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西班牙儿科学会发布最新年度报告，显示2023年接收超过29.4万欧元（约合32.12万美元）的“服务”收入、21万欧元（约合22.94万美元）的“捐款”以及超过20.1万欧元（约合21.96万美元）会员费。尽管该学会自诩“高道德标准和透明度”，但并未透露捐助方、具体服务及受捐赠原因。
而根据欧洲数据新闻网络调查，这种不透明情况并不鲜见，爱尔兰、意大利、波兰、捷克、葡萄牙等国的儿科协会亦不披露行业财务关系细节。此外，在宣称信息披露高度透明的美国，企业向医疗服务提供机构支付的款项高居不下，公开披露似乎并未起到应有的遏制作用。
提升透明度事与愿违
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以开放支付平台（Open Payments platform）的形式，拥有大量关于医生财务利益冲突规模的数据。此外，美国建立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公司向医生和教学医院支付款项的联邦存储库。2010年通过的医疗改革法案要求制药公司和医疗设备制造商必须进行信息公开，并且可在名为Open Payments的网站上查询。
然而，有研究者认为，披露财务利益冲突并不能完全清朗业内环境，药企对医生决策还可能造成各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药企可能在大型学术会议上推广产品而不仅是科学交流；药企可能会选择对产品更有利的评价标准，而非最能反映患者实际受益的指标；药企雇佣第三方机构撰写和发表研究论文，进而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根据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药企向医疗服务提供商支付了127.5亿美元，高于2014年的64.9亿美元，大涨96.46%。部分增长可以归因于通货膨胀，以及从2020年开始向更多医疗专业人员（包括医师助理和执业护士）支付的额外信息。对此，有专家坦言：“提升透明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药企和医生的行为”。
利益冲突看法各异
对于是否受药企利益输送影响，欧美医生群体看法并不一致。例如，《JCO全球肿瘤学》杂志近日发布了名为“监督和跟踪下的肿瘤透明度”（ONCOTRUST-1）的调查，涵盖200名肿瘤学从业者，其中70%在中低收入国家执业。
结果发现，58.5%的调查参与者将酬金归类为需要披露的利益冲突，50%的参与者认为来自医药代表的礼物也是利益冲突，44.5%的参与者将参加会议的差旅补助当成是利益冲突。此外，37.5%的调查参与者表示，担心失去财务支持是未报告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也有75%的参与者表示，行业赞助的演讲不会影响治疗决策；60%的参与者则认为利益冲突不会损害对临床试验的客观评估。只有24%的参与者将所有列出的项目都视为利益冲突。
此外，肿瘤学领域的大部分行业付款似乎都流向了一小部分知名医生。根据2022年发表在《JCO肿瘤学实践》（JCO Oncology Practice）杂志上的研究发现，美国所有肿瘤科医生中1%的人就已占该行业37%的付款，每人每年平均收到超过10万美元。
行业协会应持续限薪
由此来看，尽管药企与医生之间的合作是必要的，但仅靠披露似乎并不足以减少患者利益受损的风险。有业内人士呼吁，行业协会应主动采取措施进一步限制行业薪酬。
南卡罗来纳大学医学中心放射肿瘤学家Nina Niu Sanford和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敦女王大学医学肿瘤学家Bishal Gyawali认为，制药公司的资金可能会以不总是显而易见的方式伤害患者，可以通过影响“权威”专家的批评性观点来主导对话。例如，一个从巨头获得付款的医生可能会公开批评其他公司药物的缺点，但不会对该巨头的药物持负面看法。
她们建议，诸如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等行业协会应遵循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的现行政策，禁止担任其领导职务的成员接受该行业的任何一般报酬。此外，临床试验的调查人员在被研究药物或产品期间不应持有该药物或产品的股份，并且讨论特定药物或产品的相关人员不应与该公司的利益冲突。
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药理学和生理学教授Adriane Fugh-Berman呼吁，禁止向医生赠送礼物。此外，他认为讲课费等类似报酬只会提高医生的声誉，医生因此还会更倾向于选择新药或大量推广的“畅销药”而非价格更低但疗效类似的其他药物。除了可能提升声望之外，药企还可能提供其他隐性福利，也会对医生决策造成影响。行业关系错综复杂，药企对医疗决策存在潜在影响，清朗医疗环境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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