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我们认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在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2.1)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

从国有企业看,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是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的重要环节。所谓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简称EVA)是指是指企业税后净营业利润与该企业加权平均的资本成本间的差额,是企业为股东创造的净价值。经济增加值考核就是要引导企业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升资本回报水平。预计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国有企业将按照《决定》的指引,聚焦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并进一步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民营经济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预计改革将持围绕破除影响平等准入的壁垒,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反对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等方面开展,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要求执行,为民营企业开辟更多空间。

2.2)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综合研判,全国统一大市场既统筹着城乡区域不同的板块,也联系着不同类型、数量庞大的市场主体,还配置着各种各样的资源要素,更协调着不同行为主体的利益关系,是促进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重要载体。

我们提示关注后续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进程。一方面,政府投资或更多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另一方面,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在于减少限制性措施,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积极推进首发经济。其中,首发经济是国内外品牌发布最新最潮的产品,推出新业态、新模式,开设首店等经济活动的总称,预计首店首发首展首秀将成为多种消费场景下的“流量密码”。

2.3)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或侧重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包括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考虑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是重要保障。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需要优化政务服务,客观上要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实施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制度,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破除招投标隐性壁垒。一是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二是健全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三是健全透明规范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四是健全激励相容的社会信用制度。

3

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完善体制机制

决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我们认为,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完善体制机制,在具体方向上,文件提出了三大体制机制和两大制度建设,涵盖新质生产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完善发展服务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具体而言:

1)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我们认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方法,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核心诉求。“因地制宜”将成为各地加快产业转型、培育新动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准则,能够有效促进资源合理配置,避免各地产业转型模式的千篇一律和产业类别的高度雷同。后续各地有望更加注重支持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的创新,建立相应制度来支持未来产业投入,完善战略性产业的政策和管理体系,确保新兴产业有序发展。对于传统产业,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预计未来将着力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资金支持方面,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

2)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核心是强调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文件提出,建设一批行业共性技术平台,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优化重大产业基金运作和监管机制,确保资金投向符合国家战略要求;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

数字经济方面,提出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发展工业互联网,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共享等。我们预计后续将进一步完善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如大数据、云计算等)结合,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其中,在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及数据安全治理监管等方面仍需持续推进制度完善

3)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主要强调支持服务业发展、优化服务业核算,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建设,聚焦重点环节分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于生产性服务业,重在破除跨地区经营行政壁垒,对于生活性服务业,重在推进其多样化发展。我们认为后续或推动现代服务业(如消费新场景、文化旅游等)壮大优化,逐步简化市场准入、提升服务标准、支持创新创业。

4)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着重强调构建新型基础设施规划和标准体系,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我们认为《决定》提出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或是2022年4月中财委会议“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升级,相比构建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更加强调系统化层次化。我们认为,在地方化债和土地出让金探底背景下,中央加杠杆配合中央重大项目落地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政策工具,是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的重要方式,同时,未来持续多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也将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应对外部风险提供保障。发展方向上预计包括:新老基建融合、老基建数字化改造、交通基建(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铁路体制改革)、水利基建(重大水利工程投建营)等。

5)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我们认为这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制度建设。从发展角度,文中指出要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例如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或卡脖子领域需重点关注。从安全角度,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是支撑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必要基础,而保证生产能力的基础是资源的储备和消耗。我们认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中西部地区)和关键产业备份,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例如石油、天然气、铜、铬、钨、稀土、晶质石墨等)探产供储销统筹和衔接体系,后续或将成为国家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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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举国体制助力突破新质生产力

《决定》指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我们认为,新型举国体制是突破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助力,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在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其中,健全科技社团管理制度,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和建立科技保险政策体系等重要方面。

我们认为,健全科技社团管理制度有助于鼓励和规范发展科技类社会团体,有助于新型举国体制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科技领域社会组织有4万余家,其中,民政部登记全国性社会组织236家、国际科技组织17家。2023年底《科技部办公厅 民政部办公厅 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开展促进科技类社会团体发挥学术自律自净作用专项行动的通知》中指出,要“推动科技类社会团体主动承担学术自律自净的职责使命”,“接受委托开展学术调查”,“制定实施学科学术评价规范”和“加强对青年科研人员支持力度”等举措,加强科研作风学风建设,在促进学术自律自净等方面发挥作用。

我们认为,在改进科技计划管理方面,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是新型举国体制凝聚科技创新能力重点突破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决定》指出,要“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我们认为,由于基础研究领域具有投入周期长,研发成果不确定性较大的特点,需要有长期稳定的科技支出投入,相比于企业与个人,政府更具有与之匹配的支出能力,结合我国当前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现实来看,中央财政在基础研究科技支出上或更为重要,这也是新型举国体制与我国央地财权事权相匹配改革的统一表现。《决定》指出,“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执行和专业机构管理体制”。

我们认为,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有助于强化新型举国体制中的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研发准备金是企业为保障研发项目的资金需要,在开展研发活动前或研发过程中提前储备的专门用于研发项目、单独核算的资金。研发准备金制度是指规范研发准备金的形成、使用、核算、信息披露等相关事项的管理措施。此外,对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小微企业系统推进也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体现。

我们认为,建立科技保险政策体系是金融助力新型举国体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量。在科技的开发创新与应用中,涉及生产、研发、人员、贸易链、信用链等多个方面,按照时序可大致将科技风险划分为科技研发风险、成果转化风险和市场风险。科技保险有效地分散了研发项目的科技风险,提高了科技研发各方主体对于科技研发的积极性,同时降低了科技研发项目因科技风险而失败的可能,提高了科技研发的效率。具体来看,包括但不限于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综合保险、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综合保险、软件首版次质量安全责任保险等。

我们认为,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有助于进一步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障碍,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创造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职务科技成果,是指执行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等单位的工作任务。《报告》相关内容可以通过科技创新成果的利润共享改革,激发科研人员活力。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完善科技成果资产确认、使用和处置等规范化的资产管理,建立健全市场导向的价值评估机制,此前已在河南等地试点,可以进一步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障碍,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创造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此前已在湖北等地试点,按照规定赋予科研人员职务成果所有权或不低于10年的长期使用权。允许高校、科研院所和医疗卫生机构对过往利用单位职务科技成果自主创办企业进行合规整改。推动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益分配政策。

此外,我们认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也需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推进。一是,教育综合改革,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二是,科技体制改革,坚持四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和人民生命健康,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企业、科技人员三大主体分工明确。在国家层面,科技经费、验证平台和政府采购等是重要的支持方向。“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完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政策,加大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力度。”在科技人员层面,科技人员更大的自主权是关键变量,尤其在是技术路线、经费资源调度和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方面,我们认为这有助于充分激活科技人员创新活力。三是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重在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呈现梯队明确的特征。《决定》指出,要“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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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核心在于财税与金融体制改革

“宏观经济治理”的概念来自2020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这一文件指出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我们认为,就目标体系而言,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仅兼顾了传统宏观调控关注的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等基本目标,而且囊括了民生保障与生态治理等重点内容;就治理方式而言,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求从全局出发、从系统出发,在多重治理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我们认为,重点需关注财税与金融体制改革两个方面。

5.1)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央地关系再平衡

《决议》明确“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我们认为,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匹配,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我们判断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匹配,或更多表现为中央层面将集中统一谋划更多事权和支出责任,以减轻地方政府的支出义务和负担。操作上看,未来或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常态化发行,着力解决地方政府财力紧张和存量债务化解的问题,并且在资金分配上向财政弱资质的区域予以倾斜(具体参见2024年7月18日报告《三中全会有哪些值得关注?——二十届三中全会深度解读》)。

税制改革方面,根据《决议》的有关部署,预计将增加地方自主财力,一方面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另一方面,在于规范非税收入管理,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具体来看,有望稳步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而非税收入方面,主要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捐赠收入、政府住房基金收入、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其他收入等十类。

此外,同时,《决定》提出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我们提示,以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为例,二者与增值税、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相同。凡实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照规定缴纳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教育费附加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的3%计征,地方教育附加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的2%计征。

5.2)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5.2.1)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决定》对于金融体制改革,放在首位的就是“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我们认为其核心在于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及效率。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货币政策框架、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和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的总和,其中,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包括优化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和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易纲,2022[1])。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框架逐步完善。一方面,创设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尤其是结构性政策工具,可兼顾多重最终目标的维稳诉求,也可实现对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定向支持;另一方面,中介目标的逐步优化,我国当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数量型和价格型调控并行,但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结构转型,资金也将更加强调高质量投放,央行意在引导市场逐步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弱化“规模情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也逐步推进从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换,今年7月8日我国利率走廊新机制的设置意味着央行加快了价格型目标框架的重塑,这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5.2.2)结构上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决定》提出“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我们认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是顺应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未来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做好五篇大文章将是我国货币金融领域的核心工作。自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提金融“五篇大文章”后,相关工具的完善也持续推进,今年4月初央行创设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为5000亿元。

《决定》提出“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我们认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也将充分调动银行的积极性,或设置相关考核机制。比如,近年来,政策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服务科技创新的专营组织架构、专门风控制度、专业产品体系、专项考核机制,我国商业银行设立了多种创新型信贷产品如技术提升支持贷款、大中型企业固定资产购置贷款、科创贷等,有效推动了信贷资源向科创领域倾斜。

5.2.3)提高直接融资比例

除间接融资外,《决定》提出“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我们认为这也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科技、小微企业的核心渠道之一。在科技及小微企业成长的早期,实际上需要更多风险投资、创新创业投资基金的介入,目前我国直接融资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股权融资方面,《决定》提出“支持长期资金入市。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强化上市公司监管和退市制度。建立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长效机制”,我们认为长期资金入市及各项制度的完善有助于夯实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

债权融资方面,多层次债券市场是指银行间债券市场及柜台债券市场的同步发展,今年2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银行间债券市场柜台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柜台债券业务是银行间债市向零售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延伸,其发展有助于提升市场活跃性,促进市场分层。

5.2.4)强化金融监管

决定提出“制定金融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管协同”、“建立风险早期纠正硬约束制度,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当前,我国金融体系脆弱性依然存在,我们认为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将注重防范跨市场跨区域跨国境风险传染,健全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逐步实现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分离,或通过构建超级央行和全面功能型监管委员会,实现二者的相对独立又协同的有机统一,持续完善权责一致、全面覆盖、统筹协调、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另外,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其用于具有系统性隐患的重大风险处置,与存款保险基金和相关行业保障基金双层运行、协同配合,共同维护金融稳定与安全。

5.2.5)未来将更加关注金融消费者保护

《决定》提出“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机制”。2023年3月机构改革方案设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并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责统一划归金管局负责保障,我们认为这更加强化了监管的人民性导向,该职能也得到明显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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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发展强调要素交换流转

《决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我们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最有力抓手,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在于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本次《决定》主要聚焦人口要素和土地要素。

6.1)人口要素:核心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人口要素方面,本次《决定》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我们认为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抓手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其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其核心在于将公民的户口登记与其实际居住地相结合,而不是按照传统的户籍所在地进行登记,从而更好地为流动人口和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常住地登记户口并非本次首提,最早于2020年3月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提出,其政策原文是“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本次表述用词从此前的“试行”变为“推行”,表明该政策将更加强调从计划转为实际效果,进入推广和普及的过程。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8.3%,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弥合两者差距,更好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其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本次《决定》指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我们认为,受限于户籍制度和经济条件等限制,农民工的家属(比如老人和孩子)仍留在农村,因此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核心,在于提高城市对农民工及其家属整体在城镇落户的吸引力,以真正实现的市民化。

我们认为有关人口要素改革政策的推行有助于释放内需潜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更多的农村转移人口能够在城市中稳定居住和工作时,他们的消费能力也会相应提高,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同时,这也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鼓励地方政府提供更多基本公共服务和办事便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6.2)土地要素:重点在于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和国家粮食安全

土地要素方面,首先本次《决定》指出“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我们认为这一方针旨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确保他们不因进城落户而丧失基本生存利益,同时通过市场机制合理安排其土地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此外,本次《决定》指出“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以及“加快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核心是保障粮食安全。“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含义是,坚持“以补定占”,在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前提下,将省域内稳定利用耕地净增加量作为下年度非农建设允许占用耕地规模上限。这一原则要求在新增建设用地时,必须有相应的补充耕地来抵消其对现有耕地的占用。

其次,关于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强调了“推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以及“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分别从国家和跨省维度双重补充农民粮食收益,调动种粮积极性。建立产销区省际横向补偿机制,是遵循“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也是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发展思路的具体实践,能够进一步缩小产销区经济发展差距,实现产销区共同富裕。今年2月韩文秀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具体实施办法,基本思路是统筹考虑主产区和主销区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相关因素,由主销区给予主产区一定的资金支持,推动横向利益补偿见到真金白银,并进一步拓展产业、人才、技术服务等协作方式,多出实招让主产区抓粮不吃亏。

我们认为,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健全种粮农民保障机制均在确保粮食生产发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长期稳定。

7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尤其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预计未来将以自贸区作为主要抓手先行先试。国务院曾于2023年6月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若干措施的通知》,并对货物和服务贸易领域的部分改革政策进行试点,预计未来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领域的改革也将在自贸区率先试点开展。

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已明确提出建设贸易强国,重点围绕三方面开展,分别是: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本次《报告》也均有所强调,货物贸易领域,“推进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创新,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我们认为重点针对跨境电商的新业态。数字贸易领域,“创新发展数字贸易”,优化数据要素流通。服务贸易领域,一方面“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另一方面“建立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

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外商投资方面,重在“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其中重点关注制造业全面取消外资限制,未来可能吸引更多外资流入,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外资股东所在国的“对华贸易壁垒”形成制衡。对外投资方面,“重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在出海过程中注重产业链互补合作和升级。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整体延续党的二十大报告定调,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此外,《报告》明确还提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

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重点在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未来一方面将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为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提供了有力保障;将继续在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方面与共建国家展开深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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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多领域社会改革,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决定》其余部分内容分别为民主制度、法治体系、文化体制、保障民生、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党的领导八个方面。我们认为有以下方面需要关注:

一、本次《决定》强调“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健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工作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和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强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就是让民营企业家摒弃“靠关系”的陈旧思维模式,树立“靠本领”挣钱的理念,打造以创新驱动的民营经济生态。

二、本次《决定》进一步强调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全球舆论是保护我国外贸、外国投资稳定有序开展的重要一环。

我们认为构建国际传播体系的意义,重点在于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不负责任论”等不实国际舆论,保护我国外贸、外国投资的稳定有序开展。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也是重要对外投资国,随着我国国际经济影响力的增长、“一带一路”的发展,以及俄乌、巴以等全球地缘政治的升温,国际了解中国更为必要。

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我们认为,优化收入分配改革,需要坚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并重,更好地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为了实现收入分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更好的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所谓规范财富积累,就是要避免和杜绝财富的大幅增长和积累,增强财富分配的公平性,达到缩小财富分配差距的初衷。在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方面,客观上通过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我们预计,后续有望进一步增强市场信息透明度,完善分红激励制度,稳定资本市场财产性收入预期。同时,着重促进金融知识的普及,使得居民可以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合理有效地管理财产。

就业是民生的重中之重,我们认为,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有助于解决我国就业结构问题、助力重点群体(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从而助力我国就业形势的平稳发展。《决定》指出,要“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境,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完善促进机会公平制度机制,畅通社会流动渠道”。

在人口方面,我们认为人口数量红利正让步于人口质量红利,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将愈加关键。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传统的以劳动力数量为主的增长模式将逐渐让位于以劳动力质量为核心的增长模式。

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方面,《决定》指出,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在成本、补贴和托育服务等方面发力。如“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提高基本生育和儿童医疗公共服务水平,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是关键,从创造就业岗位、退休年龄改革、养老服务机构等方面发展银发经济。

四、房地产供需两端政策继续沿用前期基调,“市场+保障”的住房供应体系是新发展模式核心。

从供给侧来看,并未提及“三大工程”,继续维持 “市场+保障”的住房供应体系并以此作为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核心之一。预计未来各地仍将推进“一手房收储”和“以旧换新”,在助力市场弹性恢复的同时兼顾保障房目标。

从需求侧来看,预计未来一线城市限购限贷政策仍有进一步开放空间。本次决定提出“支持城乡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充分赋予各城市政府房地产市场调控自主权,因城施策,允许有关城市取消或调减住房限购政策、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

从防风险的角度来看,还将进一步“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和商品房预售制度”,前者来看,未来房企融资白名单将进一步推进。后者来看,预计未来现房销售比例将进一步提升。

本次决定同样提及“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预计房产税仍是政策储备但短期推出的概率相对有限。

五、多举措扩大保障和改善民生。

本次《决定》强调健全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机制。医疗医药是新质生产力中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的重要组成。

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安全网”。本次《决定》较二十大表述进一步强调,“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我们认为扩大社保安全网有助于提升民众生活保障水平,提振居民信心,增强社会稳定性

本次《决定》提出,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我们认为能够促进劳动力流动,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在生态环境方面,我们认为《决定》中指出的“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有助于将保护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一步统一。在自然资源方面,国土空间、自然资源资产的利用保护和资产保值增值值得关注。《决定》指出,“建立健全覆盖全域全类型、统一衔接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金麒麟分析师)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资产保值增值等责任考核监督制度”。在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方面,通过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进一步支持绿色低面发展,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是重要方向,进一步改革有助于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稳妥推进。

七、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兼顾发展与安全是二十大确立的重要政策基调,本次进一步强调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我们认为,安全主要对应产业链自主可控。一方面重视在新兴领域、卡脖子领域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国际竞争力提升,在发展科技创新的同时提高安全保障能力及层次;另一方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除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外,传统产业的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等改造升级也必不可少,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是支撑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必要基础。

本次《决定》强调“推进国家安全科技赋能”。科技对国家安全的支撑保障作用日益突出,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关键要素。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坚持统筹推进科技、太空、深海、极地、核、网络、生态、生物等重点领域的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这些领域本身都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前沿性,天然与科技创新密不可分。

本次《决定》进一步强调“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们认为“平急两用”基础设施是重要补充。

《决定》指出要强化海外利益和投资风险预警。我们认为重点在于“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体现了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公民和法人的权益保护和主权维护,在我国个人和企业“出海”背景下,有助于保障国家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

八、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我们认为重点在于通过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三个区分开来”是指: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我们认为,当下我国面临经济复苏压力,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强调“三个区分开来”,解决干部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问题,是激发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一环。

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如果特别国债、专项债等逆周期工具形成实物工作量偏慢,可能使得经济下行压力边际加大,风险偏好则较难系统性提振。

地缘政治博弈超预期。如果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可能会对国内结构调整持续深化带来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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